名学者论研治《礼记》之方法

    ■杨阿敏

    《礼记》是西汉戴圣所编选的一部书，取材广泛，来源不一，全书编次错杂，并无完整严密的体系。初学读之，未免茫无头绪。因此，有必要了解《礼记》的性质。对此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认识基本一致。刘咸炘《治记绪论》认为《礼记》“乃孔门徒裔积世相传，述录师说之书。先师后师，递有增益，不出一手，为体不纯，故其称为《记》百三十一篇。以近时语质言之，谓之儒家丛书则明白矣”。梁启超亦以为“《礼记》为儒家者流一大丛书，内容所函颇复杂”（《礼记内容之分析》）。吕思勉则指出了《礼记》内容之来源：“然则所谓《礼记》者，其初盖礼家裒集经传以外之书之称，其后则凡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为礼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举蒙记之名矣。”（《经子解题》）

    一 分类研读法

    《礼记》取材既杂，历来研读《礼记》者，多加以分类。《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今孔疏篇目犹备载之。一种是只就《礼记》进行分类，一种是综合三礼或它书进行分类。“刘向分为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世子法、子法、丧服、祭祀、吉礼、吉事等类。吴澄撰《礼记纂言》，于《大学》《中庸》及遗经与释经之记而外，分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等类。任启运撰《礼记章句》，分为统宗、明伦、敬身、立政、五礼、论礼、论乐、通论等类。此皆专就本记分类者也。他如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主，刘宗周之以《礼记》合《家语》《四书》，皆非条理《礼记》之正法。”（李源澄《小戴礼记补注叙录》）

    刘咸炘在《治记绪论》中详细讨论了自刘向以来对《礼记》篇章进行分类的诸家之得失，他认为“既知其体例为丛书，则篇章当理”，在上述按篇分类之外，进一步讨论了打破《礼记》原有篇章，以类相从的做法，他称之为“理章”。关于理篇与理章之优劣得失，刘咸炘指出：“理者，为之次第也。理篇者始于刘向，理章者始于孙炎。专理篇，无割裂之失，而不免疏略。篇中之混杂，不能皆清。兼理章，有明晰之效，而不免繁碎，一篇之大体，反有所害。理章之本，诚便于学者之检阅，然记篇之零条凑集者，或常用意为之贯穿，可发微义。欲加裁整，难精而易失。且零条凑集，当移正者固自无多。如《坊》《表》诸篇，不理亦可。故昔人之理篇者，多于理章，亦较善于理章。”

    前人是如何理章的？《治记绪论》论述道：“曹魏时孙炎注《礼记》三十卷，始改旧本，以类相比。见唐张说《驳类礼议》，其篇次已不可考。观其卷数不同，殆有分并。后马伷、叶遵逮有删修，见元行冲《释疑》。《释疑》云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则已裁破旧篇，非如刘氏之仅以篇分类矣。唐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删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书成藏秘府。至玄宗时，命元行冲集学者撰《义疏》五十五卷，将列学官。张说驳奏，谓与先儒第乘章句隔绝，未可行用，遂罢。行冲恚而作《释疑》一篇，其篇次亦不可考矣。”清代沈元沧撰《礼记类编》三十卷亦属理章之作：“是书取《礼记》四十七篇分类排纂，先五典，次五礼，而冠以通论、广论。通论兼礼、乐。广论分敬、仁、行、学、治、政六条目。末附诸礼仪节。”（《四库全书总目》）

    对于前人理篇与理章的成果，刘咸炘以为皆有不足之处，遂以己意重新分类。一种分类是以大戴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除重二篇，加《孝经》一篇为基础，另外一种是就《礼记》重新分为五类，具体方案见《治记绪论》。钱基博撰《礼记约纂》则选取了十八篇加以分类，其序云：“得所谓通论者三，曰《礼运》《礼器》《中庸》；论学者二，曰《学记》《大学》；原乐者一，曰《乐记》；记制度者三，曰《曲礼》《内则》《王制》；记宾嘉礼者四，曰《昏义》《乡饮酒义》《射义》《投壶》；记丧礼者三，曰《檀弓》《问丧》《三年问》；记祭礼者二，《祭法》《祭义》，都十八篇，而以其杂出汉儒所记，一篇之中，错杂不伦，不得不节取为教，非敢上拟尼父之删订，以蹈戾于僭圣也。”梁启超也提出研究《礼记》当运用分类纂钞的办法：“当知《礼记》是一部乱杂的丛书，欲理清眉目，最好是分类纂钞，比较研究，略如唐魏征《类礼》、元吴澄《礼记纂言》、清江永《礼书纲目》之例。”（《读礼记法》）蔡介民在《研究礼记之方法》一文中提出的分类法则突破了传统的藩篱，依照杜威十进分类法进行，他提出可以分成如下十个方面，不过没有列出具体内容：

    （一）总部：礼之总论。

    （二）哲学：论孝、鬼神、宇宙等。（三）宗教：论礼俗等。

    （四）社会科学：论政令、制度等。（五）语言文字学：名称、方言、谚语等。

    （六）自然科：天文、月令等。

    （七）应用科学：论器物、饮食、庖治法等。

    （八）艺术：论美术、音乐等。

    （九）文学：《檀弓》《儒行》《礼运》等篇文章。

    （十）史地：论地理、史事、社会现象等。

    蔡介民的分类方法虽新，不过也可视为理章之法。主流意见是赞同分类的，其间也有反对的声音。李源澄《小戴礼记补注叙录》云：“惟专就本记分类，亦何容易。以《礼记》原非整齐划一之书，不惟合数篇为一类不尽相宜。即一篇之中，亦往往有非一义可包者，不如不分。使学者读其书而自得之之为愈也。”认为理篇与理章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没有必要去分。以上所述，主要是从研究《礼记》的层面着眼，若为普通阅读计，则分类还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惟其书繁重且干燥无味者过半，势不能以全读。”李源澄所批评的分类之弊可以暂时忽略。梁启超从“以常识或修养应用为目的而读《礼记》者”的需求出发，对《礼记》各篇加以分类：

    第一等，《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礼运》《王制》；

    第二等，《经解》《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礼器》之一部分、《祭义》之一部分；

    第三等，《曲礼》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

    第四等，其他。

    他还提示了阅读的轻重次序：“吾愿学者于第一等诸篇精读，第二、三等摘读，第四等或竟不读可也。”大圆《读礼记法》一文也是从一般阅读出发，提出分二类钞读的办法，一是全录：“如《礼运》《礼器》《学记》《乐记》《祭义》《祭统》《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三年问》《儒行》《大学》《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此二十四者，或研核一理，或研核众义，文章整齐，略可全读。”二是摘录：“就其余二十五篇中，分五类摘钞：一格言，二论说，三正名，四行仪，五制度。”结合了理篇与理章之法。

    梁启超与大圆都列出了《礼记》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阅读这些完整的篇章时，有一个重要的方法不可忽视，那就是分章法。二人列举的《大学》《中庸》朱子曾作章句，《大学章句》将全文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中庸章句》分全文为三十三章。明代黄道周《儒行集传》分为十七章。清代姜兆锡撰《礼记章义》十卷，“是书大意，谓礼记由汉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说者往往误断误连。当分章以明其义，故曰章义”（《四库全书总目》）。分章可使全篇纲举目张，眉目清晰，便于把握。因此，这一做法也得到民国学者的继承。方竑《读祭义》认为“本篇辞文繁富，义理渊邃，细读之条理脉络，秩然可寻”，将全篇分为十二节。唐文治则发表了《礼记祭义篇分章法》，分《祭义》为十四章，文章列出了各章起止，并概述了各章大义。

    二义理、考据、词章

    《四库全书总目》论治《礼记》之法时，提出“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的原则。而清代学者治《礼记》，多从事考据工作，罕言义理。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在汉学的环境中，以文学的视角研治《礼记》，更不被视为治经之正途。今日研究《礼记》固不必存此偏见，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以下分而述之。

    李源澄《小戴礼记补注叙录》：“清代经学昌明，新疏辈出。惟《礼记》一书，说经之家，罕能致力。盖清儒所持，训诂为优，《诗》《书》《仪礼》《周官》，为其所善。若《公》《谷》专明条例，《礼记》多言义理，则其术穷也。”指出考证之学在研究《礼记》上的缺陷。清儒以为必由考据方能发明经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考据的结果并不一定指向明礼之义。《礼记》多言义理，也是民国时期众多学者的共识。刘咸炘认为《礼记》为儒门大义之总，孔子以后，汉武以前，儒家大义总汇于此。因此，研究《礼记》当以义理为主。

    吕思勉论治《礼记》之法亦注重明其义：“礼源于俗，不求变俗，随时而异，随地而殊；欲举天下所行之礼，概行制定，非唯势有不能，抑亦事可不必。故治礼所贵，全在能明其义。能明其义，则礼之所无，可以义起，原不必尽备其篇章。……礼之节文，不可行于后世，而其原理则今古皆同。后世言礼之说，所以迂阔难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纷扰者，即以拘泥节文故。故今日治礼，当以言义理者为正宗；而其言节文者，则转视为注脚，为欲明其义，乃考其事耳。”（《经子解题》）礼书所载礼制在古代已不能完全通行实践，何况今日，所以固执先秦礼制实无必要，只要能探求礼之真精神，则可结合时代需求制定出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礼节。

    “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而亦未敢尽略其制。盖名物度数，不可以空谈测也。”《四库全书总目》区分汉儒与宋儒研究礼学的差异，强调的重心还是在于汉儒的考证之法。以考据之法治《礼记》，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以经作史读。通过考据，可以明了当时的社会情形：“礼源于俗，故读古礼，最可考见当时社会情形。《礼经》十七篇，皆天下之达礼，尤为可贵。如冠、昏、丧、祭之礼，可考亲族关系、宗教信仰；射、乡、朝、聘之礼，可考政治制度，外交情形是也。而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尤为切于民生日用之事。后世史家，记载亦罕，在古代则以与《礼经》相关故，钩考者众，事转易明。尤治史学者所宜究心矣。”（吕思勉《经子解题》）不过，《礼记》文本是否真实记录了历史状况也值得注意，这直接关系到考据的成果是否可靠。龚向农《礼记郑氏义疏叙例》认为《礼记》所述事实等于寓言，不同于史书的实录：

    五经传记及诸子书，凡述事实，等于寓言，藉以证礼制，明义理而已，非若作史者人皆有据，事必征实也。周秦古籍，无虑皆然，汉儒著书，尚沿此例。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年月抵牾，姓名错互，刘子玄氏屡肆诋呵。不知子政所叙，列在儒家，本非纪事之史。又先秦以往，尚无专史，学者传述古事，各记所闻，自多歧出，志古久远，考信末由。况古人叙事成文，非簿领账籍，详则累言而不繁，略则一字而非简，毁誉极情，而或过其实，抑扬任意，而故甚其词，此虽良史纪事容亦有之（《史记》《汉书》尚多此类），必铢寸以求合，反为古人所笑。《记》中述事，盖多此类。《檀弓》一篇尤后儒所疑怪，拘考证者，则辩其事不实；说义理者，又病其词之不醇，皆未知古人著述之体、文章之法者也。

    这是从事考据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梁启超在《礼记之价值》中也提醒研究者，《礼记》中的虞夏商周制度，大率皆儒家推测之辞，不可轻易认为历史事实。当然其中也有真实存在的成分。各篇所记“子曰”也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

    现存从词章角度解读《礼记》的著作，较早的为旧本题宋谢枋得撰《批点檀弓》二卷：“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矿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四库全书总目》）《檀弓》篇在明清两代，“坊选古文多录之，以为有资于八比”（《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孙濩孙《檀弓论文》二卷：“是书专论檀弓之文，故圈点旁批，以栉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复缀以总评，亦附注其文义。其凡例谓《檀弓》有益举业，凡制义中大小题格局法律无一不备。是为时文而设，非诂经之书也。”（《四库全书总目》）陈寿祺认为五经之中，《周易》《尚书》《诗经》的文字均不可学，只有《左传》《礼记》适宜词章之学。而人徒知左氏为文章鼻祖，不知《礼记》文章之美：“其旨远，其辞文；其声和以平，其气淳以固。其言礼乐丧祭也，使人孝弟之性油然而生，哀乐之感浡然而不能自已，则文辞之精也。学者沈浸于是，苟得其一端，则抒而为文，必无枝多游屈之弊。盖《礼记》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遗言，故粹美如是。某尝劝人熟读《礼记》而翫索其意味以此。”

    吕思勉在《论读经之法》中指出读经之法有数种，其中之一为“因欲研究文学，而从事于读经者”。他还论述了文学与经书之间的关系：“盖文学必资言语，而言语今古相承，不知古语，即不知后世言语之根源。故不知最古之书者，于后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经固吾国最古之书也。但文学之为物，不重在死法，而贵能领略其美。”对世人只知《左传》富有文学色彩而忽视《礼记》表示批评，高度肯定了《礼记》的文学成就。

    钱基博本以集部之学名闻天下，其研究《礼记》也不忘阐发《礼记》之文学成就，《礼记约纂叙》云：

    “博文质无底，然治此书，于文字不敢不致龂龂，其大端有三：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而圈点则取裁桐城姚鼐本者为多，以其于字文精微有深契处也。”这完全是文学家欣赏《礼记》的方法。

    三互证法

    在分类以及从义理、考据、词章的角度去研究《礼记》之外，民国学者在研究《礼记》时所用的互证法，也值得学习借鉴。所谓互证，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一是文献互证法，运用不同典籍中与《礼记》记载相同或相似的篇章进行互证。如李源澄《读明堂位校记》一文：“惟此篇自‘七年，致政成王’以前，多同《逸周书·明堂篇》，略有增损先后之异而已。以《逸周书·明堂篇》校《小戴·明堂位》，《小戴·明堂》故《逸周书·明堂》之迹，犹昭然著明。凡《小戴·明堂》有所增损者，辄失其本意，故知《小戴·明堂》，确取材于《周书·明堂》，其是否《明堂阴阳》之一篇，则未敢断言。”通过校读，发现《礼记·明堂位》存在颠倒次序、增损文句、变易文句诸多问题，也使得一些意义不明，理解失误的地方得到正解。《礼记》篇章与它书相似之处不止此篇，如《儒行》篇亦见于《孔子家语》，《哀公问》亦见于《大戴礼记》。又《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诸篇皆《仪礼》之传，当与《仪礼》合读。

    二是经义互证法。如龚权《孟子旁通礼记考》，此处节选一例：“《坊记篇》孔子曰：‘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孟子》士非谓贫章曰：‘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即辞贵不辞贱是也。辞富居贫，即辞富不辞贫是也。”仿照此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索《礼记》与其他经书在义理上的关系。通过比较《礼记》与诸经在义理上的异同，于相同之处可以见出《礼记》所述符合儒家精神，祛除一些历史上形成的成见。如《儒行》一篇，被宋儒视为非孔子之言，不符合中庸之道，全无义理。章太炎即曾举例证明《儒行》有与《论语》相合之处。其后，徐仁甫《儒行大义述》论证了“孔子子贡所称诸贤与《儒行》合”，《儒行》与《论语》《中庸》《孟子》《荀子》合，通过大量例证有力驳斥了历代对《儒行》的不实偏见。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因此，在《礼记》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新动向。蔡介民《研究礼记之方法》一文在“科学之研究”部分提出批判的研究：“所谓批判者，即对于《礼记》释礼之说，以社会学或民族学之眼光，予以合理之批判与研讨。”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了李安宅著《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分“语言”“物质文化”“知识”“宗教与仪式”“社会组织”“政治”等章。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礼记》，这一趋势在今日已经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