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谈枕边书

    能先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状况吗？

    张炯：我童年生活在福建福安县的山区农村的外祖家里，我妈妈曾肄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后因染肺结核，回农村疗养。我11岁时才发现家里的立柜中有不少藏书。有《昭明文选》和现代许多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的选集，还有《鲁宾孙漂流记》等。从这些书中我才发现有另一个比农村视野更大、更久远的大世界。12岁时我妈妈被县城的中学聘为图书馆管理员，领着我住在图书馆里。我放学便一头钻进图书馆的藏书楼，找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便躲在角落里醉心地读起来。可以说，那时我便爱上了文学。

    1948年，您才15岁就参加中共福州市城工部地下工作，历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二纵三支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十兵团、福建军区司令部干部，在部队时您的阅读是否发生变化？

    张炯：是的，那时我的阅读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家乡的初中二年级时，我因考了第一名，被同学们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引起很多学校的学生罢课游行抗议，我也愤愤不平，在同学们推拥下，也带大家上街游

    行抗议。学校当局便认为我有“异党”嫌疑，虽有老师为我辩护，我还是被开除了。因此不得不在家自学。除向一位老秀才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以提高古文水平，并了解儒家的家国观念，并知道“仁者，爱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思想。其后我到福州，考上一所教会学校的高中部。并结识了地下党的一位朋友，在他推荐下读到《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并参加了地下党福州城工部领导的地下月刊《骆驼》的编辑和秘密发行的工作，很快便被吸收入党，让我参与发动学生运动。我的阅读完全转向了政治，关心时局。后来参加武装斗争和正式部队，因为打仗，自然没有可能阅读。到兵团兼省军区司令部工作后，机关里就设有图书馆，我自然更多读到毛主席的著作，还读了中央编辑的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还读过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但从图书馆我借阅了许多苏联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写的文学著作，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毁灭》和丁玲、赵

    树理、孙犁、刘白羽等作家的著作，也读过现代作家的一些著作，如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应当说，这时期给我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加深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修养。

    您的阅读兴趣很广泛吗？ 有什么偏好没有？

    张炯：在那时的阅读中，我对理论书比较下功夫，而在文学书籍中，我比较喜欢读小说，几乎不怎么读诗歌。

    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有名师指点您读书吗？ 有没有人给您列出必读书单？

    张炯：那时，五年间共有35门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础、文学理论、普通语言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学、汉语史、中国文学史（从先秦到现代）、民间文学、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中国哲学史、逻辑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俄语、英语等等。中国文学史由游国恩、林庚、冯仲芸、季镇淮、王瑶、严家炎等分段讲授，他们都指定要我们阅读的作品。游国恩先生甚至指定我们对《诗经》中的七十五首作品和屈原的《离骚》必须会背诵。杨晦老师讲《中国艺术发展史》，光“九鼎”便讲了一个学期。有次，我到他家请教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他便对我个人讲了两个小时，真是诲人不倦！ 使我非常感激！ 东方文学史是季羡林先生教的，中国哲学史是任继愈先生教的。还有选修课请不同观点的两位老师各讲各的，如美学由朱光潜、蔡仪分别讲，《红楼梦》由何其芳、吴组缃分别讲。让同学们自己思考。对此我正在写的《文坛师友录》中有详细的记述。

    您是从什么时候确立了做文学评论的方向和目标？

    张炯：我本来想当作家，在大学时曾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还与同学合作写过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雷声》，在《电影创作》上发表过。可是大学毕业时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因为毕业前我们年级三个文学班的同学曾集体撰写过《中国文学史》的两卷本和四卷本，后者被教育部颁为高校教材，我因被推为这两套书的编委和副主编，所以跟十位同学一起被文学所挑中了。学校毕业那时，大家填写的第一志愿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然只能听从组织分配。到了文学所，先分到文学理论组，在蔡仪先生领导下参加撰写《文学概论》，1963年文学所成立当代文学组，曾让我去这个组，但蔡先生不同意，我也不想去。不久便随何其芳所长到安徽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一年后又被留下巩固“四清”成果，兼任农村公社的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其后又让我领一个工作组到通县农村调研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还让我担任副队长，协助队长蔡仪先生领个工作队到北京门头沟农村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召回。十年中，文学所的研究工作完全停顿。粉碎“四人帮”后，没有几天，我又被借调到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编辑部担任文化组负责人，处理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战线的稿件，主要工作就是约稿、改稿和写稿。其间，我自己业余也写过几篇文学评论和报告文学，直到1979年1月才回文学所，让我担任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从此，我除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本的撰写工作，还写了其他一些著作和文学评论。上世纪90年代，让我主持文学所的领导工作，1996年我被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至2006年才卸职，但仍主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我在兼顾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史如《中华文学通史》10卷等方面著作的同时，自然仍必须兼顾文学评论重大项目和个人的评论写作，2000年后又受命扩及文化调研和这方面的写作。还被推荐兼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达三年。作为共产党员，自然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所以我只好基本放弃自己向往的文学创作。

    9月24日，中国社科院召开了

    关于您的著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您评价很高。回顾您几十年的文艺著作和创作，能否谈谈阅读对您带来的影响？ 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张炯：改变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它成为我的理想追求和工作目标，指引了我最重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虽然传统的儒家民主思想和西方思想家的人本思想对我也有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成为我工作和写作的指南，追求实事求是。

    您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载《文艺报》2009年5月23日）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能否结合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研究或读书方法？ 比如您一般是如何选择评论对象的？ 确定图书后，您大概要读几遍才决定写文章？

    张炯：这篇文章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让我给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做的学习报告，全文两万三千字，《文艺报》和《新华月报》只刊登了摘要一万三千字。全文后来被《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刊载了。这是我从事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西文论，并结合我近三十年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阅读的一些心得和思考。我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文学评论，当然都基于首先要阅读作家的作品。但作品多如牛毛，无法都读，那时文学所的领导陈荒煤先生教我只抓两头：一是社会上已有好评的作品，二是社会上已有批判的。这两类作品必须读。当然，我自己浏览报刊和新出版的作品，也要读一些。要写文章评论时，会多读两三遍。

    您认为自己的阅读可以分为哪几类？

    张炯：我从上高中时，便每天都要抽时间读报，以了解世界和国内的大势。这一习惯一直保存到今。而读书除了理论书包括哲学书和作家作品外，我还喜欢历史书，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

    鉴》，还有清代的著作《纲鉴易知录》等，甚至如《东周列国志》等记述历朝演义的小说我也读。在部队工作时，我还自学俄文，读了《联共党史》。我刚到文学所工作时，所里让我们年青同志填写一份已读的书的单子，我填写了600多种。后来何其芳所长给我们开了三百多部必读书的名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世界文学名著。文艺理论的书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我国古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西方近现代文论中黑格尔的《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让·萨特的存在主义著作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的著作等，我也抽空读了一些。

    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张炯：被我引用过的书，多属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自然读过多遍，邓小平、习近平论文艺的著作也读过不止一遍。现代作家中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的著作也多次读过。我国古典文论《文心雕龙》也是。难以一一列举。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张炯：年近九旬时，我觉得自己已难于继续做研究工作，所以将一辈子的藏书计三万册无偿捐献给家乡的文学馆，希望能为家乡宁德地区的文化发展做点贡献。目前只留下自己最常用的百多本书和别人新赠我的书，还有一套我自己的著作了。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您想见到谁？

    张炯：想见的很多，但我已好多年不参加社会活动，因我年迈行动不便，多半时间都住南方的养老院，闭门写点自己能够写的书。除了一些老友尚有往来，中国作家协会每年的新年聚会，我也多年未能参加。这次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关于我的著作研讨会，见到文学界的这么多老朋友老同志，我实在十分高兴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