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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那个乱世，给历史留下的主要文化遗产是“名士”，所谓“名士”，指有名望而不愿做官的人。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突然想念友人戴逵，便冒雪连夜乘船前往。天亮到戴家门前，却连门都没敲，转身就走。王献之说：“吾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比王献之、戴逵给我印象更深的，是诗人兼音乐家嵇康。嵇康是“竹林七贤”领袖人物，也是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天妒英才。他娶曹操曾孙女为妻，并在曹氏政权当过官。司马昭想拉拢，他不给面子。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也是热脸贴冷屁股。友人被诬不孝，他却出面辩护。于是，司马昭顺手将他扯到那友人的案子当中，并处斩。刑场上，三千太学生请求赦免，当局拒绝。他本人泰然若素，唯索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最后弹奏一曲《广陵散》。弹毕，从容引颈就戮，年仅39岁。
孔子是不赞赏隐逸的。在狼狈的流浪途中，他遇过几个隐士。有的隐士嘲讽他，有的边敲盘子边高歌：隐士逍遥自在，发誓永远不走出山窝，也不透露山里有多快乐。孔子明确说：有些人躲在山里跟鸟兽往来，我孔丘做不到。那些隐士，国泰民安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但现在不能。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正因为天下太乱，需要匡济，我不能躲。我知道这天命太重了，可我还要硬着头皮去担当，这就是我跟他们的区别。
后世儒家却为什么千百年歌颂隐士，引以为荣呢？ 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对严子陵非常崇拜。严子陵即严光，年轻时就有名望，与刘秀、侯霸等人是同学。严子陵睡觉时曾经“加足于帝腹”，传为美谈。王莽称帝后，多次邀严子陵为官。他不为所动，隐名换姓避居乡间。刘秀败王莽后，为了培养重名的社会风气，对于王莽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礼聘，表彰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刘秀派人到处寻找严子陵。得知他披着羊皮隐居江边钓鱼，即派员带着厚礼去邀请。一连三次，严子陵实在推托不过才到京城。然而，当他看到侯霸那样无德之辈居然也当上丞相，便不肯同流合污，不辞而别，悄然隐居于桐庐。范仲淹因废后之争受贬到睦州，路经相传严子陵钓鱼处严陵滩，感慨不已，当即写一首绝句：“光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范仲淹虽然觉得无颜见严先生，但还是组织在此建祠，并撰写碑文《严先生祠堂记》，最后一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讴歌隐士，说透了是为自己鸣哀。北宋寇準平步青云，官至宰相，春风得意时不太可能在意隐逸。后来一贬再贬，途中写一首《题驿亭》：“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逐臣。到底输他林下家，无荣无辱自由身。”至此，寇凖才惊讶于自己不如那些隐士。最后，他病死于贬所雷州，其妻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虽然准奏，但所拨经费有限，灵柩运至中途就用完，只得寄埋巩县（今河南巩义）。从这一点来看，最终还是不如那些隐士。
古人称颂圣明之世，常说“野无遗贤”。如《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戏曲史家蒋星煜认为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特征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其风格和意境“决非欧美人所能了解”。但他并不赞赏隐逸，旗帜鲜明地号召：“勇敢地生活，不做隐士。”蒋星煜从正史统计分布于嵩山、武夷山、天台山等地著名隐士218名，其中先秦6人、汉6人、三国2人、晋22人、南北朝15人、隋6人、唐52人、五代14人、宋56人、金6人、元15人、明13人、清5人。令我瞪目结舌的是：唐、宋都多达50余人，而清朝仅5人，不足十分之一！按理说，随着宋朝之后总人口及其读书人大增，隐士也相应增多。如果再考量一下人口猛增的因素，以百分比计算，清朝的隐士更显得微不足道。
不能说有做隐士自由的时代都是好时代，但是连做隐士的自由都没有的时代肯定不是好时代。朱元璋夺取政权后，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不去的绑着、抬着也得去。
那么，明朝的隐士为什么会比清朝多些呢？ 我家乡福建泰宁旧县志《隐逸》传明朝8人，其中5人是因为改朝换代。比如举人邱嘉彩，清军入闽后携家眷隐居于现金湖边的肖岩，题联曰“尺地可安，幸妻孥能偕隐；高天堪问，与日月以争光”，长达20余年。附近还隐有他的师友萧士骏、李向奎，非着明时衣冠不往来。但明末清初的隐士有一点关键不同，正如拜伦《哀希腊》所吟：“前代之王，虽属专制君主，还是我国人，不像今日变做多尔衮蛮族的奴隶。”他们怀恋的不是朱氏，而是中华。而清亡后，连辜鸿铭那样的“遗老”也没隐。
清廷在全盘继承朱元璋知识分子政策基础上，更进一步，三管齐下——一是不许隐居山林。二是鼓励读书做官。三是严禁你不同调。
隐士与山民有着质的不同，一肚子诗书，可以自绝于富贵，难以不吟风咏月，清时却连风花雪月也可能惹杀身之祸。钱名世只因为曾经在群臣唱酬中收受同学年羹尧8首诗，后来年羹尧被赐死，钱名世受株连。雍正免他死罪，革职逐返，却诏曰“虽觍颜而生，更甚于正法死”，创造性发明一招：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匾额悬挂在他家大门上，要求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他家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组织全国各地385位文臣前往参观。此“心刑”让人生不如死。
如此，能剩几个隐士？
孟子倡导读书人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在那几千年当中，除帝王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兼济天下”，但往往有可能“独善其身”。而到明清时代，连“独善其身”也不大可能了。
（本文摘自《历史四季［春之卷］：开国与转型》，冯敏飞著，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4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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