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课堂内外

    1944年10月，王瑶在给友人赵俪生的信中写道：“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因之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但闻先生老当益壮，视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现闻先生为援助贫病作家，纪念鲁迅，文协，及青年人主办之刊物等，皆帮忙不少，态度之诚挚，为弟十年来所仅见。”（陈平原、袁一丹：《王瑶画传》）假如按照汪曾祺的说法，闻一多不只是“近来甚为热情”，而是抗战爆发之后，就表现出了他的热情坚毅：“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联大到了蒙自之后，闻一多整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因为图书馆在楼上，他总不下楼。据郑天挺回忆，“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都去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郑天挺：《滇行记》）一般认为，闻一多躲在小楼成一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做学问。其实不然，他之所以不想下楼，固然有专心治学的一面，但也因为抗战初期，面对日寇的猛烈进攻，不少联大教授对战争的前景悲观失望，甚至认为“中国必亡”，闻一多看不惯这些教授对时局的言论，所以不愿下楼和他们交谈。他在给他以前的学生张秉新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素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费其学问上之努力也。”（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很显然，在闻一多看来，不少联大教授“对国家前途”不抱“乐观”态度，“前方一时之挫折”，已经使他们“气沮”。所以，他反而更愿意和青年学生往来，王瑶、汪曾祺还有历史系的何炳棣等作为学生辈，在后来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写下了颇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逸闻趣事，就是由于当年师生交往密切的缘故。

    更重要的是，闻一多在与青年学生交往中，即使彼此观点立场有差异，也不必互相遮掩，可以畅快交流。据汪曾祺回忆，当时他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一多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有一次，汪曾祺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先生家中约稿。闲聊之中，闻一多对汪曾祺“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汪曾祺也不示弱，对闻一多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汪曾祺还意犹未尽，提笔给闻一多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一多对他“俯冲”了一通。闻一多很快给汪曾祺写了回信，说汪曾祺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汪朗：《汪曾祺与闻一多》）说起来，其实不仅闻一多对汪曾祺的精神状态不满意，后来同样非常欣赏他的沈从文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汪曾祺。汪曾祺曾回忆道，沈从文“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冷嘲。’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业，曾想过要自杀，他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大骂了一通，说我没出息，信中又提到‘千万不要冷嘲’。他在《〈长河〉题记》中说：‘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

    闻一多和汪曾祺师生之间可以“俯冲”“高射”几个来回，不只是体现了他们观点立场的不同，而且还突显出老师对学生的欣赏与学生对老师的钦佩。这样一种令人神往的师生关系只能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逐渐形成。当然，今天也没有必要神话联大师生之间的关系。据何炳棣的回忆，在迁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联大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然是相对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教授和学生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学生心目中教授仍是高不可攀的。但是，从1941年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同舟共济、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就此，王瑶信中所言“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近来”即指“恶性通货膨胀”以来，联大师生的生活水准大幅下降。闻一多曾在致兄长信中表露自己的生活窘境：“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

    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联大课堂上师生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紧密。赵俪生曾经描绘过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冯友兰老师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 我们只有“叨陪末座”？ 从中可以看出，冯契的脱颖而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了。（赵俪生：《篱槿堂自述》）闻一多和汪曾祺的关系或许没有这么夸张，但也颇具“传奇”色彩。汪曾祺说，闻一多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这三门课，他都选了。这三门课各有特色，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名符其实的“金课”：“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汪曾祺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来不记笔记，但颇有才气，同样“既是诗人，也是画家”，下笔也快，所以闻一多很喜欢他。有一次，汪曾祺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诗作的读书报告，闻一多看过之后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闻一多对这篇读书报告的评语，是当着汪曾祺的好朋友和同班同学朱德熙的面说的，因此，汪曾祺很快就知道了，那位找汪曾祺代写的同学也知道了，还找到闻一多，说明了内情。闻一多却也没有追究，依旧算他唐诗课学习成绩及格，还给了八十多分。也许是闻一多觉得他找的这个“枪手”还够水平吧。（汪朗：《汪曾祺与闻一多》）

    战乱时期的大学，容易出现各种状况，所以找人代写作业，似乎也见怪不怪。何炳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说过，1952年夏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燕京大学的一位老同学，这位同学坚持要请他吃饭，原因是感谢何炳棣当年替他撰写了政治系硕士论文的序论部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这类“趣事”进入历史之后容易成为“谈资”，当然不值得后人效仿。何炳棣在谈到联大学风时，更愿意在宏观上强调对于五四时期北大“兼容并包”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他认为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二义，旧义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旧兼容”。三校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即有四家，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四人见解俱有不同，而钱穆、雷海宗的观点及治学方法最为悬殊。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的记载，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海宗通史课还是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略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但在何炳棣看来，钱穆的《国史大纲》虽然是现代中国史学重要的收获，但雷海宗受斯宾格勒、汤因比文化形态史学影响而形成的“大历史观”同样意义深远。这就是“新旧兼容”所发挥的作用。至于“兼容并包”的“新义”，则是“中西并包”，这个新学风在联大历史系表现得最为显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华大学，蒋廷黻主持清 华 历 史 系 六 年 之 中（1929-1935），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学史分析、综合、观点及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联大历史系国史及西洋史课程之丰富均衡，事实上可以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续。（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西并包”其实也是闻一多神话研究和古诗研究的特色，按照学术史的评价，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方法论意义，即“把神话研究提升到这样一个境界——对神话时代的人类生活进行还原的境界。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从此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必要手段”。所以，闻一多的研究，也离不开“联大学风”的整体性氛围，而他那几门被学生们津津乐道的“金课”，同样离不开“联大课程”的体系性支撑。

    梅潇尹的博士论文《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即将出版，她邀我为这本书写序，我重新翻阅她的书稿，随手记下了上面这些联大课堂内外的“轶事”与感想，希望对于更好地理解潇尹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潇尹本科、硕士均就读于云南师范大学，工作也在云南师范大学。由于云南师大和西南联大的特殊联系，她研究联大应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不久，我们就共同确定了以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正像陈平原老师说得那样：“没有王瑶规划整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没有程千帆对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诗意人生的怀想，没有汪曾祺对沈从文教育方式的描述……就没有今天多姿多彩的文学教育的历史记忆……我们凭借众多精彩的追忆文章以及讲课记录整理稿，在冥想中，重建那个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课堂，以及课堂上的声音。并从这个地方开始，思考大学课堂的可能性，并借以重建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术传统。”（陈平原：《演说之于现代中国——声音的政治、文化及美学》）潇尹的这本著作固然也使用了众多的回忆文章和讲课记录，描述了“作为教师的沈从文”，勾勒了“汪曾祺的创作起点”，渲染了“外文系的诗歌氛围”……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还利用了大量的史料特别是对各类教学档案材料与记录的爬梳、整理和解读，整体上从通识课、写作课、专业课和课外活动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西南联大文学的特殊性及其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深刻地体现出“新文学在大学里”的历史价值。杨振声的《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是他为西南联大“大一国文”教材《语体文示范》写的序言，在文中，杨振声条理清晰地陈述了三个重要的观点：从社会需求来看，古文学习博大精深，必须投入充足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方能收到阅读的效果，如果要使用，还需更加精进地学习。但是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已经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古文的学习之中；从时代要求来看，用本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既是一个国家国民的义务，也是国民的权利。大一国文的目的是国文训练，是培养善用文字的能力。以确切的语言接受知识，并以确切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从国家文明的层面来看，语文一致是近代文明国家的共同特征，语言必须是活的，我们可以继承古人的精神，但不要抄袭古人的陈言，应该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文明”。（梅潇尹：《“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创获——从教材与选目看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教学探索》）很显然，杨振声总结的这三点，对于今天急剧变化并不断寻找方向的大学文学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是为序！

    （《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梅潇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