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森林文化”：清史研究中的“新主张”

    阎崇年先生的《森林帝国》一书于2018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反响。其后，先生又对原书进行拾遗补阙，在2022年12月，由华文出版社推出增订版，共计十三章、三十余万言。该书通过文献记载，梳理了从先秦到明清各个时期东北森林文化的起源及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历程。拜读后对该书的价值所在有如下几点认识。

    一是“森林文化”概念的提出。我虽不赞同“帝国”的提法（因“帝国”概念涵盖了过多复杂的寓意），但对东北的森林环境滋养出“森林文化”的表述是认同的。《森林帝国》一书，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明确提出，“东北森林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这一学术观点。认为东北森林文化“区别于毗邻的西北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在森林生态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地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形态。这或许就是《森林帝国》写作的出发点，也是森林文化概念提出的意义所在。

    那么，东北到底是否属于“森林文化”？ 或者说东北地区究竟有无广袤的森林生态？ 这是值得讨论的。

    书中将中华文明划分为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与海洋文化五种文化形态，并对森林文化进行了总结，撮其要者：

    其一，清朝东北森林文化的地理分布，“西起大兴安岭，南界长城，东达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山脊、黑龙江入海口至库页岛北部一线，最北达雅库茨克地方。在明清盛时，中国森林文化区域的总面积为330多万平方公里”。

    其二，正是在这广袤的森林生态环境下，产生了渔猎经济。居民以狩猎、养猪、驯鹿为生，辅以捕鱼采集。居民的居地选择是，面朝河湖、背靠森林，生活资源亦多取之森林河湖，诸如衣以兽皮、鱼皮缝制。食为禽兽肉、鱼肉、野果等。出行除了马匹外，为扒犁、舟船，皆为木制。以本地所产海东青、各类珍贵动物的皮毛，以及明珠、人参、蘑菇、木耳、蜂蜜等物为对外交易和朝贡物品。

    其三，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有着诸多差异，在人群迁徙过程中出现文化融合趋势。诸如，肃慎的“楛矢石砮”，是其渔猎经济的象征；挹楼、勿吉的“多猪无羊”的记载，可证其不属于草原羊为中心的游牧经济。隋唐以后，随着靺鞨南迁、渤海建国，在江河冲击的平原和低矮的丘陵地带已出现农业经济。契丹建立的辽政权，是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发展并与农耕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产物。

    上述三点分析，勾画出东北地区的森林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而有关“森林”覆盖的状况，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二次东巡时的相关记载，也足可验证。如扈从官员高士奇称：告祭永陵日，“大雪弥天，七十里中，岫嶂嵯峨，溪涧曲折，深林密树，四会纷迎。映带层峦，一里一转，时时隔树”。随行传教士南怀仁亦曰：“辽东及其以东地方，全是山岳，为几世纪间从不知斧锯的繁茂的老槲林和其他树种的森林所覆盖，间有需用几天才能通过的榛棵矮林。我除了树木如此之多外，什么也没有记忆。”（［清］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比利时］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薛虹译，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04-105页；第137-141页）

    需要强调的是，与黑龙江、吉林相比，辽沈地区历经辽金至明、再到迁徙至此的建州女真，虽然其生产生活以及政权组织仍保留了明显的森林文化的习性，但农业经济已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清朝入关后正是在此基础上最先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府州县行政建制。这一改变，意味着进入辽东地区后，满洲自身的森林文化因素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讨论了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生态史研究近些年来方兴未艾，这种跨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入探讨清朝兴起的历史。该书从生态史切入，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包括人类活动如何影响了环境，以及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了社会与政治。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两点：

    其一，森林生态及其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木材、木材制品、药材、野生动植物等的采集和贸易，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二，从“楛矢石弩”的肃慎到一统天下的满洲，这一森林环境中聚居的族群，形成了森林文化自身传承的组织脉络，其为获取生活资源的“围猎”，在将一家一户的民人聚集在一起的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权组织。

    从该书的叙述内容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东北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森林文化，存在内在的张力及活跃性，其文化的发展并不会因政权更迭而断裂，而会因生产方式和文化的统一性得到代际传递。清朝由“牛录”到“八旗建制”即是如此。需要深入讨论的是，入关前，八旗制度统合了各家各户、各个部落，并以佐领等逐渐取代原有氏族首领的管理方式，成为森林文明的内在生存发展及结成群体建制的客观追求，以及政治基础。入关后对“新满洲”，即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以及大兴安岭地区的索伦等部，大规模编旗，充实到八旗军伍中，使之成为清朝驻守东北边疆的重要力量。这都是建立在其“人民语言、骑射与我国（后金）同”（［清］魏源：《圣武记》卷1，《开创·开国龙兴记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在同一生态格局的基础上，东北地域兴起的政权有其自身发展的延续性。而由生态文明到区域文化的发展模式，正是权力从部落组织发展到国家组织的同步过程。所以，关注森林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政治形态的影响，是了解满洲政权何以统一全国的新颖角度。

    三是提出“文化统合是森林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并贯穿了全书的始终。该书指出，森林文化孕育了自肃慎到明清满洲等族群文明的延续，成就“三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机理”。同时指出，“森林文化区域的族群，随着内在的族群的历史演变、外在的族群的文化影响，其文化形态也在不断变化”。南迁后的满洲，虽“农耕文化成分的托克索演变为庄田，但骑射文化仍是其主线”，成为森林文化不断发展与族群统合的社会基础。森林文化所孕育出的部族，其文化积淀和统合已历二千年，建州三卫军民迁徙并定居赫图阿拉地域后，经过百年的生聚发展、统合部众，为森林文化统合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等，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有清一代，森林文化的底色是清晰可见的，清朝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建立了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也得到了历史的见证。该书从生态文明和地缘政治的研究视角，去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由此解答“赫图阿拉之问”，即“满洲人因何以极少数的人口统一和统治了整个中国”的问题，用以说明森林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这既是该书的研究主旨，也是其价值所在。

    《森林帝国》是一部旨在追求学术创新的著作，不乏新思路、新概念、新论点，而“森林”与“帝国”是该书的关键词，尤为引人注目。作为清史研究中的“新主张”，该书必将引发学界的不同声音，而任何新的议题，也只有在不断的争议中方能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