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十二年

    ■王玮

    今年是《中华读书报》创刊30周年。十年前，《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时，策划了《二十年》特刊以资纪念。当时，我曾约中华读书报的首任总编辑梁刚建和第二任总编辑庄建撰文述往。这一次，读书报编辑部约我写篇文章，我很心动。

    谈什么呢？

    2012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华读书报组织评选“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十大读书人物”。2016年7月，108岁的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入选在包头举办的第26届全国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在这之前的5月18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杨敬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百年情缘》。杨先生以澹泊宁静之文笔，述几十年人生磨难跌宕，意境超然，非大智者不能为。我在审编这篇文章的时候，感佩之余，另有一个念头深植心中，那就是出版社一定要善待自己的作者。我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也交流过对这篇文章的印象，当时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珍惜自己的传统，善待作者。

    办报也好，做出版也好，都是内容为王的行业，都要善待自己的作者、善待自己的读者。我2008年6月25日到中华读书报任总编辑，2020年7月28日签下了最后一块版面，一共12年。这期间，蒙许多作者惠赐雄文，从而让自己的报人生涯有了几分自豪。所以这次便以《读书报十二年》为题，谈一谈在《中华读书报》文章、版面的背后，我们与作者和读者的交往，以此记录一段历史，并表达自己的敬意和谢意。

    杨敬年先生逝于2016年9月4日，《中华读书报》刊发的《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百年情缘》当是先生最后的文字。这篇文章是商务印书馆的张稷女士提供给我的。她说，像与杨敬年先生交往这样的做法，商务印书馆还有很多。我当时表示，有机会要去商务印书馆采访一下，好好写一篇文章，谈谈善待作者这个话题。不过，我食言了。今天，也是借此向商务印书馆表示一份钦佩。

    一、谢维和与“清风雅集”

    2013年、2014年，两年时间，中华读书报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了7期高水平的学术书评活动，活动名为“清风雅集”。在我看来，这是学界与媒体合作，追求高质量学术书评的一次有声有色的尝试、一个卓有成效的进展。

    “清风雅集”学术书评的创办者和推动者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

    谢校长创办“清风雅集”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国内学术评价和书评的不良状况。中国的学术著作数量惊人，但却缺少健康、公正而权威的讨论平台和评价机制，特别是缺少严肃的书评，这不利于学术创新和学者的发展。在西方学术界，很多知名学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投身于书评写作，书评在学术刊物中所占的分量也很重，这与国内学界的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谢校长想创办一个高水平的书评品牌，以树立严肃学术书评的标杆。谢校长选择中华读书报作为合作方，无疑是我们的荣耀。

    2012年岁末，老朋友、时任《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的仲伟民跟我联系，谈到谢校长的想法。这个消息对我不啻喜从天降。对于“清风雅集”的运作，谢校长有非常成熟的思路。在谢校长的办公室，我和伟民兄听了他的构想，很佩服。简单说，“清风雅集”书评，一是好书，二是批评，三是名家卓见。

    从2013年3月到2014年12月，“清风雅集”共举办了7次图书会评，地点在清华大学。我和谢校长、伟民兄每次均参加。

    第一次书评会2013年3月28日举行，所评图书为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主评人为汪晖、杨念群、商传。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还有陈来、黄兴涛、高王凌、周绚隆、倪玉平、苏峻、罗钢、谢思炜、张绪山、戚学民等。《中华读书报》在2013年4月3日刊出《清华凯风评论要“为书评界带来一缕清风”》报道，在2013年4月10日刊出杨念群的《“二元礼”践行困境的历史根源》、陈来的《二元礼、苦行礼的概念成立吗》、商传的《从明代历史看〈儒林外史〉》三篇书评。

    第二次书评会2013年4月22日举行，所评图书为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主评人为章百家、程中原、王海光。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还有陶文钊、李薇、张爱茹、李红喜、田卫平、耿化敏、唐少杰、张小劲、景跃进等。书的作者傅高义也到场与中国学者交流。《中华读书报》在2013年4月24日刊出《傅高义直面中国学者对〈邓小平时代〉批评》报道。

    第三次书评会2013年6月20日举行，所评图书为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主评人为何建坤、贾根良。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还有孟捷、刘兵、张红、吴金希、龙登高、高淑娟、宁向东、管汉晖、李纲、高宇宁、鄢一龙等。《中华读书报》在2013年7月3日刊出《学界争论中国可否寄望“第三次工业革命”》报道，在2013年7月31日刊出贾根良的《里夫金的著作对中国的意义和误导》、何建坤的《挑战与机遇》、刘兵的《虚幻的希望》三篇书评，并以“寄望于可控热核聚变”“不要把这本书太当回事”“技术进步服从于经济规律”“德国的实验难言成功”为题，分别刊出了李纲、吴金希、管汉晖、宁向东四位学者的评论。

    第四次书评会2013年10月29日举行，所评图书为史正富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作者史正富与会。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有卢周来、崔之远、朱天飚、孟捷、史朝、宋磊、景跃进、张小劲、雷家骕、聂鑫、鄢一龙、陈斌等。《中华读书报》在2013年10月30日刊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原因何在、能否持续》报道，在2013年11月20日刊出卢周来的《“中国例外”还是“普适规律”》、朱天飚的《正常还是超常？ 经济还是政治？》、刘昶的《从历史角度看竞争性地方政府》三篇书评。

    第五次书评会2014年3月19日举行，所评图书为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该书的译者陈卫和与会。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有邵大箴、刘曦林、肖鹰、张敢、马赛、陈池瑜、王洪伟、陶小军等。《中华读书报》在2014年4月2日刊出《学者聚焦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评价问题》报道，在2014年4月23日刊出刘曦林的《两种伟大传统的相遇》、肖鹰的《偏见的洞见》、陈池瑜的《中国艺术的全景图》三篇书评。

    第六次书评会2014年4月17日举行，所评图书为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有夏明方、刘北成、张绪山、刘光临、龙登高、鄢一龙、姜朋、徐浩等。《中华读书报》在2014年4月23日刊出《现代性诞生于中世纪的英国？》报道，在2014年11月26日刊出徐浩的《中世纪西欧与现代社会的起源》、张绪山的《何为现代性》、刘北成的《英国，现代性的理想样板？》、鄢一龙的《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等书评。

    第七次书评会2014年10月16日举行，所评图书为韩立新的《〈巴黎手稿〉研究》，主评人为吴晓明、侯才。参会并发表评论的专家学者还有仰海峰、臧峰宇、王代月、黄志军、刘敬东、王峰明、蔡文鹏、唐文明、夏莹、刘新刚、陈浩等。需要说一下的是，陈来教授听说了这次书评会，他很感兴趣，特地赶到会评现场参加。《中华读书报》在2014年10月22日刊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吗》报道，在2014年12月10日刊出吴晓明的《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吗？》、侯才的《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研究的新拓展》两篇书评。

    “清风雅集”的主要工作都是清华大学做的，主角是谢维和先生和仲伟民兄。中华读书报可算是坐享诸多好文。至于我，就更轻松了，因为所有的报道和文章编辑都是由我的同事王洪波完成的。记录这些是因为创建高水平的书评品牌是学界、报界、出版界、读书人长久以来的愿望与追求，“清风雅集”是我们为这个目标做出的努力。

    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谢维和先生题词“贵食母”为贺。在今天中华读书报纪念创刊30周年的时刻，再一次感谢谢维和先生。

    二、一张照片与《国学》版

    今年2月12日，春节长假中，中华书局的陈虎在他的头条号上发出一张照片，还配了一句感叹：这张照片一晃过去十五年了。我的一位同学看到后转发给了我。照片入眼，顿起感慨。我一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张留影，但照片所记录的事情15年后我依然历历在目。照片是2009年1月8日拍摄的，在周有光先生的书房，我和周先生，还有陈虎兄的合影。那次一起去拜访周先生的，还有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赵丽明教授和她的学生。我拜访周先生是想请他为《中华读书报》新创的《国学》版题词。

    时年104岁的周有光先生睿智、平易、随和，他当场给我们题写了寄语。2009年伊始，《中华读书报》的版面做了较大改变。改版后的第一份《中华读书报》是1月14日出版的，周先生的题词刊登在这期推出的《国学》版创刊号上。除题词外，我们约请了周有光、纪宝成、李学勤、傅璇琮、袁行霈五位先生为《国学》版创刊撰文。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撰写的。为了请他出手，我极尽鼓吹。我说：“哥们，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梁枢兄还是很帮忙，费了几番心思，写得很精彩。

    拜访周有光先生这一天，特别要记述的还有两个细节。一是先生住三楼，我们走时，先生坚持要送我们到一楼；二是先生对我说，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不做太高的估断，他更认同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当时我没有跟先生说，其实我也是这种立场，起码在2009年，我们开设《国学》版时，我所受的教育、我当时的认知还是“反传统”的。

    《国学》版的主编是红娟，《中华读书报》创刊即在的一位出色的记者，美女。我对她说，虽然我的立场是“反传统”的，但是既然办《国学》版，这个版的立场必须站在“国学”一边。

    《国学》版是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办的，得到了黄朴民教授、梁涛教授诸多帮助。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遇疑难，也多次向两位先生请教。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和红娟到余敦康先生家中，听余敦康、姜广辉、梁涛三位先生对话儒家经学，眼界大开。这次对话以《儒家经学的历史作用——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为题，刊登在《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4日的《国学》版上。之所以强调这次对话，于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深层次接触和体会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高校的国学院陆续成立，我也有幸与诸多先生结识、合作。这其中，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先生、刘东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学典先生，还有山西大学国学院刘毓庆先生，他们都给予了《国学》版，给予了《中华读书报》极大的帮助。对于读书报来说，关于国学、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不只限于《国学》一版，许多版面都编发了这方面好文力作。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人文学界、当代思想界极为波澜壮阔的一幕，这一进程对于未来中国定有深远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办报、获得新知的过程中，我自己看待传统文化价值的立场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读大学时、年轻时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不屑，现在看来还是肤浅了。一年前，曾见萧功秦先生谈他的文化立场：“在尊重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融入世界文明潮流。”颇有共鸣。从当年念兹在兹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到今天“在尊重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融入世界文明潮流”，此中变化，足堪体会。

    三、光明传统与思想文化大报追求

    媒体是有价值观的，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中华读书报》的精神资源，来自于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办报理念。其所秉持的文化建设的责任与担当，与光明日报75年始终不渝关注中国思想文化进步的精神一脉相承。

    2013年，光明日报曾办过一次高级研修班。学员为光明日报各部门主任、记者站站长、直属报刊社的社长总编辑。研修班一周时间，前半程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半程赴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学习。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结束时，有一个结业仪式，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到场致辞。春林谈到作为一张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选取好稿的标准。他说，他比较认同桐城派的文学主张，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中间茶歇休息时，一起在楼道抽烟。我对春林说：“你提到的义理、考据、辞章这个标准，我们读书报比较符合。”春林兄说：“我个人认为，光明日报的传统，有一半在《中华读书报》。”春林兄的这句话于《中华读书报》有点高抬了，不过，他这样说我亦可会心。因为光明日报一直有书评的传统，而《中华读书报》可以说是光明日报读书这一版块的延伸和拓展。在这条道路上，春林兄的身影远在我和《中华读书报》的前面。1986年时，他便建议创办图书评论版并获批准，从而光明日报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设书评版块的报纸。《图书评论》是双周刊，每期半个版，与《法制》版同时刊出。现在看来好像寻常，但当时的报纸每天只有4个版，号称“寸土寸金”，能固定开设书评版面还是很有眼光和魄力的。后来，光明日报1991年开设了《读书与出版》周刊，春林兄任《读书与出版》主编。到了1999年，光明日报推出了规模更大的《书评周刊》。如今，光明报系读书一脉蔚为大观。这整个过程，春林兄是重要的当事人。

    对于自己的工作，中华读书报的编辑曾对我有过最朴实的表述：“虽然很难做到，但我们希望好书不漏过。”这份追求最典型体现在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和“月度好书榜”推荐上。我知道编辑部为这些书单付出的努力，我更希望中华读书报通过自己的报道、荐书、评论能够记录中国人文学界曾经达到的高度、曾经走到的前沿。说到这里，我要感谢王学典先生和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社。从2014年开始，中华读书报与《文史哲》杂志联合，每年一度评选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这项评选的主要工作是由王学典教授和《文史哲》编辑部完成的。从征集热点条目，到筛选、评审、认定以至最后评点，《文史哲》编辑部和学典兄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如同清华大学“清风雅集”选择中华读书报一样，《文史哲》选择中华读书报作为合作方，这也是我们的荣耀。

    王学典教授为《中华读书报》写过许多出色的文章。以我们办报的眼光看，他的文章可以说是篇篇精彩。我曾经对他说，如果不当教授的话，你可以当总编辑。在我为中华读书报工作的十二年里，他给我们的很多文章都有背后的故事可讲。在这里我想提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我向他约稿，请他帮忙的。

    《答基辛格问》，刊发于2013年4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当时，基辛格的《论中国》刚刚在国内出版，很受读者关注。基辛格在书的开篇就宣称，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基辛格已是西方人里的“中国通”了，但他书中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很模糊、似是而非。中华读书报记者韩晓东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采访时，听到总署领导谈到了基辛格的说法，也谈到了能否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等等。晓东跟我交流这个信息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因为很多国人对此也不甚清楚。《答基辛格问》这个题目是我起的，说实话这题目有点张扬，但是很醒目。我们选择王学典教授撰写此文，力图说清“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中国文化”是怎么来的。这篇文章，学典兄付出了两个月的艰辛。

    《启蒙的悖论：庞朴与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刊发于2014年8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这一年8月，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办，在中华读书报承办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十大读书人物”评选中，庞朴先生当选“致敬读书人物”。我们要在书博会现场安排一场专题讲座，也是找到了学典兄帮忙。最终，学典兄以“庞朴与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为题在贵阳孔学堂为现场数百听众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农耕与工商：“鲁颂”“齐风”沐浴中的文化圣地》，刊发于2009年4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此文为《中华读书报》“书博会特刊”而作。这一年的第19届全国书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欲谈山东文化，而且还要不同凡响，我一下就想到了学典兄。约稿时，学典兄正发烧，他抱病为我们赶写了这篇文章。书博会往往在各地轮流举办，每一年《中华读书报》都会推出特刊。学典兄的这篇文章成了后来组稿的样板文章。

    一张报纸的水平、高度是由它的优秀文章奠定的。《中华读书报》的各版编辑均是资深编辑，对于自己的版面有清晰执着的精神追求。我那时的关注点，主要在重点文章方面。每期报纸付印时，若找不到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够格放在一版醒目位置导读，我心里会忐忑不安。还好，《中华读书报》的“家园”“瞭望”“书评周刊”“业界”“思想”“国学”“人物”“国际”等版面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佳作能让我安心睡觉。为我们这些版面赐稿的作者功莫大焉。

    2017年，《资本论》发表150周年，编辑部欲组织一篇重点文章。王洪波约宫敬才先生撰稿。这篇刊发于2017年7月5日《中华读书报》的长文《追寻“学术马克思”——纪念〈资本论〉发表150周年》，宫先生费时三个多月，“真是累坏了！”后来有一次跟宫先生相聚，言及此事，我只能敬酒以谢。

    我在读书报工作期间，重点策划的系列文章有2009年“回望五四”系列文章、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文章，还有“怎样读经典”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有我约的，更多是编辑部同仁约的。许多文章我在出报后仍反复读过。感谢为我们撰稿的名家学者，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照亮了《中华读书报》的版面。

    四、张小弟与中央特科的研究

    一般说来，报纸的文章要短。不过，对《中华读书报》这种以思想人文为主的报纸，情况有所不同。我约稿时，很多作者问我可以写多少字，我说只要有新意、内容充实、学术含量高，文章字数可以放宽。从办报实际看，《中华读书报》有影响力、有水平的文章，多是长文。中华读书报的编辑也有同好。2009年报纸版面调整时，新设了文化周刊，其中的“思想”版是赵晋华跟我提议的。她本来是“人物”版的主编，我问她何以想换到“思想”版，她说想刊发一些名家学者比较长的文章。在我担任中华读书报总编辑的12年里，单期报纸我们刊发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是《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这篇文章用了3个版的篇幅，见报日期是2011年6月29日。这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组织的特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是2011年媒体的重要工作。有一次光明日报编委扩大会专门听取各部门各单位“七一”宣传报道的选题和版面安排。轮到中华读书报发言的时候，一般都是最后时刻了。我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特稿，很长，要用三个版的版面，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虽然很长，但是肯定好看。”我意气风发，大吹大擂，编委会领导们倒也不以为忤，只是笑言“还保密呀？”光明日报每天都有评报会，对当日的《光明日报》评头论足。因为我放了大话，结果6月29日那天，《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刊出，评报的同志还特地论及《中华读书报》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人：张晓、胡泊，其中胡泊是实名，张晓是笔名。这个“张晓”还写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来过中华读书报的“苏联孩子”小谢廖沙》，刊发在2014年7月9日的《二十年》特刊上。另一篇题为《英雄记忆：文学塑造和历史记录——〈北平无战事〉与〈在历史的棋局中〉》，刊发在2014年11月12日的《中华读书报》。此外，在2011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刊出另外一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特稿《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作者王清波，也是笔名。这个以笔名给我们写作的作者“张晓”“王清波”，其实是一个人：张小弟。

    张小弟曾是光明日报记者，我的同事。后来他接受了项南同志的嘱托，研究整理项南同志父亲项与年生平事迹，由此进入党史研究领域的中央特科研究，迅即沉浸其中，几十年深耕至今。我与小弟，素来交好，常听他谈特科研究的新发现，心旌摇曳。我一直建议他将研究成果出版，他则因有些关节尚未清晰，追求尽善尽美。小弟的特科研究，有一个核心人物叫刘仲华。有一次，小弟到刘仲华山西故乡寻访，获知刘仲华的女儿嫁给了光明日报编辑。后来，我和小弟猜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光明日报编辑”是哪位同事。光明日报人事部的同事也想不出来是谁。直到有一天，《书摘》杂志的副主编谢超美找我，原来刘仲华的后人找到她，说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了写刘仲华的文章，他们想找文章作者。这一下，我恍然明白，我们一直苦苦寻找不得的，原来是“老乔”。

    “老乔”者，乔福山也，曾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是《书摘》杂志的首任主编。称“老乔”非是对长者不敬，而是当时光明日报“风俗”使然。我1983年入职光明日报社，那时，光明日报自总编辑而下，大家都是直呼姓名或者老张、老李等。几十年过去，生活变迁，流俗百变。不过，光明日报的“老人”忆起当年的氛围还是很享受。光明日报的这份传统中华读书报这里还在延续，读书报同事之间一直是直呼其名，对于长者则以老师称之。

    老乔是《书摘》杂志第一任主编，第二任主编是李春林，第三任主编是鲍晓娜，第四任主编是彭程。我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曾任职《书摘》，是老乔之后的第五任主编。当然，我和老乔的缘分不只这些。他是前辈，他在文艺部时我也曾向他请教。老乔的子女乔卫、刘乔和张小弟因《中华读书报》的文章相遇了，他们彼此都获得了更多关于刘仲华的信息。乔卫曾任中国侨联副主席，刘乔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2022年，他们为外公出版过一本传记《忠诚无愧：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刘仲华事迹中那些幽深隐秘处的内容没有过多涉及。这些内容目前还在张小弟的肚子里。

    关于张小弟的中央特科的研究，祝福他早日解决疑难，完成出版。他在《中华读书报》刊发的几篇文章，只是他庞大研究和写作计划的一鳞半爪。不过，在我极力鼓动下展露出来的点滴鳞爪，倒也不乏金石之声。除了刘仲华的后人找上读书报，还有几缕回响值得一记。

    翻译家、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先生特意给我写信，说《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一文中提到的那个神秘的俄文字符，是一个俄国非常流行的名字“谢廖沙”。从笔迹看应该是一个初学俄语，语法和字母都不熟悉的孩子所写，因此拼写有误。他希望这能有助于作者的研究。我把信转给了小弟。后来小弟几番对我说，非常感谢刘麟老先生。正是他的提示，让小弟思路一新，就此深研，最后找到了9条证据，终能确认“小谢廖沙”正是1936年在上海的中央特科送至苏联的毛岸英。

    卢志英是山东昌邑人。《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刊发后，有一天，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找我，原来昌邑县委宣传部的同志看到文章后托他打听作者信息，想与作者联系。

    《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一文中提到的武胡景，是河南孟州人。他的后人武建国先生读到文章后，从河南来京，专程到光明日报社，跟我见面，与作者联系。

    《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一文中提到的任应岐，是河南鲁山人。他的后人读到文章后也联系上了张小弟。2021年7月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任应岐为烈士。

    家有巴西木，干粗叶茂，略似人高。养了一年多，养死了，房间向阳处太少。《书摘》同事关京生，精于花木。取来给他看，小关从枯死的树干上掰下一片叶子，尚绿。将此叶浸泡于一盘水中，小关说：“看看能不能发芽。”一月后，叶子根部有小芽生。又一月，我到中华读书报任总编辑。再一月，小关端着花盆送到我读书报的办公室。小芽已成株，高寸许。

    我的办公室，正面向阳，大窗通明。我于养花不用心，平时弹烟灰、倒剩茶时会注意到那个花盆。不意那寸许小株，自己生长，不断向上。12年间，眼见它成树干、分枝叶，依稀还是与肩齐，不经意间却已触房顶了。昔时枯灭，今日扶摇，无它，有阳光处有生机。

    中华读书报有一支很出色的采编队伍，这是梁刚建、庄建带出来的，我是乘凉的。经常会有出版界、学界和文艺界的朋友们跟我提到王小琪、吴祝蓉、红娟、王洪波、陈香、舒晋瑜、赵晋华、韩晓东、康慨、魏琦、张隽、丁杨、陈菁霞等，对我们的编辑记者多有夸赞。也有朋友跟我感叹：“你这个活太好干了，手下都是一帮高手。”诚然如此。

    2020年7月28日晚上，我在《中华读书报》大样上最后一次签字付印。当所有的版都签完后，我在读书报的微信工作群里表示“我的笔要收起来了”，跟大家告别。读书报同仁在留言中给了我极高殊荣，他们的溢美之词让我这个很不谦虚的人都不好意思了。魏琦兄的一段话尤其让我感动。他本来有事，委托同事代为付印，后来又赶到了报社。魏琦兄说，他要站在我的面前，亲眼看我签付这天的版面。

    离开读书报，我带走了几张报纸大样。那分别是我们送审时，苟天林总编辑、胡占凡总编辑、何东平总编辑做了批示返回到我手中的。点滴评点，于我都是莫大鼓励。这其中何东平的一份批示别具意味。2014年7月8日，在7月9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送审大样上，东平兄写道：

    王玮兄：祝贺中华读书报生日。何东平

    12年间，分管过我的光明日报编委会领导有薛昌词、刘伟、沈卫星、陆先高。从我这边看，我们合作愉快。从他们那边看，肯定担了不少心思，多了些许白发。感谢他们的包容和支持。

    这次谈的主要是中华读书报和出版界学术界文学界作者、读者的一些交往，还有光明日报社内的往事。在这之外，读书报还有不少其他的故事。应该说，那些故事同样精彩，或者说更吸引人。或许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讲出那些故事。好吧，就以这份念想来期待《中华读书报》创刊40周年、50周年……

    万物有盛衰，愿读书长在，文化不绝。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