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地为失书而“红了眼眶”

    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他一生酷爱图书收藏，节衣缩食穷极毕生精力，收藏了共17242部49441册中外文图书，其中数量最多，且最为珍贵的当数《西谛书目》所录7740种线装古籍文献，为后人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积累了宝贵财富。

    郑振铎自幼喜爱读书，1915年在浙江第十中学读书期间，由于父亲病故，家庭财力有限，郑振铎便借来他人图书手抄阅读。据他成年后回忆，自己“童稚时即手录《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时自省览。后得《八史经籍志》，乃大喜，类贫儿暴富”。（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同样是在浙江第十中学读书期间，他看到同学买到一部《古今文综》，于是借来阅读，并“把其中有关于讨论文艺的文章，不论论说、书疏等，都抄了下来，集成两厚本，名为《论文集要》”。直到1921年5月郑振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后，这种“无钱购书”的窘况方才有所改变。

    郑振铎的藏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0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也是郑振铎藏书的发轫期。1920年，郑振铎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经济上终于有了一定的保障，其购书、藏书活动亦自此开始。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曾经提到郑振铎当时下班之后“常常拉朋友去四马路的酒店喝酒”，中途经过书铺时往往“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一旦有所收获，便“兴冲冲地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什么刻本”，欢喜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叶圣陶特别指出，郑振铎藏书的特点在于“讲究版本”，“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藏书家注重图版的较少，振铎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由此亦足见其在藏书之始即非常重视书籍的版本问题。关于20世纪20年代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访书、购书情况，郑振铎曾在其《失书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述：

    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一部部的从书店里挟在腋下带回来，都觉得是有用的。……书一天天的堆积得多了。书箱由十二只而二十余只，而五十余只，而至一百余只，放在箱子里的书还有不少。……十年前，得到不少的弹词，宝卷，鼓词和平津到潮汕的小唱本。那些小唱本一批批的购入，或由友人们的赠贻，竟积至二万余册之多。

    此时郑振铎访书、购书的主要途径包括书店收购、友人赠送两种，藏书数量达两万册之多，藏书类型则以弹词、宝卷、鼓词、唱本等俗文学书籍为最。此外，他还在1927年游学欧洲之际遍访散佚海外的珍贵古籍，撰写了《剧作家索引》《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书目类专论，对于开拓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推进当时学界在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1928年回国后，郑振铎曾一度继续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后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学校的教职，讲授“中国文学史”。1931年，郑振铎离沪入京，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职。在此期间，他出版了诗集《雪朝》，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散文集《山中杂记》《海燕》等，并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大册以及《元曲叙录》《元明以来杂剧总录》《宋金元诸宫调考》《西游记的演化》等一批颇具影响的专著和论文。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炮火猛烈轰击，郑振铎已经编好的所著诗集、短评杂感各一册，译述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编译的《民俗学概论》等书稿全部被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是时郑振铎正在燕京大学任教，其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则彻底沦入日军之手，损失惨重，全部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这也是郑振铎经历的第一次失书之痛。

    第二个时期是1937年至1945年，这既是郑振铎访书、藏书最为艰难的时期，又是其凭借胸中“一团浩然之气”，散尽家财，通过收书、藏书来抢救古籍文献，避免国宝落入日寇之手“狂胪文献”的时期。自“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大批珍本典籍亦因此而毁于一旦，即便偶有侥幸得以保存者，亦多被藏家的后人拿到市场上变卖，以此换取生活的必需品。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流落于上海书市中的古籍“颇有可观”，甚至常有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破烂旧书”。这些散佚于市的珍本典籍亦吸引了各地书商纷纷抢购，其中有不少珍籍善本“被英、美、日、德等外国人买走”，民族文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浩劫。面对这种情况，郑振铎忧心如焚，并开始以一己之力投入到紧迫的文献抢救工作当中。其子郑尔康在叙述这段“狂胪文献”的困难时期时，曾这样描述郑振铎面对国宝文献流失海外的痛惜之情：

    他虽然还是竭尽全力地买着书，但是，以他一介寒士之力，纵使勒紧裤带，举家食粥，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所能抢救下来的古书，充其量不过九牛之一毛而已。3月8日，他偶从报纸上读到的一条路透社华盛顿的电文，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宣称：许多从战火中保全下来的“极珍贵的中国古书”，现已“纷纷运入美国”……看完这段电文，他已不知涕之何从！（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

    而关于这一时期的搜书、购书以抢救国宝的藏书活动，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中有着更为详细的叙述：

    余迫处穷乡，栖身之地，日缩日小；置书之室，由四而三而二；梯旁榻前，皆积书堆。……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果得丁氏所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归之国库。复于来青阁得丁氏手抄零稿数册。友人陈乃乾先生先后持明刊《女范编》《盛明杂剧》及孙月峰朱订《西厢记》来。余竭阮囊，仅得《女范编》与《西厢记》。……余力有未逮……至今憾惜未已。……但于戊寅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万历板《蓝桥玉杵记》，李玄玉撰《眉山秀》《清忠谱》，程穆衡《水浒传注略》，螺冠子《咏物选》，冯梦龙《山歌》，萧尺木《离骚图》以及《宣和谱》《芙蓉影》《乐府名词》等，皆小品中之最精者，综计不下三十种。……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余味。

    恰如郑振铎在《求书日记》中所回忆的那样，他在1932年后的四年里，“耗尽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除了在上海暨南大学授课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南来北往的各色书商，并从他们带来的各种书籍中筛选出好书、奇书购买并收藏。他既欣慰于丁氏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刊《女范编》、万历版《蓝桥玉杵记》等一批珍贵典籍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得以保全而不致流失海外；又常常痛惜于自己财力有限，虽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亦无法将这些流落于街市的古籍珍本全部纳入自己的收藏范围，甚至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见到的文史典籍，故“至今憾惜未已”。而在这批郑振铎抢救下得以“存于国土”的珍贵典籍中，丁氏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可谓其中最为珍贵者，这部“戏曲中的宝库”的发现为中国戏曲研究增添了二百多种之前从未见过的元明杂剧，其意义和价值“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郑振铎自述，自己为了收购和保护这部“戏曲中的宝库”可谓“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却依旧为这一发现而感到喜悦，“这喜悦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艰辛与痛苦，战胜了坏蛋们的诬陷”。针对这一重大发现，郑振铎还特别撰写了《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详细叙述了自己访书的经过，同时将其与此前所知的各家曲类选本或藏书加以对比，突显其“更大的一个元明杂剧的宝库”及“变更种种研究观念的起点”的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郑振铎不仅为个人研究需要而藏书聚书，亦为设在战时大后方的中央图书馆收书聚书，避免珍贵书籍文献流失海外。据《郑振铎年谱》记载，1939年底，在郑振铎的倡议下，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咏霓等人数次联名致电重庆当局，争取到一笔专款用以民族文献的抢救。在他们的努力下，截至1940年冬，共征得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可谓成绩斐然。郑振铎在后来回忆起这一成绩时亦颇感自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时“孤岛”上海彻底沦陷，郑振铎不仅处境更为危险，经济状况亦急转直下；但即便是在如此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郑振铎依旧坚持留在上海，继续以一己之力搜集和保护古籍文献。自1942年开始，郑振铎将关注的重心转向清代文集，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朴学家文献的求访、搜集和保护工作。到1944年夏，他已收集到830多种清代文献，甚至不惜采用“拆东补西”的办法，通过出售自己的部分藏书以筹措资金。在此期间，他主要撰写了《晚清文选序》《清代文集目录序》《清代文集目录跋》等一系列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专论文章。

    令人痛惜的是，淞沪会战期间，郑振铎再次经历了难以释怀的“失书之痛”。郑振铎曾将部分藏书寄存于开明书店图书馆，因“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虹口成为战区，这批藏书亦未能幸免于难，“所失者凡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最为可惜的当数其20年间费尽心血搜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余箱竟全部烬于一旦……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1939年秋末，迫于生活困难和兵连祸结，郑振铎不得不忍痛将自己历年所藏之善本戏曲的一部分让渡于北平图书馆，两次共出让书籍84种262册，“曲藏为之半空”。（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此时日军已全面占领租界，为避免日军挨家搜查时遭遇不测，郑振铎不得不忍痛烧毁了“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此外，由于生活日渐艰难，郑振铎亦不得不出售部分藏书以换取果腹之资。关于这一点，其《售书记》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述：

    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 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 ……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

    目前，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一时期郑振铎丢失、损毁藏书的详细数字。眼见自己辛苦求访、搜集来的书籍或因战火摧毁而亡失，或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售，郑振铎是非常痛心的。他曾自述自己这一时段“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甚至不止一次地为失书而“红了眼眶”。这一时期郑振铎出版了诗集《战号》、小说集《桂公塘》、散文集《西行书简》以及《中国俗文学史》《困学集》等学术专著，同时还撰写了《〈词林摘艳〉里的戏剧作家及散曲作家考》《索引的利用与编纂》《玄鸟篇》等论文和大量的藏书题跋（包括《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

    第三个时期是1946年至1958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实现自己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计划，郑振铎再次开始大量搜购书籍，在各位友人的鼎力支持下，几个月之内即顺利搜集到了很多考古学、历史学的文献，其中还有很多英文和日文资料，更显珍贵。自1947年3月到1951年5月，他前后共刊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24辑。据刘哲民回忆，为完成这部耗时五年之久的巨著，郑振铎“以渊博的学问从多少图籍中搜罗有关仰韶、小屯文化，安阳甲骨，商周铜器，西陲汉简，乐浪漆画，武梁刻石，北魏造像，正仓唐器，敦煌壁画，宋元书影名画，明代的刊本磁皿，清朝人物画像墨迹，以及各个时代有关生活文化、工艺美术、建筑衣冠等，从几倍的图片中，花了多少不眠之夜，取精用宏，披沙拣金地一页页编成这部巨编”。（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这一时期郑振铎还先后求访并购得了汲古阁刊本《唐人八家诗》、明许自昌编《前唐十二家诗》、明潘是仁编《宋元诗六十一种》、明黄贯曾编《唐诗二十六家》、元王祯《农书》、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大批珍贵善本古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努力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郑振铎的工作重心之一。1950年，他倡议成立古典文艺整理委员会，并亲自力邀一批著名学者参与其中，为促进古典文艺作品的整理和普及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5月，鉴于此前国民政府任由珍贵文物和古籍流失海外的惨痛教训，在郑振铎的建议下，政务院明令颁发《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此外，在郑振铎的介绍和积极促成下，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等为代表的一批珍本古籍得以陆续实现“价购归公”，避免了“散入私人手中”或流失海外的命运。这一时期郑振铎先后出版了《劫中得书记》《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刊印了《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第一到第四辑，发表了《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文物保护与历史发展》等论文，并撰写了大量藏书题跋。

    对于自己的藏书爱好，郑振铎曾有这样的叙述：“我有一个坏癖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劫中得书记·新序》）郑振铎一生聚书甚多，其中尤以线装古籍珍本为最。据赵万里《西谛书目序》记载，其古籍线装书的主要类别包括“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和各种政治经济史料等，范围十分广泛”。（北京图书馆编《西谛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从其藏书版本来看，其中“明清版居多数，手写本次之，宋元版最少，仅陶集、杜诗、佛经等数种。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1959年2月，遵照郑振铎生前的嘱托，郑振铎的家人将其生前收藏的2万余种91700余册古今中外图书捐献给国家，并由文化部交付北京图书馆保存。1963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树伟、朱家濂等合编的《西谛书目》。该书目所收录的书籍皆为郑振铎收藏的线装古籍珍本，按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不全之书于书名下注明所存卷数，以便查考。地方志于书名上冠以纂修年代，但1912年以后的地方志不加标记。凡著者皆录其本名。后附西谛书跋，按《西谛书目》类别顺序编排。

    （本文摘自《问道：中国现代学者藏书与治学》，张鸿声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6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