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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
理想的学术成果、出版成果，应当是当代人承认，而后来人仍认为有用的。我从事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方向，通常说是“古籍整理与研究”。
1981年，我从滕州一中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偏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大学毕业考上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山大古籍所从事科研工作。副所长霍旭东先生和我谈话，明确让我做王绍曾先生的助手。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世纪传承
王先生是江苏江阴人，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是钱基博先生指导的，钱先生打了100分。王先生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参加张元济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商务印书馆校史处除了影印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外，还留下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73册手稿。胡适、蔡元培都很关心这部《校勘记》，建议出版，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
王绍曾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仍然从事古籍工作，1983年成为山大古籍所教授。1992年王绍曾先生应邀来到商务印书馆，接受商务总经理林尔蔚先生委托，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部庞大手稿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时借去，改革开放之初归还了133册，其余仍须清理查找。
王先生当时已八十多岁，但考虑到上世纪30年代追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同人只有他一人还在世，只能勉力接受任务，组织了山东大学十几位学者，历时八年，终于整理完成，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作为王先生的助手，一趟一趟往来于北京、济南之间，把这批手稿分批背回济南，完了又背到北京交上。我自己分工整理了《史记》等三种，我爱人程远芬承担了《三国志》等五种。手稿的字是行书，不易辨认，所以整理工作十分繁琐。
当年王绍曾先生参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时，有位同事叫赵荣长。这位赵先生后来去了中国台湾，他的夫人、孩子则留在大陆。儿子赵统，是父亲去台后出生的，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改革开放后，赵统考上南京师大函授班，学习物理学，后来当了一名中学物理教师。王绍曾先生对于故人之子多有关心。《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工作开始后，王先生致函赵统，希望他参加整理他父亲参加过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手稿整理，赵统愉快地答应了。赵统承担了大量《校勘记》的誊抄工作，把很难辨认的字抄成正楷繁体字。“子承父业”是中国的传统，可是赵统同志继承的是没有见过面的父亲的事业。赵统来济南向王先生请教整理中的问题，就在王绍曾先生的小书房放一张行军床睡觉。在《校勘记》手稿整理完成后，王先生又指导赵统同志完成了专著《南菁书院志》，逐步把他培养成为研究江阴地方文化的专家。
近年中华书局又发现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四种：《晋书》《北史》《北齐书》《周书》。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举行了一个移交仪式，邀我夫妇参加，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先生又把整理任务委托给我。我的老师王绍曾先生已于2007年去世了，我接受这个委托，感慨很多，我们的学术事业就是这样传承的，还要继续传承下去。
“备尝艰辛”的《四库存目标注》
我在山东大学古籍所工作之初，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是教育部古委会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也是中华书局委托的项目。当时还没有电脑、上网这些电子科技手段，主要办法是写卡片，排卡片，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记上，形成这样一部记载清朝人著作的书目。这项工作进行了多年，成果获得教育部一等奖。
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经常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每次去我都要去琉璃厂逛，看古书。有一次碰到一部《四库存目》线装本四册，标价80多元，比当时我的一个月工资还要高。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所以对《四库存目》很了解。“存目”就是只保存目录，而《四库全书》不收这些书。可是《存目》的书多达6793种，《四库全书》收录的才3400多种。《存目》的书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有汤显祖、袁宏道的诗文集，重要的书很多。琉璃厂摆出的这部《四库存目》有红色、黑色两种批注，注的是这些《存目》书的版本。批注者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对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未能入选的《存目》书6793种进行调查。我痛下决心，咬咬牙买下了。
我把书带回济南，买了十几个硬皮本子，和我爱人程远芬一起把《四库存目》全部抄在本子上。每部书之间留空四行，以便于把调查的成果写上。批注者应是民国人，因为他用的夹条有“开明书店”字样。他的批注量很少，所以我要接着做调查工作，最终写一部专著《四库存目标注》。
就在我开始工作不久，1992年国务院第三次古籍整理规划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在分组发言时，指出《四库存目》的书很重要，要调查收集出版一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与《四库全书》配套。另一位学术名家、上海的胡道静先生也表示赞成，并列举了《四库存目》里的重要书籍的实例。他们的发言发表于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古籍简报》上。
我在济南看到这个发言，就坐不住了，去找山东大学古籍所所长董治安先生。董先生也参加了那次古籍会议，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写一篇关于《四库存目标注》的说明，寄给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教育部古委会秘书长安平秋先生，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陕西师大黄永年先生。很快傅璇琮先生、赵守俨先生回信，予以肯定和鼓励。傅先生把我的《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发表在国务院古籍小组《古籍简报》上。
在香山会议后，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先生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计划，交到国务院古籍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把计划提交古籍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匡亚明先生予以批准，立为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北大方面推举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担任总编纂。随后傅璇琮先生向北大方面推荐了我。我对《四库存目》的6793种图书的版本、收藏处的调查，可以直接用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应邀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后来担任总编室主任，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年。在北大期间，我经常每天只睡五小时，原因是《存目》调查研究工作要提前拿出成果，供《存目丛书》使用。书在哪里？什么版本？是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前提。同时从各地图书馆复制来的古书，需要鉴别版本。这些工作都是集体完成的，我分担的工作量应该说很大。
我曾多次到季羡林先生家拜访请教。季先生住北大未名湖后湖北边的朗润园，一楼东头两户都是季先生家。东边一套是书库，里头全是书。南阳台是玻璃封起来的，季先生就在南阳台摆上书桌，作为工作室。书桌右边靠墙是个书架，上头摆一些常用的书。季先生晚饭后八点多就睡觉，大概一两点就睡醒了，起来开始研究、写作。季先生工作的阳台，前头是未名湖后湖，灯光与前头的湖水相映，远近都可以看到，人们说季先生治学勤奋，是“朗润园的第一盏灯”。吃完早饭，季先生经常参加一些会议或活动，有车来他家门口接。午饭后回家休息。下午三点左右起床，在西边那套房子的会客室（也是书房）看来自各地的报刊，这是拜访季先生的合适时间。
有一次，刘俊文先生安排我去拜访季先生，季先生知道我是滕县人，他说他的外孙媳是滕县一中考上北大的，叫李庆芝。我说那是滕县一中的名人，乒乓球能手、学习尖子。季先生听了很高兴，说：“她去挂职锻炼了。”季先生拿着《大公报》，说：“你看《大公报》了吗？上面有个重要新闻。”我说没有看。其实，香港《大公报》一般人看不到，那是人家寄赠季先生的，我在《存目丛书》编委会，什么报纸也没有。我隔三差五到北大的高校古委会去，看望安平秋先生几位，与刘玉才、顾歆艺都很熟，就拿他们办公室过期的《人民日报》回去看。
我差不多一个月回济南一趟，那时儿子才三岁。回济南之前，我把十几个硬皮本用塑料袋装好，送到古委会交给刘玉才、顾歆艺两位，告诉他们：“这是《四库存目标注》，我的命根子。”他们当我的面放进古委会铁皮柜子。等几天后回北大，再把本子取回来。
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经历了较为艰难的工作后终于出齐了。先是在北大光华楼开了一个三百人总结大会，编委会委托我作了总结发言。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季先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特别提到我。
其后我就告别了北大，回到山东大学。季羡林先生毕业于山大附中，受到山大校长、清朝状元王寿彭的赏识，送给他扇面、对联，成为季先生的终生荣耀。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先生应邀出席庆典。在庆典开幕之前，季先生在贵宾室向山大同志提到三个人：周来祥先生的美学、关德栋先生的满文、杜泽逊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在山大《文史哲》编辑部召开的季羡林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文史哲》主编，也是季先生学生的蔡德贵先生转达了季先生的话，他说季羡林先生特别表扬山东大学三个人。一时传为佳话。
我的《四库存目标注》在1997年后又经过数年努力，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八册。这部著作经历了15年时间，备尝艰辛，后来入选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持续19年的《清人著述总目》
2000年以后，国家酝酿修《清史》。我因为跟着王绍曾先生从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因而被委托承担《清人著述总目》《清史艺文志》（后改名《清史典籍志》）两个主体工程项目。我从2004年开始率领团队从事该项工作，先后抄写卡片一百三十万张。在计算机普及和数据库非常便利的今天，这也许不算什么，可是那个时候网上信息很少，无法用计算机完成，只能采用传统的笨办法写卡片。
项目开始，没有房子，我就在公共办公室，请同学见面一个一个谈工作，写样片，然后让他们拿回宿舍抄。抄好了用同样的方式交给我。我用自行车往家里带卡片，前头车筐放一大包，两边车把上各挂一包；日复一日，左邻右舍都以为我是小商小贩。一段时间后，家里堆满了卡片，床底下，阳台上，到处都是。我爱人很担心，怕压塌了房子。
2005年冬，学校给了房子，就请搬家公司把卡片搬过去。十几个同学围在一张大会议桌上，天天摆弄着卡片，无休止地去考证那些书名、卷数、作者名、籍贯、版本、生卒年代、字号等，终于完成了《清人著述总目》。这部庞大的书目记载了清朝人的著作、翻译外国著作等共22万7千种，是清朝文化事业的一大总结。经过不断修订，2023年暑假，中华书局寄来了清样。
回首2004年9月1日开工，至今已经19个年头，我们夫妇开始做这项工作时41岁，拿到清样时已60岁。先后参加过项目的有400余人，已分散四方。这份清样，是16开本40册，25000页。我们要看清样，谁来看呢？ 我提笔在白纸上写下来80人的名单，这些人大都是当年的老队员，虽然分在四面八方，但还有个微信群，叫“编辑部的故事”。我召唤他们，他们都愉快答应了。我为什么找80人呢？40册，每册600多页，假如人少了，每个人负担过大，这样80人两人一册，每人半册，负担不太大，再互相交换看一遍，也就差不多了。我又拉起一个群，在腾讯会议讲解校清样的办法，工作顺利开展起来。目前，清样已看了一半了。
《十三经注疏汇校》的“校经处”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典籍首数《十三经注疏》，再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在毛主席、周总理关怀下，已标点出版，而且又在修订。而《十三经注疏》就没有及时整理出版“通行本”。我从2012年3月带领团队开始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十三经注疏》木刻版共一万多个版面，需要校勘的版本十四五个，每个版本校三遍，按每位同学每天工作4小时算，那么假如一个人干，总共要450年才可以干完。这类项目只能集体完成。
我的汇校团队开始15人，后来增加到35人。我在项目组挂了块匾“校经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那个地方叫“校史处”。王绍曾先生参加校史处工作，而我又跟着王先生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我的治学深受张元济先生影响，所以我们模仿张元济“校史处”取名“校经处”。
经过十多年努力，《十三经注疏汇校》已经完成了《尚书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汇校》《毛诗注疏汇校》，正在从事《礼记注疏汇校》。这项事业需要较长时间完成，我的学生已有多位成熟了，后面的工作还要靠他们分工完成。一旦完成，则《十三经注疏》宋元明清时期重要版本的文字差异，就清理出来了。这些文字差异会影响我们正确理解，所以还要依靠各经的专家分析判断是非，从而整理出一套错误较少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永乐大典》的“命运”
2020年7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永乐大典》系统性征集保护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认为这项工作“正当其时”。在此之前，中宣部古籍办就《永乐大典》整理征求意见，我作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提出对《永乐大典》进行综合整理的六项建议，这个建议被吸收到《永乐大典》系统性征集保护整理出版方案。基于这个原因，中宣部在贯彻落实总书记批示精神时，把《永乐大典》存世的800余卷的综合整理工作分配给山东大学，由我主持。
这项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从全国70多所高校聘请了200余位专家，对《永乐大典》进行现代标点。由于《大典》是百科全书，除了一般文史哲内容的，还有数学、天文、中医药、佛教、道教等内容，标点工作需要有关专家合作，所以《大典》项目是一项大规模的、跨地区、跨学科的协同合作古籍工程。2023年底标点工作已初步完成，2024年与中华书局合作，进一步审定，陆续交付出版。
《永乐大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薮。举例来说，我国数学经典《九章算术》形成于汉代，它讲负数、分数、开方、勾股定理，是当时世界领先的科学著作。唐代科举考试要考《九章算术》等“算经十种”。如果一直考下去，我国科学发展当一直领先世界，可惜宋代以后就不考了。到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这部数学经典九卷只存前五卷，后四卷找不到了。好在皇宫里保存着《永乐大典》，其中大面积引用《九章算术》。戴震从《大典》中辑出《九章算术》片段，把这部书恢复了。不但如此，《九章算术》本来有图，宋以来丢失，戴震又为它补图，并加图说，所以《四库全书》本《九章算术》才是最完善的版本。乾隆皇帝对此非常重视，在戴震整理的《九章算术》前写了长长的题记，并题诗一首。一部古籍整理图书，得到皇帝专门的题记、题诗，这确是书林佳话。
另一个例子，苏轼的小儿子苏过，一直陪侍在苏轼身边。苏轼流放海南，苏过也跟着服侍。苏过著有诗集《斜川集》，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斜川集》找不到了，这是多大的遗憾！ 可是《永乐大典》大量引用了《斜川集》，四库馆臣一首一首辑出来形成《斜川集》六卷。阴差阳错，《斜川集》没有收入《四库全书》，而四库馆臣赵怀玉把它带到杭州刻版印出来了，从此人间又有了苏过《斜川集》。嘉庆年间修《全唐文》，负责人法式善又从《永乐大典》辑出《斜川集》二卷，交给他的学生、苏州府知府唐仲冕拿到苏州刻版。唐仲冕照着赵怀玉的版式刻的版，刻好了，把版送给赵怀玉。赵怀玉把自己刻的六卷，与唐仲冕刻的二卷合起来刷印，就有了八卷本。这个八卷本仅存一部在上海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把这个八卷本印出来，这部诗集就广泛流传了。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永乐大典》毁于战乱，一部分被外国人抢去。经过近百年调查，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存于海内外的总共只有800多卷。
回顾过去，《永乐大典》的命运与我国的国运紧密相关，我们今天对《永乐大典》存卷进行系统性整理出版，不仅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转化，而且对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活教材，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从1987年参加工作，我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已经37年，不分昼夜，从未休息周末和假期。我们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保存于古籍当中，无可回避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古籍没有经过整理，一般人阅读困难，这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争取时间，多整理一些古籍，是国家大事，责无旁贷。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主编；本文由胥润东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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