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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菊
一
奥地利作曲家海顿（Franz Jo⁃seph Haydn）在1795年的笔记里，记载了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在中国的一些见闻：“马戛尔尼勋爵出使中国。北京是首都，皇帝住在热河。……现任的皇帝83岁了。每个人都跪倒在他脚下。”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人，都听说过“礼仪之争”，也就知道他并未跪倒在皇帝脚下，而是单膝跪地。所以，海顿的笔记不完全准确。无论如何，有人说在1795年夏天，海顿见过马戛尔尼，这才有笔记上的那些话。后来，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The Creation）在英国出版，马戛尔尼是最早的订阅者。海顿的这部作品，其素材之一是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
马戛尔尼在1793年9月17日的日记里，对乾隆83岁生日庆典的记录是这样的：
从远处传来缓慢、庄重的音乐，沉闷的鼓声和低沉的钟声。突然所有的声音都停下来，周围鸦雀无声；接着又重新响起，中间有短暂停顿……最后，大乐队声乐和器乐声音大作，和谐无比，顷刻间整个宫殿的大臣都匍匐跪拜在这位伟大的君王面前。
这段回忆之后，马戛尔尼写下《失乐园》里的一句话：“她在层云包裹的神龛里，稍作停留。”在这一句之前，上帝说“要有光”，层云笼罩的大地，也就是引诗里的“她”，不久就会阳光普照。有人想象，当海顿剧本里的上帝唱出“要有光”时，应该会让马戛尔尼想起当年的乾隆和跪倒在地的满朝文武。
乾隆皇帝的威严与使团即将遭遇的失败并非毫无预兆。实际上早在1791年年底，英国政府就辗转收到过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彼得· 阿代奥达托（Pe⁃ter Adeodato） ——乾隆宫中的制表匠和机械师。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时候，阿代奥达托曾做过巴罗的翻译。他在信中写道：
关于派遣大使这件事，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中国皇帝不久前的80岁寿辰（1790）曾经是最好的机会，因此，我建议无论如何请推迟这件事，直到新一任皇帝即位。
原本的收信人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官员马修·雷珀（Matthew Rap⁃er），1768至1779年间，雷珀被派往中国广东，一路从货运监督长做到分部主席。他把这封信翻译成英语，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理智地考虑出使中国的计划，可惜并未得到重视。东印度公司作为出资方，不得不听命于政府，明知前景不乐观，也只能尽量防患于未然，抱最高的期望，作最坏的打算。
东印度公司为使团配备的杀手锏之一是音乐。早在17世纪的航海和探险中，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就发现了音乐的实际功用：它能促成对外贸易，而且成本低廉。这次，他们聘请英国作曲家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为使团的音乐顾问，致力于从乐器、作品、乐队和装饰等方面提升使团和英国的形象。
伯尼对中国音乐的兴趣由来已久，虽然从未亲耳听过任何中国的音乐作品，但掌握了不少二手知识。这些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关于中国音乐的手稿，还有一个是与东印度公司贸易官员雷珀的通信。钱德明1751年来到北京，在中国生活了42年，直到1793年去世。雷珀在中国工作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乐师和精通音乐的欧洲传教士，自己还学过二胡。伯尼的计划之一是成立使团乐队。这个乐队首先要满足欧洲人的品位，既能演奏室内乐，又能演奏交响乐：
一个器乐演奏家组成的乐队，6位乐手，就可以表演好的作品。从欧洲的情况看，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用来表演四重奏），再加上双簧管和巴松管（用来演奏交响乐），足以满足内行人士的需求。
除此之外，乐队还要考虑亚洲人的审美——或旋律优美，或气势磅礴：
亚洲人更喜爱管乐和打击乐，所以，如果这6位乐手，偶尔能够演奏法国号、小号、单簧管、竖琴、德国长笛，甚至横笛和定音鼓。演奏简单的曲调，可能会比艺术修养好、作品艰深的剧场乐团更受中国人欢迎。
所谓“知己知彼”，对中国音乐的风格，伯尼自然也略知一二：他们“不习惯多声部的音乐”，也欣赏不了“复调音乐的美感”。可以说，伯尼对中国音乐的了解，是从中西音乐的差异入手。这种思维饱含了大英帝国子民的优越感，给人一种将“他者”与“我们”对立起来的感觉，与英国的对外扩张出自同一种逻辑——去同化与征服，而不是去学习和了解。不久之后，马戛尔尼所率领的英国使团，也将带着同样的傲慢与偏见，从英国朴次茅斯乘船驶往中国。
二
而在此时的中国，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康熙时期西方音乐的流行已成为过去。追溯这段中西音乐交流史，或许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尤其是乾隆时期的音乐发展与外交立场。
中西音乐交流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架羽管键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入京，送给万历皇帝一台小的羽管键琴（harpsichord），利玛窦称之为“西洋雅琴”，形容它“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这台琴上，有利玛窦亲手用拉丁语刻上的两句圣经诗篇（150篇第5节和149篇第3节）。也许是为了向皇帝展示琴声之妙，利玛窦创作了八首琴曲（即《西琴曲意》），歌词用中文写成，内容有天主教的赞美诗，也有作者的人生慨叹。
明代冯时可的《蓬窗续录》对此有记载：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
利玛窦死后，这架琴逐渐无人问津，直到1640年崇祯年间，经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悉心修缮才令其重现光彩。汤若望还翻译了琴上所刻的拉丁语经文，并为之撰写了使用说明。
清朝的康熙皇帝醉心于西方科技和音乐，他在这两方面的启蒙老师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南怀仁是机械制造和天文学方面的奇才，但音乐知识和音乐造诣一般，他向康熙推荐葡萄牙人徐日昇（Tomás Pereira）作为御前音乐教师的人选。1673年，康熙派人去澳门，迎接徐日昇进京。自此，徐日昇成为康熙朝中的首席西乐师，享受了非同一般的荣华与恩宠。
从1673年入京到1708年去世的这几十年里，徐日昇在音乐方面可以说是成就斐然。当时的耶稣会教堂南堂内有两座塔，分别安装了一架管风琴和一台自鸣钟，两件装置均出自徐日昇之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盛况空前。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有记载：
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窾窍，以象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齐巧！ 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
徐日昇不仅教康熙演奏西方乐器，也教他西方的记谱法。关于后者，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记载了一件趣事：一次，康熙在宫中用羽管键琴表演了几首中国音乐，其中一首是《普庵咒》。徐在纸上写下一些音乐符号，之后对照演奏，听上去竟能一般无二。这让康熙连连称奇，随即赠送他锦绸若干匹作为奖赏。《普庵咒》是一首中国古琴曲，属于单线条的旋律（one-line melo⁃dy），很可能由于传教士的记录有误，因而有“康熙用一根手指（one fin⁃ger）演奏《普庵咒》”的传说。
徐日昇在音乐理论方面亦有建树。他参与了《律吕正义·续编》（即《协韵度曲》）的编纂，还撰文讲解西洋乐理。1936年在国立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徐日昇的音乐论文《律吕纂要》。
一同编纂《协韵度曲》的还有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德礼格（Teodori⁃co Pedrini）。德礼格1711年来到中国，作为康熙和三位皇子的宫廷音乐教师，可谓极尽荣宠。国家图书馆北堂馆藏有12首德礼格的小提琴奏鸣曲乐谱，署名为“Nepridi”，是“Pedri⁃ni”的字母异位词。德礼格1746年去世，在中国总共生活了36年里。这36年里，清王朝换了三位皇帝，西方音乐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转变。
康熙学习研究西方音乐，并非因为西方音乐更先进，而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统治。“黄钟”，代指上古时代的中国音乐，康熙认为它是数学、天文学等一切科学的根本：“今算法、律吕等韵，探究本原，皆已明晰。黄钟为最要，凡数学以及斗斛尺度，无不系乎其中也。”遗憾的是，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黄钟”已经逸失。
康熙皇帝认为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本质相通：“盖天地之元声，亘古今而莫易，联中外以大同。”因而，学习西方音乐，或许能够追溯音乐发展的源头，复兴消失的中国古乐，获取永恒的真理，以稳固当下大清的统治：
六合之内，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乐而溺于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复古乐而不屑于今，非特不知今，终亦无从复古也。
到了雍正时期，西方音乐的地位与少数民族音乐无异，被称为“侏离”，即西部蛮夷地区的音乐。再后来，乾隆皇帝即位。乾隆的兴趣不在西方音乐和音乐理论，而一味热衷于西方科技 ——乐器、钟表、建筑、喷泉，他似乎什么都想了解，但又总是八分钟热度，转眼就厌烦了。在对外政策方面，乾隆傲慢、强硬，排斥西方国家，也不信任外国人。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地位大不如前。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一书中这样说：
高宗本为排外仇敌之帝王，所以容教士在宫中者，纯为其一己之用，如修理钟表，营造圆明园，测绘舆图，制作自动机器及图绘人物；弹奏西洋乐器，亦其一也。
时移世易，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无法继续在宫中讲授、研究西方音乐，只能转而研习中国音乐，钱德明就是如此。他一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音乐，比如，他翻译了清朝李光地的音乐理论著作《古乐经传》，还撰 写了《中国古今音乐考》（Mémoires de la musique des Chinois,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的前言，钱德明讲述了初到北京时的遭遇，或可证明西方音乐的盛世不再。一次，钱德明为中国乐师演奏了几首法国音乐，聆赏者反响平平。其中一位乐师告诉钱德明的话，说明“我们”显然把西方音乐当成了与“我们”截然对立的“他者”：
你的音乐并非为中国人的耳朵所写，我们的耳朵也不为这种音乐而生……你的音乐不像中国人自己的音乐那样动听、感人，……我们的音乐从耳朵进入内心，从内心直达灵魂。人们听得懂、感受得到；……中国古代的音乐……一个人只要听过，就永远忘不了。
三
钱德明所生活的中国，正是英国使团要面对的中国，而他们似乎对此无知无觉，一心只想搭建起中西审美的桥梁，以之开启中英通商的大门。
知道乾隆对西方机械感兴趣，英国使团便投其所好，进献了一架鼓形风琴。实际上，这是伯尼的一个音乐实验，里面暗藏了英国人“师夷长技”的用心。伯尼在钱德明的书中找到一首中国歌曲《天之子》（Son of Heaven），在他的精心设计下，风琴可以自动演奏这首曲子。伯尼想，听到自己国家的音乐，中国人一定会被吸引过来，而一旦听过了这种演奏，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差距。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伯尼失望地感叹：
额外附加的声部令他们困惑不解；他们试图分解乐曲，认为在这样的音乐中无法分清哪一个是主旋律，还说这种音乐太过复杂，强调更习惯听自己国家的音乐。
使团试图利用乐队宣扬英国和英国文化。首先，乐队每晚都在圆明园举办音乐会，演奏海顿、莫扎特、巴赫等人的作品，吸引了不少清朝官员。而在通往小型音乐厅的必经之路上，使团还特意摆放了真人大小的英王和王后的照片。不但如此，使团官员也时不时参与演出，以展现英国精英阶层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生活。然而，使团的种种“深意”，非但没有提高英国人的形象，反而令人疑惑。使团成员赫特纳（John Christian Hu?ttner）反思道：“原来中国人和罗马人一样，认为音乐不应是上等人的娱乐。”
乐队为重大场合所选的曲目也同样有着弦外之音。乐队的5位成员中，4位曾在冷溪近卫步兵团（Coldstream Regiment of Foot Guards）服役，而这是英国军队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团之一。马戛尔尼的贴身男仆爱尼斯·安德逊（Ae⁃neas Anderson），在1793年9月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乐队为亮相皇宫而做的一次排练：
大使下令排练列队行进仪式，也就是我们不久之后在皇宫亮相的仪式。……整个排练过程中，乐队演奏了《约克公爵进行曲》。
《约克公爵进行曲》（Duke of York’s March）是冷溪近卫步兵团的官方曲目之一，创作者埃利（Christo⁃pher Eley）也曾是皇家东印度志愿者旅乐队（Royal East India Volun⁃teers Brigade Band）的指挥。使团成员赫尔姆斯（Samuel Holmes）记得，在进入热河避暑山庄的行进仪式上，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
先是轻龙骑兵；然后是皇家炮兵和步兵，都以很慢的速度行进；紧接着是乐队，演奏《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他们之后是使团官员；队伍的最后是机械师和仆人。
但付出不一定就有回报。所有的这些策划与设计，不但对大英帝国的形象毫无增益，也无法从中国人的耳朵直达他们的内心。伯尼不无失望地说：“在聆听了欧洲最好的作曲家最优秀的作品演绎之后，中国人似乎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清朝的庆典音乐却震惊了英国使团。1793年9月14日，赫特纳在热河接见使团的仪式上听到了“最动听”的音乐：
皇帝登上王座之后，宗教般神圣的寂静笼罩一切，从大帐篷的后方传来令人陶醉的声响，举座皆惊。甜美的音色，简单的曲调，清晰的调式，节奏缓慢的圣歌庄严地行进……
音乐声中的乾隆和宫廷令马戛尔尼印象深刻。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就这样……我看到了‘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King Solomon in All His Glory）是马戛尔尼童年时代看过的木偶剧，他继续解释说：“我用这个表达方式……因为我那时觉得它恰当地表现了人类最高级的崇高和幸福。”
1801年，75岁的伯尼回忆起当年的音乐外交，将失败归于中国人对上古音乐的崇尚。这个结论也是“二手的”，因为钱德明初到北京遭到冷遇时说过同样的话。不同的是，钱德明并未试图将两种音乐分出高下。伯尼却不肯止步于此，他进一步论证，认为上古音乐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现代音乐媲美，而后者最高级的形式是歌剧，所以中国人不懂欣赏歌剧。讽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戏剧表演遍布街头巷尾，而1793年9月18日，使团被邀请欣赏一出中国昆曲，却没人看懂。
这出戏叫作《四海升平》（Ascen⁃dant Peace in the Four Seas），是乾隆皇帝专为英国使团改编的庆典承应戏，讲的是万里之外的“英咭唎国”，因为仰慕大清，经海路数月来到中原为皇帝祝寿。这是古今未有的盛事，大清皇帝命令众星神护送庇佑，一路降服水怪，大地蒙恩，四海升平。这个大清帝国抚驭万邦的故事可谓寓意深远，但马戛尔尼只看到了热闹。他说：
有些是历史，有些是纯粹的幻想，形式有朗诵，有演唱，还有毫无乐队伴奏的朴实的念白，但是剧情丰富，有战斗、谋杀以及其他戏剧中常见的桥段。最后一幕是场面宏大的舞剧，从观众的反响来看，我认为，其创意和设计应该是一流的。就我所能看懂的部分来说，演的似乎是海洋与大地的联姻。
钱德明不仅了解中国音乐，而且了解中国皇帝，也许这两者本来就无法截然分开。1793年10月3日，他致信马戛尔尼，劝他认清清政府的态度，早日离开中国。10月4日，在发给内务部长邓达斯（Henry Dundas）的公文中，马戛尔尼转述了信件的部分内容：
钱德明神父暗示我，在中国人那里，外国使团来访不是什么大事情，也就是借隆重的节日之名前来朝贡而已。……中国无意与其他任何国家签署贸易协议。
10月7日，马戛尔尼接到朝廷的回复，通商请求被拒绝，同一天使团离开北京。10月8日到9日间，钱德明去世。
四
18世纪中期，围绕法国和意大利的“喜歌剧之争”（querelle des bouffons），艺术评论家格里姆（Friedrich Melchior Grimm）曾说过一段话，批评法国人的优越感，在这里用以形容英国使团及其音乐顾问也可算得上贴切：
每次谈到他们的音乐，法国人都对其他国家不屑一顾，我对此并非毫无察觉，而法国人有理由如此自信。然而，同样是这些法国人，当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中国音乐如何令人厌恶时，我就不得不说，他们在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一定没有考虑中国人的感受。既然他们能够在不止一个场合，至少在涉及音乐话题时，随意使用这样的权力，难道我们在面对他们时，就不能拿起同样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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