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读书报》结缘20年

    ■王学典

    笔者做编辑有年，也时时执笔为文，故常常思考一个问题：编者和作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有幸同时具备两种身份的人，笔者认为，这两种人是一种相互信任关系。每个作者都对自己的心血之作十分珍视，都希望他人像自己一样珍视自己的文章，不愿意明珠暗投是共同的心理，所以，一般说来，人们是不愿意将自己的心血之作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去处理的。笔者在2000年前后一段时间，有相当一批文章不是刊登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就是发表在《东岳论丛》上，为什么呢？ 前者的主编是武卫华兄，后者的副主编是翁惠明兄，都是非常熟的朋友。以致期刊界的老友仲伟民兄给我开玩笑说，“你现在快成了山东的地方学者了”。笔者感觉自己最近这一段已进一步沦为“济南的地方学者”了，为什么呢？ 因为武卫华、翁惠明最近正在联手主办《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笔者近年有好几篇文章几乎全登在这家杂志上。而《中华读书报》（以下简称“读书报”）则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仅有的例外。笔者和读书报可以说是源不甚深而流却很长。为何这样说呢？ 创办于1994年的读书报，直到八年之后的2002年，我才和她结缘，但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近十多年来自己耗费心血最多的几篇文章几乎都刊布在这里。不管大小，所有的编辑部实际上都是空的，和某某编辑部的联系，实际上都是和这个编辑部编者的联系。与读书报的联系也不例外，笔者与读书报的联系实际上主要是和三个编者的联系，容我借这个机会一一谢来！

    敏感细腻的祝晓风

    说来话长，2002年初春，山东大学将“文史哲研究所”“古籍研究所”和“民俗学研究所”三个校属科研单位整合组建为“文史哲研究院”，将敝人从历史文化学院抽调出来做了所谓的“创始院长”。这是一次动静不小的变动，比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还早了三年，据说院的名称源于宋健先生的建议，学校对这个新生的单位因而寄予厚望。如何回报学校的期待，用什么来作为这个新单位面世破啼的“第一声”，就是我这个所谓的院长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杜泽逊兄这时建议，可以围绕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搞一个座谈会，院里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确定暑期在青岛召开。既然是新书座谈会，大家认为最好邀请《中华读书报》记者参加，但周围没有人和这个编辑部有联系，最后请仲伟民兄帮忙代邀，于是，读书报著名记者祝晓风兄与会，会后写了一篇富有学术深度的报道，并发了一版专家评论。这篇报道与此前读到的他的另外一些有影响的报道，给我感觉最深的一点是，晓风兄对学界风吹草动有一种敏锐或灵敏的感知能力和呈现能力，且时有神来之笔。可能与此有关，笔者与晓风兄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关键是我们俩人还有一层缘分，这层缘分和晓风的府尊祝伟坡先生有关。

    笔者研究生毕业后即投身到黎澍先生发起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中去，并写了一篇与黎先生商榷的文章，黎先生遂又作文对我进行反批评。整场论战与黎先生商榷的人众多，但黎先生出面反批评者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祝伟坡”先生。但祝先生是何方神圣，多方查找无果，只知道这位先生身处河北。在与晓风兄闲聊并得知他是河北人时我提到了此事，请他打听一下。谁知晓风微微一笑，说是他父亲，把我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后来，在河北省委党校教书的伟坡先生来山东游历，我们围绕黎澍先生和创造者问题做了很深的交流。晓风兄在读书报工作期间我不记得发过文章，但他发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他还专门把著名的摄影师侯艺兵兄请来给我拍照，照片也发在读书报上。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晓风兄请客，在餐桌上结识了开始主政读书报的王玮兄，遂开启了我和读书报的“蜜月”阶段。

    豪爽大气的王玮

    和王玮兄认识之后其实联系也并不多，但后来我们的故事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安排了三项工作，而我都如期如愿完成了他指派的任务。一个任务是，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举办第1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中华读书报为了配合书博会，要先期发表一篇书展所在省份历史文化研究的文章，王玮兄在电话上让我在一个礼拜内提交一篇和齐鲁文化有关的稿子。研究介绍齐鲁文化的论著可以说是成千累万，如何写出一篇饶富新意的稿子不能不说是一项挑战，为此我请诗经研究专家李梅女士帮忙，如期提交了一篇万字长文《农耕与工商：齐风鲁颂沐浴中的文化圣地》，文中提出了秦始皇用枪杆子统一了中国的制度与版图，孔夫子则用笔杆子统一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齐鲁大地最为神奇之处，是这里同时孕育了早期的农耕文明（儒学）和工商文明（管子）等看法，王玮兄对此文赞不绝口，认为在对各省的介绍中，此文是最好的少数文章之一。记得是2014年6月份，他又压给我一个任务，而且要限期完成。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华读书报承办的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十大读书人物”和“致敬读书人物”将在书博会主办地贵阳发布。庞朴当选为“致敬读书人物”，读书报需要一篇反映庞公学术成就的文章，而且还要我在贵阳做一场关于庞公的报告。好在从2005年开始，我就把庞公请回了山东大学并组建了“儒学研究中心”，跟庞公接触较多，时时耳濡目染他的学问世界。记得没用太长时间就完成了此一任务。在贵阳做报告时，近3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而且听众大多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出版界，包括评出的十位“读书人物”，总之听众平均水平较高。据王玮兄后来告诉我，他怕我砸了场子，特地抽出时间偷听了20分钟，见我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一一作答，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把庞朴先生思想与学术窥探个底朝天，他说他就放心去忙他的去了。这篇《启蒙的悖论：庞朴与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文章不但深得王玮兄的激赏，也深得京城庞公那些老朋友的认可，后来在汤一介先生府上，汤乐二先生当面肯定了此文，我感觉此文也可能给刘梦溪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唯一的遗憾，无论是此文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同年8月6日于读书报登出之后，甚至直到庞公第二年谢世之前，我都一直没征求过庞公的意见，更没当面交流过他对此文的看法，不知道他老人家是什么看法。记不清在庞公此文之前还是之后，王玮兄还向我下令写一篇文章，即《答基辛格问》。这也是发在读书报上的一篇长文。我完成了王玮兄交给我的任务，当然他也出色完成了我交给他的更多的发表任务。

    记得我交给王玮兄的第一个任务，是2011年9月请他登载我写了近十年的一篇文章，即《红楼梦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此文写好之后为何延迟近十年才拿出来面世，我在其他场合有交代，这里不再多说，反正是此文引发了李希凡先生的暴怒，为此我们两个在报上打了两个回合，都是万字长文，其他知情的朋友也参与进来，提供了更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使得历史真相愈辩愈明，读书报不惜篇幅连续刊出相关文章，“战火”甚至还延伸到其他报刊。由于事涉共和国历史上一大意识形态事件，这场辩论一时颇有影响。只是需要在此说明，此文题目中的“揭秘”二字出自报社的修改，这两个字的原身是“考辨”，“揭秘”二字后来被李先生好生奚落！

    《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界近期走向》则是笔者投稿读书报的第二篇文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访曲阜，考察“三孔”，次年总书记又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发表长篇讲话。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我却深刻敏感到一个思想文化上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在一个省级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我谈了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引起较大反响，学生根据录音转换成一篇长文。本意还是想发在读书报上，但为了应付考核（招收博士生必须有所谓C刊文章），于是和王玮兄说好，并商请老朋友仲伟民兄，在他主编的《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二期发表此文，而读书报同步推出（读书报推出时题目改为《儒学复兴，必须与自由主义对话》，此一改动也是王玮兄擅自做主）。由于提出了“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等重大判断，此文面世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和我当下的处境直接相关。后来我又把此文的部分看法加以引申展开，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小型研讨会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是2016年9月发在读书报上的那篇文章《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

    很长时间以来，我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对学界的观察和感受，这就是动不动就“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180度大转弯”等思维方法和行事风格，这种思维方式对学界伤害至大。你说“为现实而历史”我偏要“为历史而历史”，你说“巩固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我偏说“理论有害”，你说“要研究历史上的大转折大转型大波澜大事件”我偏说“要走向微观叙事”，等等等等，待思考成熟之后我一挥而就，写出了《从反思文革史学到反思改革史学：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的思考》一文交给王玮兄，他很快就作为头条文章刊登出来。文章问世之时，我正在新加坡公干，有一天突然接到我研究生导师项观奇先生从德国打来的电话，他激动地告诉我，你的文章同时在两家著名网站作为“重磅”挂出来了。

    我跟王玮兄的故事一时半会儿说不完，在他主政读书报期间，大大小小，我大概发了十几篇文章，但我们俩人从来过话很少，我的文章他可以放手根据读书报的口径直接改，“勿需商量”，但我发现，他很明白我在表达什么，我想表达什么，所以从未伤筋动骨，让我不适，但把“考辨”二字改为“揭秘”是唯一的例外。

    温文尔雅的吴祝蓉

    根据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每当一个资深编辑退休，都会流失一批老作者，有时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原因无他，就是我在本文开头说的，作者和编者是一种彼此信任关系，一个编辑离去，和这个编辑素有联系的作者也大都跟着离去，例外很少，就别说一个总编辑离去了。所以，当得知王玮兄卸任总编辑并即将调离之后，我当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预感和读书报的缘分有可能到此为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和读书报的缘分竟然一直延续下来了，直到现在，这都有赖于吴祝蓉女士的努力与照顾。

    我和吴兄结识于2014年的贵阳书博会之行。谦虚好学，温文尔雅，是她给我的最初印象，但在王玮兄主政期间，我们联系很少，没想到在王玮兄卸任时，吴兄作为中华读书报的主持人，反复给我强调，王玮总编离开了，但你仍然要给我们稿子呀。而且隔一段时间都要给我强调一遍，锲而不舍。所以在近几年期间，我和读书报依然保持紧密联系。

    2020年6月《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我的《何谓新文科？》一文。其时正是新文科讨论的高潮期间，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自从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的倡导之后，应者云集，但何谓“新文科”？ 则言人人殊，这一切均源于权威部门并没同步给出标准界定，所以争议颇大，加上山东大学是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所在单位，校园内新文科建设的氛围格外浓厚，所以当时有好几个大学请我就此做报告。我个人认为，要把握新文科是什么，必须透彻了解旧文科是什么，我由此给出的结论是：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新时期”30多年形成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主流学术风气看来已趋向终结，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再度缔结更加紧密的联系，似乎将攸关每个学科的新生命，也肯定将构成“新文科”最鲜明的特征。

    与此相关，我近年思考的另一个较大问题是，如何把握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变迁？ 从“前十七年”到“十年动乱”，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到新时代到来，中国学术几经变迁，但这些变迁如何概括？ 当下的学术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和走向？ 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我的浅见是这样的：以1949年为界，此前是所谓的“民国学术”，此后则是和“民国学术”相对应的“共和国学术”，如果说“民国学术”可以说是“实验主义”范式的话，“共和国学术”范式则是“阶级论范式”，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十年，流行的是“现代化范式”或西方化范式，而新时代以来则是中国化或本土化范式，这一范式是当下正在展开正在进行的学术运动。我把上述看法表达在《迎接第三次学术大转型》一文中，经吴兄的手编发在2022年5月的《中华读书报》上。

    除上述文章外，读书报这一段时间还对本人所在单位的宣传上给予很多帮助。但我与此同时也发现，近几年来，许多著名学者和我一样都依然与读书报保持紧密联系，这就说明，吴祝蓉兄和编辑部在一位有影响的总编卸任之后与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无缝对接，这保证了这家读书界唯一的报纸依旧延续了她的高影响力，这颇不容易！

    最后祝三十周岁的《中华读书报》越办越好，从本文所提供的上述微小案例看，她也肯定会越办越好！

    （作者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