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到“我们”：主体教育的新走向

    ■严从根 杨夏

    由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建军著的《主体教育哲学》是他多年来对主体教育的研究结果，既反映了我国主体教育研究的历程，又代表了我国主体教育研究的前沿。作者以个人主体为起点，从“我”，到“你”，到“他”，到“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主体教育哲学体系。

    中国古代哲学中象征世界万物起源初始的“道生一”阶段，“道”被视为宇宙的本源和基本法则，“一”指宇宙最初的单一形态或统一状态。将其引申至教育哲学，“道生一”强调主体性的建立。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首次将主体性置于认识论的中心位置，奠定了主体存在的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和认识论强调理性主体的自主性和道德责任，进一步发展了主体性概念。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人的自由性，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海德格尔等深入探讨了个体存在的本质、自由和选择。主体性教育强调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主性。相比传统教育，主体教育具有极大进步性。

    但过度张扬主体性，将个体视为独立于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存在，逐渐走入“唯我论”怪圈，导致了“主体性的黄昏”。随着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发展，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主体性是如何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由此使主体性发展为主体间性。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否定，而是纠正了主体性的单子性，强调主体间的平等性、交互性。

    冯建军教授在书中将主体间性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种。外在主体间性的出发点是自我，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且需要公正的外在制度为保障。内在主体间性以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为基础，转向关注人内在精神的共生与交融。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主体间性都强调主体间的交往、对话、理解。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体现了从关注个体内在属性和自主性向重视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转向。但是，“内在主体间性的开放依然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完全的对称关系，即我要求你与我是相同的，我与你是对称的平等关系。”这种同一性的对称关系，忽视了主体间的差异性。

    “我与你”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也是同一性的关系。因为“我与你”是一样的，必然消解了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列维纳斯提出“他者”的概念，强调“他者”异于“我”的独特性，而且是绝对的独特性。“他者”是独特的，因此，绝对不能以“我”来要求他者，“他者异于我”，我必须回应他者，对他者负责，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同一性关系”，而是差异性关系。

    在他者性教育哲学中，教育不是追求同一性、总体性而泯灭个人差异性、独特性的“我与你”关系，而是主体在与他者共存的共生体中对他者负责任的回应。他者性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转变为一种非对称的责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爱他人就是爱自己”，通过为他人的服务、奉献，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一种不同于个人主体性的他者主体性。

    虽然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我们时时刻刻“在一起”，构成社会共同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在追求独特性与差异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公共性。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必须坚守“求同存异”原则，在寻求共同点的同时，尊重和包容每个人的差异，使社会成为包含每个人的共生体。教育通过弘扬人的主体性、倡导主体间性和培育他者性，使人与人之间在平等的交流和关爱中，走向他者，形成内在的伦理共生体，最终实现“我们”的公共性，完成从“我”到“我们”、从个人主体性到公共性的转变。

    《主体教育哲学》一书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同时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为每个阶段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主体教育方案。书中提到的他者性教育、公共性教育和类主体教育，代表着主体教育的发展方向。这些思想，不仅在教育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为时代新人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保障。

    个体是社会发展的起点，“我”“你”“他”组成的“我们”“在一起”是社会发展的终点。如何实现从“我”到“我们”，冯建军教授在《主体教育哲学》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方案。这一方案使我国的主体教育突破了西方单子式个人主体的困境，融入了中国特有的集体主义和“和合”思维，符合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要求。这为解决主体性发展的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