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毛庆蕃

    ■廖太燕

    近日，学者毛静编著的《毛庆蕃年谱长编》在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这部佳作有以下特点：一、选题新颖，学术界关于毛庆蕃的研究极少，以“毛庆蕃”为篇名搜检中国知网，至今仅收有两篇文章，更无著作刊行；二、史料详实，本书资料来源丰广，收集全面，包含各种日记和文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地方家谱以及民国报刊等；三、考证细密周详，全面展示了谱主的人生履迹、事功和文化活动等；四、观点辩证，遵循事实、态度客观，不为尊者讳，谱主的正面材料、负面材料均有铺陈。本书有助于为中国近代史及相关研究提供有效线索，拓宽从业者的研究视野。阅读年谱之前，笔者未料到毛庆蕃的人生如此精彩，拥有这么多高光时刻，有必要介绍给读者认识。

    公卿倚重的干才

    光绪六年（1880），时年35岁的毛庆蕃正式步入仕途，很快因济世之才受到显官大员的青睐，名公巨卿莫不推重，他先后得到翁同龢、陈宝箴、袁世凯、陆润庠等人的奏保。

    翁同龢在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九日日记称赞前来商议开矿事务的毛庆蕃“通才也”，此后多次记录与他论谈“极好”，并加以保荐。毛庆蕃对翁同龢也有影响力，光绪二十二年（1896）户部计划请办亩捐，已然具稿，他先致函翁氏进行规劝，之后上门力争不可，翁氏认为直谅可敬、其言甚辩，于是听从撤销不办了。

    袁世凯也是毛庆蕃的伯乐，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他奏荐毛氏，光绪皇帝着吏部带领引见。同年十一月，袁世凯奏调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毛庆蕃赴天津为户部银行总办，因为他“心思缜细，器局闳深，曾任户部司官，在北档房多年，综核之才为时推重，且夙究心经世，志气忠纯”，当此银行创办之初“若令其专力通筹，必能规划周详，考求精善”，尽管上海制造局也是要差，“惟银行之举，国家财政大计所关，开办之初，又中外官商所瞩目，近来财政纷纭，斡旋之机，首争此着，其重要情形，非寻常局所可比”，请准将他改归直隶补用。一年后，毛庆蕃奉调天津，并兼任工艺局总办。经袁世凯推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二十四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毛庆蕃，后又荐任永定河道，因功赏加二品衔

    花翎。据袁世凯的《文武各员考语清单》，毛庆蕃在官员考评方面连续两年上等，并有评语“该员品行端方，思虑周密，遇事悉心讲求，多能力持大体”。毛庆蕃也试图影响袁世凯，曾上书劝其急流勇退。清帝逊位后，毛庆蕃隐居苏州讲学。1914年，袁世凯欲聘他为参政院参政，他极力辞谢，是年《时事新报》曾加以褒扬：“前任甘肃藩司毛庆蕃光复以后，久居吴中。刻袁总统授为参政，恐渠不肯出山，特派专员到苏劝驾，并备程仪六百元，礼物十二色，亲笔信一封。惟闻毛公高卧情殷，不欲贻冯妇之讥，当将程仪璧还，礼物则领受两色云。”

    毛庆蕃以政绩回报了政坛大员的保荐，在政事、经济、军事、民生、教育等方面多有贡献。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直隶臬署法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政法专门学校。同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章程颁定，毛庆蕃担任驻津办事总董，数次谒见袁世凯筹集善款汇往红十字会赈灾，后来他以创立发起之功获颁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他还倾力督建了被称为“黄河第一桥”的兰州黄河大铁桥。

    与义宁陈氏的交谊

    毛庆蕃深得陈宝箴器重。光绪四年（1878）三月，毛氏至湘访旧，宿于陈宝箴抚署之闲园。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数次向郭嵩焘盛称毛庆蕃的才干，郭氏颇为认同，《郭嵩焘日记》有记：“陈右铭见示毛实君孝廉致伯严书，论俄事利病，与鄙人持论正同”“其积累厚矣，所学尤有根柢，亦今日不易得之人才也”“实君气概非凡，所成就必远且大”。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陈宝箴办理湘军征粮，特请刘坤一、王文韶代奏调户部员外郎毛庆蕃到天津襄办台务。七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陈宝箴密荐毛庆蕃，称他“学有本源，志存经济”，办起事来处处认真，“凡于各军饷糈，综核名实，酌剂盈虚，不使告乏。或遇数目轇轕，则必勾稽入细，体会至周，人莫能欺，亦无敢怨。至于随宜损益，以节度支，尤为仰体时艰，公忠在抱。”同年，毛庆蕃有致陈宝箴二札传世，一封谈及自己近来的行迹，对王文韶、李鸿藻、翁同龢、刘坤一等人行事的评价，以及办矿、办铁路，黄遵宪放洋等事。另一封谈及身体状况，对一些医方的认知，以及友朋们的近况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陈宝箴再荐毛庆蕃，评价他“操履谨严，性情忠笃，历官京外，忧国奉公。至于慎

    重度支、爱惜物力，莫不实事求是，不避怨嫌”。称许以他的工作能力和行事作风，定能“立尺寸之效，分宵旰之忧”。

    陈三立与毛庆蕃关系密切，他在为毛隆章所撰墓志铭中表示“尤于君犹子今甘肃布政使庆蕃为执友”，二人的来往以文事为主。光绪四年（1878）毛庆蕃入湘访旧时，众人同游山水，诗酒酬酢不断：四月，他与陈三立、廖树蘅等游岳麓山；六月底至七月初，他与陈三立、廖树蘅、郑砚孙等同游衡山十五日。陈三立记录过他们在祝融峰谈论学问一事：“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夜半闻公辗转太息声，乃披衣就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 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虑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两人因或重王阳明或重朱熹产生争执，终而相逢一笑，由此见出他们的学养和品性。

    光绪十三年（1887），陈三立致书许振祎推荐俞明震，谈及文廷式、毛庆蕃等，“文道希小留湘上，近营葬南昌，贫不可支，公能稍披拂之否？ 道希霸才横绝，与毛实君、刘镐仲、陈次亮同为乡国后起之秀，乃皆以饥驱无所就，可念也。”光绪十六年（1890），毛庆蕃与陈三立、刘孚京时相过从，陈氏所撰《刘镐仲文集序》明言推崇毛、刘二子，毛氏“笃棐整厉，用绳墨自矫”，自己对两人是“敬爱无间同”。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毛庆蕃过武汉，曾携叶玉麟与陈宝箴、陈三立、李本方等宴集于汉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陈三立北上，两晤毛庆蕃于河北保定，并有诗《四月下旬至保定越闰月二日实君布政兄燕集莲花池》等。关于彼时陈三立的心境，陈寅恪有过分析和阐述：“先祖、先君革职，归寓南昌，不久，先祖逝世，先君移居金陵，以诗歌自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以次年为慈禧七十寿辰，戊戌党人除康梁外，皆复原官，但先君始终无意仕进。未几，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是时江西巡抚吴重熹致电政府，谓素号维新之陈主政，亦以为立宪可缓办。又当时资政院初设，先君已被举为议员，亦推卸不

    就也。袁氏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庆蕃），署保定府知府罗顺循丈（正钧）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保初），依项城党直隶总督杨士骧寓天津，皆令其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先得三君誓言，决不启行。三君遂复电谓止限于旧交之晤谈，不涉他事。故先君至保定后，至天津，归途复过保定，遂南还金陵也。”（《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毛庆蕃与陈三立等在南京后湖观荷，陈有《八月十一日后湖观荷同施履卿毛实君伯韩兄弟葛虞轩刘班侯》等诗录其事。

    陈三立曾应毛庆蕃之请为其八叔毛隆章撰写过墓志铭，毛庆蕃的墓志铭也是由陈氏写就，他在记述了毛氏的家世、生平和功绩后谈及双方的情谊，“公于三立之交，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规我之过，警我之顽，诱掖我，爱护我，终始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所兄事，引为畏友，盖无以逾公云”，以及毛氏的处事之法、交友之道和为学之路，“公为人耿介特立，以绳墨自矫，严克治，内讼己过，不毫发宽假。与人交，输写悃款，反覆不厌，见有过，必直摘极规，或有片长小善，亦激赏倾倒，揄扬不容口。所学笃守程朱，不阑入他说。”（《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

    两次文化事件

    第一次是保护敦煌经卷。宣统元年（1909）八月底，敦煌经卷事起，罗振玉欲请毛庆蕃加以抢救，他致信《时务报》主编汪康年说到：“兹有一件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之后，清政府学部致电毛庆蕃，饬请保护敦煌文物。他立刻令人办理，详细考查、登记目录，并以三千金购得八千余卷解往京师。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毛庆蕃解来敦煌经卷由学部移交入藏京师图书馆，“前据陕甘总督委解敦煌经卷十八箱，业由贵馆派员取运在案。查此项写经，上年曾由陕甘总督送到原样一卷，亦应一并检送收藏，并据原解委员续行呈

    到写经二十二卷，粘片二本，相应开单片行贵馆查收可也。须至片者。右片行（粘单一件、木匣一件，内经一卷）京师图书馆。”据年谱编者考证，“上年曾由陕甘总督送到原样一卷”指毛庆蕃先行呈送样卷原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五十七》，它保持了唐代卷轴装最初形态，于2023年在国家图书馆“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中展出。

    第二次是《潘烈士投海》戏剧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乔荩臣（笔名白云词人）所编改良社会新戏《潘烈士投海》在沪公演，再传至北京、天津。这部京剧时装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华书局1960年版、阿英辑录的《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录有该剧本。故事讲述少习诗书、长通时务的顺天通州人潘宗礼见国家受外国侵略者压制日深，义愤填膺，计划出国留学，回来办学堂、开民智，但家贫亲老，有心无力。直隶永通道毛庆蕃留意人才，见他光明磊落、器宇不凡，即派纹银二百两，选他至东洋留学。潘氏在日拜访了陈天华，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彼时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陈天华为表抗议投海自杀。肝肠欲裂的潘氏被迫与众留日学生登船回国，在船上写下强国条陈和遗嘱，痛哭一阵后也投海自尽了。有人将其日记和条陈转交毛庆蕃。毛氏深感惋惜，通州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哀悼。在剧本中，毛庆蕃有一段精彩的唱词：“诸君来吊烈士魂，听下官一一说分明。烈士岂不爱性命，为了爱国竟亡身。不过要四万万人同唤醒，人人触目与惊心。叫一声智远、智英你且听，你须要记念你父亲。你父亲为求学仁川殉命，你做子女的要与他争个好名。叫一声教育会友你且听，你须把通州学务来振兴。学务蒸蒸能日进，才不负烈士的一片苦心。又叫一声小学生，你们功课要认真。又叫一块众工人，你们工业要改新。事事都要求增进，时时刻刻要念那死的烈士魂。况且国家将强盛，你不见派出洋的五大臣？ 五大臣归来好整顿，必定立宪可施行。三年五载立宪定，一番气象一番新。大家振起精神等，仿个伟大好国民。我还要现身说法与众听，第一要改革官场人。中国官场腐败甚，那知爱国与爱民。将来立宪基础定，人人都有自治能。在下须知安本分，在上要有提倡心。那才是上下同心国势振，不愧对我中国两字名。”可见，他是以一种亲民、开明、有远见、有担当的人物形象出现的。

    文坛交游

    毛庆蕃是“太谷学派”成员之一，曾拜李光炘为师，后转事李氏高足黄葆年，求道笃挚。光绪六年（1880），黄葆年北上遇到毛庆蕃，赠诗，并有引入李氏门墙之意。黄葆年的《跋刘慈民先生诗集后》谈过与江西学人的缘分，“及游京师，得交毛实君、陈伯严、刘镐仲诸贤，皆江右人也……予固想见其地脉雄厚，其山川隐秀，以生此人物也。”毛庆蕃曾为黄葆年的《唐宋文读本》作序。他与该派另一位代表刘鹗的关系非比寻常，如与梁启超、罗振玉等同和过刘诗《春郊寓目》。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毛庆蕃力劝刘鹗从学以远离祸端。刘鹗后因事流放新疆，毛庆蕃依然与他保持来往。宣统元年（1909）四月，刘鹗自迪化戍所寄书兰州并附诗，讲述获罪流放后一路的辛酸苦难，从湖北到新疆备尝寒暑极境，尽管体气素壮，但这趟行程让人骤添十余岁，除了须发未白之外，其余衰像悉见，原本以为要死于穷边了。近来，蜷曲日久，导致两腿日益麻痹，因担心得病无良医，开始研究《二十五子》《内经》《本草从新》等医书，有所心得而著成《人寿安和集》五卷。据闻最近朝廷有改元恩赦，如果执政仍是袁世凯，恐怕无望，如果是仁厚长者张之洞，当有赐还之望，摄政王也是豁达大度之人，或许真能生入玉门关。假如有幸得以释放，必当约到兰州，将《人寿安和集》面呈鉴定。他还向毛庆蕃推荐了在押解路上对自己颇多照料帮助之人。

    与毛庆蕃有过交往的文人甚多。桐城派后起之秀马其昶作有《送毛实君序》，毛庆蕃则为其《桐城耆旧传》撰序称扬其人其书，“大著叙事雅赡有法度，论赞神致渊永，往往胜绝。如通伯者，可谓有良史才矣。”姚永概的《慎宜轩日记》记录在桐城拜访过毛氏，称他“颇有文学”“自言到此有三愿：一、访桐城人物，二、愿求桐城遗书，三、愿游桐城山水，故署门联云：“山川幸慰平生愿，文献犹逢作述家。”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赞许毛庆蕃“博学能诗”，汪兆镛、乔茂萱、王邦玺、程颂万、易顺鼎等均与他有交游或诗文酬唱。

    无疑，以上仅引录部分事例，对中国近代史或毛庆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毛庆蕃年谱长编》，自会获得独属于自己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