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写作的新突破

    在中国文学史著述方面学力宏瞻、著述甚丰的张炯先生，在年届九十岁时又完成一部皇皇巨著《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给人以意外的惊喜，令人为之纫佩。这部文学史新著让人惊异的，不只是张炯先生在耄耋之年，如老骥伏枥，奋笔不已，更有他依凭着其在理论批评方面的深厚造诣，在著述文学史方面的丰瞻功力，在这部文学史的著述中，无论是素材的选取，对象的读解，还是史脉的把控，章节的布排，都有不少新的突破，显示出作者新的追求。如许一些新的元素与新的气象，使得这部文学史著作在同类文学史著述中别树一帜，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这里，主要就《中国现代当代小说史》在诸多突破与出新之中，比较显见也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的特点，简要谈谈阅读之后的深切感受。首先，本书打通现代与当代的原有界线，整体性地观察二十世纪小说创作的发展与演变。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分类中，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是分成两个部分，分属不同的研究板块。因此，有关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依从这种学科分类，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张炯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打破长期以来的这种学术惯例，把现代与当代连通起来，在对小说文体的具体考察与总体把握上，有力地突破了原有的种种限定，体现出了新的学术思维，呈现出了新的文学景观。

    现代小说是在近代时期萌生和崛起、现代时期成长和成熟的文学文体，在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刻变迁而不断演变。张炯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中，对百年来的小说作了不同阶段的划分，用“1911年到1930年”的“发轫阶段”，“1930年到1949年”的“蓬勃萌发阶段”，“1949年到1977年的”“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繁荣阶段”的四个阶段的分法，从宏观性的层面，以历时性的线索，整体性地勾勒出来小说创作百年来演变与进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不同风景，使小说创作自萌生之后不断向前进取和发展的过程，既清晰明了，又浑然一体。描绘出了小说创作在不同阶段的相互衔接与梯次演进的壮阔图景。

    为了充分体现现代与当代的紧密勾连，《中国现当代小说史》设置了第三编“解放区与共和国前期的小说”，通过对延安时期和解放区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如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马烽等人小说创作的深入解析，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小说文体由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向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的自然过渡及其两者之间密切联系。在其后有关刘白羽等人的军事小说和“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的论述中，又特别指出这些小说作者的革命斗争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从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长的相互关系上，进而揭示了小说创作方面“解放区”与“建国后”的密切关联，在作家与作品两个方面，阐明了“现代”与“当代”的不可分割与内在缘结。

    其次，选取作家作品视野宏阔，收录广泛，评点作家作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评说与评价作家作品时，尤其是择取和评说经典作品时，常常显现出两种不尽相同的姿态，一种是文学史角度的，一种大众化角度的。文学史角度的，一般偏严，大众化角度的，一般偏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影响深远而广泛，并获取了茅盾文学奖，而在文学史著述中常常较少提及。比之一般的文学史著述，张炯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显然超越了那些严苛的文学史著作，采用了一种视野宏阔，“严”“宽”兼顾的学术姿态。在现代时期的作家作品方面。张炯没有忽略“鸳鸯蝴蝶派”“新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以及“沦陷区小说”。在当代时期的作家作品方面，张炯郑重对待“理政倡廉小说”“远历史小说”“近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这样的一个宏阔视野和多维角度，就既使得那些一般文学史不收录，不提及的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序列，也使得小说创作本身的丰富样貌和多元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本书还以卓具地域性、民族化的审美眼光，审视小说创作的艺术流变与作家作品的文化蕴含。《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在对当代的小说作家群落的考察与读解中，从地域化的特点入手，以民族化风情为主，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术视角和审美观照，体现的特别鲜明和十分充分。由此，也显现了作者张炯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着意显现地域风情与民族特色，凸显中国小说的中国特色的主动作为和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