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译《鲁拜集》谈起

    ■韦泱

    郭沫若的译著《鲁拜集》单行本，1924年1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这本书在世界各国的译本和拥趸无以计数，热度有增无减。但就汉译而言，郭沫若无疑是功臣。

    《鲁拜集》在中国早期传播

    郭译《鲁拜集》早期在中国有四次重要刊布，包括发表与出版（不含再版再印）。首次出现是在1922年11月，这一年创造社成立，《创造》（文艺季刊）创刊，在第一卷第三期上，第一次完整发表郭氏译作《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现译为奥马尔·哈亚姆），译作分三个部分，第一，读《鲁拜集》后之感想，第二，诗人莪默·伽亚谟，第三，《鲁拜集》之重译。这个“重译”，即是根据英国诗人费慈吉拉德（现译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本第四版，用中文翻译的全部一百零一首诗。其中三十九首诗作了“注”，大多一条注，其中五首诗作了两条注，只有第十首诗，有四条注之多。结尾处有译者《附白》：“本译稿不必是全部直译，诗中难解处多凭我一人的私见意译了，谬误之处，海内外明达之士如能惠以教言，则不胜欣幸之至。”最后有个译竣的时间，“1922年9月30日完稿”，此时，郭沫若还在日本留学。虽然在郭译之前的1919年，有胡适译诗一首《希望》，发表在《新青年》，但全部一百零一首集中刊出，《创造》季刊尚属首次。之后诗人孙毓棠全译《鲁拜集》，发表在1941年出版的《西洋文学》（分七、八两期连载），后编入《孙毓堂诗集》。

    1924年1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集》译本，四十八开本，列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第四种”，这是《鲁拜集》中文单行本第一次与国人见面，是中英文双语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1928年5月，此书已印至第四版，几乎每年出版一次。扉页上有“目录”，下面分“上篇”和“下篇”，上篇为导言，有26页，分一、读了《鲁拜集》后之感想，二、诗人莪默·伽亚谟略传。下篇为《鲁拜集》，共一一二页，分一、诗百零一首（英汉对照），二、注释。这一初版本，与原在《创造》（文艺季刊）发表的译作及注释都有一些改动。郭译这个版本，以后相对较为固定，分别由新光书局、创造社出版部、光华书局、大光书局等重印。之后，出现的其他译者单行本有吴剑岚《鲁拜集》，1934年由黎明书局出版。黄克孙《鲁拜集》，1956年由中国台湾启明书局出版（七言绝句翻译）等。

    1947年9月，郭沫若在1928年第一版《沫若译诗集》基础上，增加了《雪莱八首》《莪默·伽亚谟百〇一首》，由上海建文书店将横式改为竖式排版，再版印刷，将原单行本《鲁拜集》，包括全部注释，首次编入这个集子，作为最后部分，前面译作还有歌德、海涅等诗。这个版本在50年代初由新文艺出版社改出新一版，是根据建文书店的“纸型重印”，也就是说没有修改照印不误。到1954年11月，已是第五次印刷，印数达二万六千五百多册。郭氏在《小序》中写道：“主要是受了适夷兄的督促，我把以前翻译过的一些外国诗，集合成为了这一本译诗集。这些诗并不是都经过严格的选择，有的只是在偶然的机会被翻译了，也就被保存了下来。这些译诗大抵是按着时代编纂的，虽是翻译，从这里也可看出我自己的思想的变迁和时代精神的变迁。”这说明，郭氏译诗，有着时代的影子和自己的想法。依此版本，195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成横排版式，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一万五千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选入全部《鲁拜集》的《沫若译诗集》，以全新的精装版式与读者见面。

    195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译《鲁拜集》新的单行本，初版印数四千六百册。这时距1924年此书初版已三十四年了。可以说，这也是郭译《鲁拜集》的第二种版本，是软精装小开本，有125页，书中十二幅插图，虽是黑白印制，但可以看出，原作是彩绘，没有标示画家名字，估计是从国外同名书中移植过来的。每首诗下面的大半页空白处，都有不同的花卉作尾花，装饰点缀得富有美感。里面也有不少的变化，相比初版时的中英双语版，这可算中文插图版。没有“目录”，也没有“上篇”“下篇”，原来的《上篇导言》，已为《小引》所替代，内容删除了原文中“读了《鲁拜集》后之感想”，只保留了“诗人莪默·伽亚谟略传”的内容。在最后的“注释”后，还有一篇“附录”《莪默·伽亚谟》，下面有页注，写着“本文是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俄译本《鲁拜集》的序，引诗均根据俄译本译出”。这当然是苏联译者写的关于原作者的介绍，可以帮助中国读者加深对原作者的了解。

    再说说《鲁拜集》的原创者和首位英译者。作者奥马尔·哈亚姆（1048—1122），是波斯数学家兼诗人，他成功地运用“柔巴依”这种来自阿拉伯语的波斯四行诗形式，写了大量这类短诗。全面表达了他对生活、社会、宗教、哲学等方面的见解。他去世后，人们对他及“柔巴依”也逐渐淡忘。不料七、八百年之后，他的诗又重放异彩，获得世界性声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学者兼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他在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接触到奥马尔·哈亚姆的“柔巴依”，深受感染，并开始试着用英文转译，1859年出版了不署名的英译本《奥马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初版仅七十五首诗，经过增订，在他生前相继出版到第四版，后两版都是一百零一首诗，而第四版更受学界称道。因为除了牧师等神职人员，当时懂波斯语的人极少，之后菲氏英译本又被转译成不同国家文字，这不但确立了奥马尔·哈亚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确立了菲氏《奥马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在《奥马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中，既有菲氏译作，也有他的一些创作成分，有的诗是较为忠实的意译，有的诗是将几首原作的内容融合成一首诗，还有的诗是他在原作的感染下，用自己的想象来表达与原作相吻合的见解。而且，他在整部诗集中作了精心编排，开端是旭日初升的景象，结束已是夜幕降临之时，首尾呼应，并让诗与诗之间有时间的连贯性、和谐感。所以说，菲氏作为波斯文的英译者，有不少创新之举，功不可没。可是后来许多译本都没有了转译者菲氏的名字，这对他似有不公哪！

    闻一多、成仿吾的意见

    当年《创造》（文艺季刊）发表郭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闻一多看到后，即刻写了《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从三个方面对郭译进行评论，即一、郭译订误，二、郭译总评，三、怎样读莪默。洋洋洒洒五千余字，认为不妥之处，一一举例说明，还以自己的翻译来加以说明。前后共举了十多首译诗进行分析，比如指出“第九十五首两行当译为——我不懂酒家买的什么东西\能有他买的物货一半珍贵。郭译则曰——我不解卖酒之家\何故换去我高贵之物如此”。如此等等，还有一些较为笼统的批评：“如三八、七七、七九诸首也是忠实的翻译，但那里只有翻译而没有诗。全篇还有一个通病，便是文言白话硬凑在一块。”

    文章写毕，闻一多请梁实秋寄给《创造》季刊编者成仿吾，并关照说发表前先寄给郭沫若一看。成仿吾收到文章后，觉得郭沫若远在日本，过不多时即可返国回上海，就没有寄出，而且提笔写了一通感言，说“本来这些译诗是我催他（指郭沫若）寄了来的。他寄来时，他说很忙，要我给他校对一下，那时候因为《创造》第三期已经迟了不少的日子，要快点拿去排印，我只把译稿与原诗对看了一次，并且从头看起来，大抵不错，所以以后我只把英文念一遍，再把译诗念一遍，好就续读下，不好便给他加以修改。这些译诗是这样弄出来的。一多指出这许多误译出来，倒使我惶愧无地了”。从这段文字看来，郭的译作还有作为编辑的成仿吾一份功劳哪！ 不仅如此，成仿吾还为郭氏作了辩解和开脱：“本来诗是最容易误解的东西，稍不注意，就会差到与原诗相反。何况又是重译。沫若既不解波斯文，所靠的又只有一种皮装小本（沫若是最喜考据的人，这回并不是他畏难，实是他案头没有参考本），这样匆促弄出，就希望他完全，实是不可能的事。侥幸据一多所说，只是解释原义的疏误，我想沫若听了，也还要引以为荣幸的。不过关于一多所举的各条，我也有点感想，不妨在此地说说。”接着成仿吾对闻一多文中的举例，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赞同有说明，也有他自己的看法：“第九十五首的末二句，改一下的好：可我不懂酒家买的什么东西\能有他卖的东西一半珍贵。”

    此后，郭沫若一回到上海，就给闻一多写信：“我于四月二日返沪时，你这篇文章已经交到印刷所去了，直至今晨才送校稿来，我便亲自替你校对。我一面校对，一面对于你的感谢之念便油然而生。你所指摘的错误，处处都是我的弱点，你望我至少当有再译三译。你这恳笃的劝诱我是十分尊重的，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加以更正。”闻一多的文章，成仿吾的感言和郭沫若的回信，都一起刊登在《创造》（文艺季刊）1923年8月第二卷每一期。

    根据这些意见，郭沫若在正式出版《鲁拜集》单行本时，大多作了修改。并在注释中一一作了说明，比如第十五首注：“此节后两句，初稿误译成’死后人再掘出金山\同一不归于己’，经闻一多君订误，今改正。读者请参看闻君《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再如第九十五首注：“本节初稿有误，经闻君指出，今改正”。可以说，他们三人因为《鲁拜集》的批评交流，成为一段文坛佳话，体现了文人间真正的友情，说明当年批评的文风清纯，文人相亲亦蔚然成风。

    另一种译本《柔巴依集》

    时至1982年6月，《鲁拜集》以新译本《柔巴依集》为书名悄然问世，距1922年《创造》季刊发表郭译整整六十周年。此书译者是上海翻译家黄杲炘，他五十年代就读同济大学给排水专业，因严重眼疾，眼科医生建议他休学，后因故五年制大学只读到四年级。在家他无书可看，只能靠借阅苦度时光。一次偶然借到一本英文原版书，读着读着就发生了兴趣。这书就是菲茨杰拉德的译本，诗句很美也很短，每首只有四句，且相对独立。这对初学翻译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从哪首译起都可以，译时可不露声色地在心中琢磨，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在特殊年代，都很有隐秘性。新时期春回大地，黄杲炘已全部译完这本诗集。适逢国家领导人出访伊朗，报上在介绍该国古代文明时，提到了《鲁拜集》，黄杲炘觉得这与其翻译的《柔巴依集》发音颇像，可能出自二十年代的汉译，就去图书馆查阅，一查才知道，原来这是郭沫若的译本《鲁拜集》。起初，他觉得名家翻译在前，自己的翻译几乎徒劳了。但仔细阅读，发觉两者时跨约半个世纪，译法也颇为不同。当初我国新诗创立不久，郭沫若是代表诗人，新诗写得浪漫潇洒，其译诗也显得口语且自由。黄杲炘则严格按原诗内容和格律，一一对应译出。他后来读到我国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诗“柔巴依”介绍，感到这与《鲁拜集》诗体形式更相似，也更接近阿拉伯语的原始发音。于是，决定将自己的译著取名《柔巴依集》。

    不久，他把这一百零一首的四行诗体译稿，投给专门出版外国文艺作品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外文编辑、翻译家方平、吴钧陶等审阅后觉得，译著很有特色，可列入出版计划。同时，译文社创办伊始，急需外文编辑人才，请他加盟，双方一拍即合。从此，黄杲炘毅然放弃已经考取的上海科大外语部，一脚踏进译文出版社之门，担任英文编辑和相关翻译工作。可以说，一部《柔巴依集》改变了黄杲炘的命运。

    黄杲炘的这册译诗集出版后不久，被作家王蒙知道了，询问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朋友，编辑辗转找到黄杲炘，赠送了王蒙一册。王蒙有新疆生活体验，熟悉和喜欢维吾尔族民间歌谣。他藏有乌孜别克文的“柔巴依”手抄本，其与维吾尔文相近，所以他能阅读，感叹“格律之严格与比喻之奇特令我叫绝”，还用汉文译出其中三首寄给黄杲炘。黄一看，这样的韵式和字数，正是自己译“柔巴依”的特色。接读来信，黄杲炘深有知音之感。我国新疆维吾尔地区也是“柔巴依”故乡之一，与伊朗、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互通互融，才结出奥马尔·哈亚姆的波斯文《鲁拜集》之果实。再传到英国，由菲茨杰拉德译成《奥马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可见，其中有着一脉相承、同根共生的关联。郭沫若根据菲氏英文第四版全部译出一百零一首时，很有可能，他当年不知道“柔巴依”一说，所以译成与原文发音略有差异的“鲁拜”。但是，由于《鲁拜集》的影响之大，这个译名就一直延续下来，继《柔巴依集》之后，《鲁拜集》及相关书名的各种新译本层出不穷，呈蔚为大观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