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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一、历史研究中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会面对两种历史事实，一种是见诸包括历史记载在内的多种证据，已然发生的人类活动，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中国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等，另一种是作为应然而未成为现实的人类活动，如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等。前者的发生是“肯定的”，且其发生与存在具有唯一的独特性，具有“肯定的特殊性”；后者虽是未发生的，但其存在也是客观的，是一种“否定的”存在，如果这种“否定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则可称之为“否定的普遍性”的存在。历史上作为应然的存在而没有成为现实的事实之所以被视为“历史事实”，是因为其本身也是一种曾经的客观存在，与已经发生的历史存在一起并立于历史时空中。
历史研究有着自身不可或缺的纪律，不能天马行空，任性而为。以“后见之明”为本质特征的历史学，是一门以过往既成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其须臾不可或缺的根本元素,是历史上那些已经生成的既定事实，舍此便失其根本。故历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只能是既已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未生成的历史事实，更不能是历史上作为普遍现象存在的未生成的历史事实。这是历史研究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知道，每一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结果是唯一的，不可改变的，但在最后的唯一结果成为现实之前，则存在着众多可能性，远非命定而不可改变，换言之，在唯一的结局出现前，历史事件的潜在发展演变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关注“否定的”（即未演化成现实的）事实的原因所在。
但是，以“否定的普遍性”问题为取向的研究则有悖于历史研究的原则。没有对于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为前提进行的“肯定的特殊性”问题的研究，对于“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将失去其依据，换言之，要想研究“否定的普遍性”问题，必须以研究“肯定的特殊性”问题为前提，如果撇开对于“肯定的特殊性”问题的认识，独立地追求对于“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认识，庶几类似于一个人不考虑曾经的行踪而漫无边际地去追寻丢失的物件。不从既成的“肯定的”历史事实入手而独立地为“否定的”事实寻找原因，可以找到无数貌似合理的答案，但难以确定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道理讲起来有点抽象且绕口，不妨举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要调查出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期不幸死亡的具体原因，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一个人在这个年龄上的死亡，属于“肯定的特殊性”事实的范畴，一定可以找到具体而确切的原因，但如果问其他同龄的某个人“为何没死”，则是要研究一个属于“否定的普遍性”（“没死”）范畴的事实，追寻这个普遍性范畴所包含的各种可能。在普遍不会发生的“没死”这个范畴之内，很多理由自然可以列举出来，如他年轻（不到寿终正寝的年龄），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健康保养（没有为病所染）；居家多出门少（遭遇意外的几率小）；性格谨慎不冒险（没有横死的可能）；处世谨慎，与人无争（不可能遭人仇杀）等等，这些答案中每一个理由似乎都有道理，但对于“为何没死”这个“否定的普遍性”问题，要确定哪个是切中肯綮的因素，则是不可能的。
二、“李约瑟难题”：一个典型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案例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著名学者，以其几十年的研究，对中国文明成就的发掘与总结做出了巨大贡献。“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是随其研究过程而被特意表出的重大问题之一。
据李约瑟自述，大约在1938年他准备写一部系统的中国文明史时，注意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即有关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注意到古代中国文明的优越性。1964年他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起来？”“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的关注，以“李约瑟难题”为学界所熟悉。但在流传过程中，后一个问题作为前一个问题的条件，以肯定性的陈述表达出来，“难题”的表述演变为：“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目前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最精确的表述。
近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欧，这是“肯定的特殊性”的历史事实，迄今为止，世界各国都没有独立地发展出近代科学：不仅文明水准比西欧低的国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即使如同中国的情形一样，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文明水准领先于西欧的阿拉伯帝国，也同样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如同“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勃兴于中国”的问题一样，如果有人提问“中世纪阿拉伯文明水准高于欧洲，为何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同样属于以未发生的历史事实为前提的设问，属于“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范畴。
“李约瑟难题”作为典型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案例，是不可能得出切中肯綮的答案的，因为它明显有悖于历史研究原则。譬如说，人们可以问：李约瑟何以成为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著名学者？ 这是一个“肯定性的”事实所作的提问，因为李约瑟本人从事中国文明的研究且取得巨大成就，是一个独特的客观存在。对这个“肯定的特殊性”的历史事实的研究，可以得到具体的答案，如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趣，他自身的自然科学研究素养，具备掌握中国语言的天赋，他与“年轻貌美”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相遇以及对她的兴趣等等。但人们是否可以提问其他学者（尤其是众多汉学家）为何没有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并做出李约瑟那样的成就呢？ 显然不能，因为其他学者不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是正常且具大概率的事，是一个“否定的普遍性”的历史事实。
再举一例。张三或李四的名字昨天出现在某家报纸头条上了，如果人们探究其原因，不难得到确切的答案，如他（作为学者）发表了重要的学术文章，（作为官员）出席了重要会议，或者因犯罪被查办，（作为公民）见义勇为受到表彰，等等，但是否可以追问，王五、赵六或茫茫人海中其他任何一人，其名字为何没有出现在这家报纸上呢？ 显然不能，因为张三或李四见诸报端是“肯定的特殊性”的事件，其他人的名字不见诸报端属于“否定的普遍性”的存在。对于“否定的普遍性”问题，人们可以找出无数貌似合理的“结论”，但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答案。
就“李约瑟难题”而言，人们免不了要思考，在不受欧洲影响的前提下，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是否可以独立地发展出近代科学。这种设想在思想探索领域固无不可，但即使是这样的探索，也不能脱离欧洲首先产生近代科学这个“肯定的”既定前提。换言之，从历史研究纪律与原则上，诸如“近代科学何以没有产生于中国”这样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是不能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寻求答案的；如果想对这个问题得到理解，则必须以破解“近代科学何以勃兴于欧洲”这样的“肯定的特殊性”问题为前提，换言之，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如果不以“近代科学何以勃兴于欧洲”为参照的前提，其结果一定是得出众多貌似有理的“答案”——这些答案似乎都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永远不可能是问题的正解。
实际上，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迄今做出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属于“不是正解的答案”。尽管无数学者付出无量心血，得出了汗牛充栋的成果，但在总体上仍是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难题”本身并非基于既定的“肯定的特殊性”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基于不曾成为现实的“否定的普遍性”历史事实的问题。故可得出无数貌似合理的结论，但无法确知哪个是切中鹄的的断论。这是历史研究中诸如此类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无法逃脱的宿命。
三、《国王神迹》：解决“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经典案例
马克·布洛赫的名作《国王神迹》是年鉴学派“新政治史”研究的典范作品。它在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其中包括处理“否定的普遍性”问题的理念与方法，尽管它没有对此展开长篇大论，但确立的原则却是弥足珍贵的。
《国王神迹》研究的对象是法国与英国中世纪与近代初期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的方式为其臣民治疗当时流行的瘰疬病（即我国民间俗称的“老鼠疮”），其本质是表现国王的所谓超自然的神圣性。国王的超自然神圣性是前现代社会世界各国各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世纪的欧洲继承了这种古代思想遗产。但有趣的是，除了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的法国与英国，其他国家与民族并没有出现国王触摸治病这种习俗。布洛赫对法国与英国国王触摸治病的研究，参照系是世界各国的王权。他特别提到，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君权超自然性观念，表现在国王被认为对万物的秩序负有责任；北欧的君王触摸孩子和庄稼，可以保证一个人子孙繁盛、五谷丰登。有时庄稼歉收，国王会遭废黜。他又引述弗雷泽《金枝》中的考察指出，在塞内加尔的乌阿拉人和汤加诸岛的波利尼西亚人中，国王的超自然能力通常用于集体目的，用来谋求整个群体的福祉，并不服务于个人利益；其角色是祈雨或保障正常收成，而不是解除个人的痛苦。布洛赫的结论是，国王触摸治病的习惯是与基督教宗教仪式并行的，是基督教精神氛围与政治伦理中国王神圣性的体现。
然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下，欧洲各国中却只有法国与英国出现了这种现象。布洛赫的宏大研究集中在法、英国王触摸治病的“肯定的特殊性”历史事实上，以其严谨的研究向人们说明，法国国王触摸习俗的出现，是缘于卡佩王朝最初建立时王权的脆弱与合法性不足，亟需一种手段凸显与确立王权的神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国王及其谋臣蓄意操弄，借鉴来自基督教经典有关耶稣与圣徒为人治病的超自然先例，最终完成了这种风俗的制度化，换言之，法国国王以触摸为民众治病的风俗惯制，是民众从上古时代遗传下来的君王神圣性观念与君王有意识操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英国出现这种现象，则出乎与法国王权的竞争与模仿，是一种传播性的衍生物。但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大多数国家为何没有出现呢？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否定的普遍性”问题。布洛赫对此问题的认识具有启发性。他说：
法国和英国何以仍然保持国王治疗法的垄断权呢？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且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总是致力于解释肯定性现象产生的原因；但要提供不存在的事物的原因，其任务将是何等艰巨！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通常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提出一些可能性，以此为满足。（布洛赫：《国王神迹》，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2页）
很显然，他认识到“否定的普遍性”不可能得出断论，难以进行切中肯綮的研究，但鉴于这个问题必然萦系于读者心中，是关注法国与英国国王触摸这种习俗的读者必然联想到的问题，客观上难以回避，需要一个引导性的思路，他不得不做回答。然
而，这又是一个违背历史研究纪律的“否定的普遍性”问题，故只能提出一个简略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与方法，即首先考察法国与英国的“肯定的特殊性”历史事实，探究出其中的必要因素，在对比中确定其他国家所缺乏的必要元素，最终推出对于“否定的普遍性”历史现象的解释。
国王触摸的起源……（有）它的深层原因和偶然原因。这深层原因就是对王权超自然特性的信仰；这偶然性原因，就法国论，似乎在于卡佩王朝早期的政策，就英国论，则在于亨利一世的雄心和能力。这个信仰本身通行于整个西欧。法国和英国之外其他国家所缺乏的东西只是特殊环境。在这两个国家，一定存在着一些条件，使此前一直还很模糊的观念在11、12世纪凝结成一种具体且稳固的惯制。在德国，人们可以设想，萨克森王朝和士瓦本王朝从（罗马）帝国皇冠上享受着太多的荣光，想不到去扮演医生的角色。在其他国家，其君主无疑缺乏必要的机敏，去做这样一种设计，或者缺乏必要的胆量、毅力或个人威望去推行之。一种偶然因素，或者说，个人的天才，一定发挥了作用，促使法国或英国治病仪式的产生；而在其他地方，同样意义上的偶然性，似乎可以解释类似现象何以没有出现。（同上，第132-133页）
《国王神迹》之所以被奉为史学经典，不仅是因为它展现了布洛赫独到的研究视角与问题意识，娴熟地融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手段的杰出本领，匠心独具地开拓史料运用范围的技能，而且也展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纪律与规则的高度自觉与深刻认识。他非常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在哪些方面可以得出肯定的断论，哪些地方必须保持谨慎与存疑，始终保持论断的克制与分寸感。整个说来，他非常小心地避免涉及“否定的普遍性”问题，即使处于客观要求不得不做出说明，他也力争做到把握限度，不逾越历史研究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研究虽然简略，但原则是清晰的，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可贵的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22&ZD249）“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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