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陈祖武

    2021年10月，疫情的阴霾仍窒息着人们的呼吸，每天都会传来不祥的消息。一个晚上，手机响起，打电话来的是与我有亦师亦友之谊的雷平君。这个电话，他是受陈祖武先生委托辗转打来的。其时，陈祖武先生因颈椎病做了手术，术后预期不够理想，陈先生以为恢复健康无望，心情压抑，他开始将珍藏的图书捐赠给母校，并吩咐弟子思考他一直想做而未及完成的学术课题。在一次与他的高足孔定芳的通话中，陈先生郑重嘱咐道：“定芳啊，请你转告积明教授，我的健康状况不好……”孔定芳君遵嘱把陈先生的这个委托通过雷平君转告给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顿时感到心头痛击，因为我意识到这个嘱托实际上是陈先生在跟他的学界友人道别。焦虑痛心之际，我又感到温暖，因为，陈先生是我的学术前辈，更是两岸清学界的旗帜，他在这个特殊的时候能够想到我，是我的殊荣。

    内德而外礼：陈祖武先生的人格风范

    我最早拜谒陈先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我随冯天瑜先生到北京参加一项活动，专程到建国门外社会科学院大楼拜见陈祖武先生，两位先生交谈甚欢，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最深的印象是陈先生的贵州口音、从容仪态以及温文尔雅。交谈结束后，陈先生送我们到电梯口，一直彬彬有礼地含笑等到电梯门关闭。我在电梯中向冯先生感叹：陈先生真是一位谦谦君子。这是我对陈先生的第一印象，也是至今仍未改变的印象。

    初次拜谒后，我和陈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陈先生是清学史的前辈学者和著名学者，我到北京常常前去拜见，向陈先生问学请教。每次见到我，陈先生口口声声都是“积明兄”，从无倨傲赐教的姿态。聊天结束后，陈先生通常都要拉我到社科院大楼后面的餐馆吃饭，经常陪同就餐的有汪学群兄以及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如果到社科院的老家属楼拜访陈先生，陈先生必早早到楼下相迎。如果身体不便，就专门安排夫人在楼下迎候，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和不安。

    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台湾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兴盛一时，位于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每两年会召开一次国际清代学术史探讨会，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被邀请者，我也常常忝列其间。1999年11月，林庆彰、张寿安教授在“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执行“乾嘉学者的义理学”研究计划，我和陈先生也被邀参加。这次的行程较为丰富，在台湾学术界的安排下，我和陈先生以及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等先生从台北一路到高雄，途经云林科技大学与该校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座谈。到高雄后，文哲研究所所长钟彩钧先生专程到高雄接我和陈先生，乘岛内飞机飞回台北，参加文哲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在台湾与陈先生朝夕相处，使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待人接物。而无论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陈先生都是儒雅诚恳，亲切平易，令人感佩。有一次，在“中研院”的一次学术活动上，我刚作完报告，文哲研究所的李明辉教授突然发难，他针对我在报告中对戴震“以欲为首出”思想的肯定，猛烈批评说，今天两岸的世风而下，都肇始于戴震。李明辉先生是牟宗三的弟子，在台湾学术界名气很大，虽然在台湾的学术会上被“劈砖”是常事，但当时确实有些慒然，不知如何做出回应。当时，我和陈先生都下榻“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晚上，陈先生打来电话，他说：“积明兄，你今天的报告没有问题，他（指李明辉）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要维护道德理想主义，认为戴震反程朱，打破了这个传统，所以他们对戴震很反感。郑吉雄教授（台大教授——笔者注）刚才打电话来也说了这个事，他和我的看法一样。”虽然我早已过了需要安慰的年龄，但陈先生的电话仍然使我深受感动，体会到一位长者的关怀和温暖。2024年8月19日，我在《光明学人》上发表了题为《察人文以成化，固彝宪而生知——冯天瑜的学术人生》一文，陈祖武先生读后，打电话给雷平副院长说：积明兄的这篇文章写得好，你们可以在新生入学教育时学习讨论，传承冯天瑜先生学脉。当雷平教授转达这一信息，与20年前同样的暖意再次袭上心头。

    2001年，陈先生屈尊受聘，担任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特聘教授，连续五年为所里的师生讲授清代学术史，对我和我们的学生教益良多。他一再说：“积明兄，你可以在全国举起清代学术研究的旗帜，成立‘清代学术研究中心’，我支持你们。”可我自揣学力不足，队伍薄弱，实在不敢造次，有负陈先生之期望。陈先生在湖北大学讲座期间，生活极简。吃得简单，课余时间，欲安排陈先生外出游览，他从不同意，执意在房间看书。晚上有学生登门请教，陈先生一一接待，温言解惑答疑，令人感动。

    陈先生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不仅体现在儒雅温和，还在他的低调谦卑以及感恩情怀。陈先生告诫后学“永远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做一个谨慎的学人”，而他自己的学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也贯穿这一精神。他把自己的论文集题名为《学步集》，自称：“回首一生读史，皆在艰难的学步之中，学步云云，并非虚语，乃实录也。”他的回忆录题名《恩重如山》，另一部文集题名《感恩师友录》。书中的文字满溢对前辈师长教诲深恩的感激，满溢对友人同道鼓励鞭策的感激。“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也被称为“道德温度器”。一个常怀感恩之情的人，一定是善良的、温暖的、阳光的。

    陈先生的谦和、低调、儒雅、温暖、从容，常常令我不由自主想到管仲把“君子”比成“禾苗”的形容。管仲在《小问》篇中说：“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如果翻译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禾苗，它开始时柔顺得多么像个孺子；到它壮大时，庄重得多么像个士人。等到成熟时，谦和地垂首向根，多么像个君子。”陈先生蜚声海内外，但他却像沉甸的麦穗，谦和地垂首，这正是管子所说“君子之德”。

    陈祖武先生的文雅风度，渊源有自。据陈先生在《恩重如山》中回忆，他自幼家中就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氛围，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人在家里高声说话、疾言厉色，大家都是轻言细语，温文尔雅。这样的环境也影响和熏陶了我，逐渐形成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个性。”除自幼所受庭训外，陈先生长期浸润于中国儒学经典，深受儒雅有礼、从容中道的儒学精神的影响，由此养成仁慈亲切的文化人格。《礼记》有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虽然这句话所指是孝子对父母，但是，它揭示了从深爱到和气到愉色到婉容是有内在逻辑的，这就是“内德外礼”。正是因为有内在的仁爱精神，方有陈先生和熙暖风、春日阳光般的待人接物。

    继承乾嘉、超越乾嘉：陈祖武先生的治学

    陈祖武先生是清代学术史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概括清代学术，以“征实不诬”为主要特征。陈先生自学术入门，在深受清代学风浸润的同时，也得老一辈学者之教诲。他回忆说：“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要牢记历史学的特点，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这些话使我终身受益”。他初入杨向奎先生门下问学，即置《清史稿·儒林传》于案头，“每有疑问，往往录之专用卡片，置诸纸质硬盒，久而久之，苦于卡片盒无处放置，便径记于各传天头、地脚，乃至字里行间。”此后治学，他“秉向奎先师勤于读书之教，不问寒暑，朝夕伏案，皆在清儒学术文献之中”。基于对学术文献的高度重视，陈先生不仅自己将治学置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而且以极大的精力从事清代学术文献的整理，校读《清史稿·儒林传》；校补《清代学者象传》；点校《杨园先生全集》《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颜元年谱》和《李塨年谱》，成果极为丰硕。他所主持编纂的《乾嘉学术编年》尤为出色。这部《编年》的取材，以高宗、仁宗、宣宗三朝《实录》为纲，博采官私史籍、方志、档案、文集、专著、谱牒、笔记等，将百余年间之重要学术史事，诸如中央及地方之学术举措、学者之主要举措及见解、学术师承及往还等等，皆著录入内。2002年到2004年间，我数次到京拜见陈先生，他都提及此事，态度极为郑重。《乾嘉学术编年》的出版是对当代乾嘉学术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它提供了乾嘉学术的基本线索、基本史料、学术流变，是治乾嘉学术的学者须臾不可离的资料宝库。陈祖武先生强调：“学术创新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他自己就是如此身体力行，并以这样的“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嘉惠后学。

    陈先生之学，继承乾嘉，笃实审慎，朴质无华，信而有征，然而，他并不囿于乾嘉，他一方面强调“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另一方面决不忽视理论，他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说：“我的学术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文献整理，一条是学理研究。就是因为两条腿走路，我的学术之路才走得踏实、稳健。学理研究所得的结论也较为坚实可靠，不致自误误人。”董理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略见如下数端：

    其一、接续前贤，开辟新径。陈先生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前贤的清学研究娴熟于心，并在接续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完成前辈学者“留给后学的功课”。他对“问题意识”四个字加以阐述说：“学术研究就是一定要解决问题，这是不止一位老一辈教诲我的，不管你讨论的问题有多大，但它首先必须是一个问题，有些是前辈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前辈没有发现的问题。对于前辈没有解决的问题，你能深入去发现，那也是对学术发展的贡献；对于前辈没有发现的问题，你发现了，虽然你解决不了，但是你提出来了，那也是很大的贡献。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同样的价值。”在《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一文中陈祖武先生更强调：“今日吾侪之治清代学术史，无章梁二先生之论著引路不可，不跟随钱宾四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入开拓尤不可。”这是陈先生给治清学者指出的一个最基本的入门方法，也是一个深化清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他对吴派、皖派分派说提出的异议，他提出的“经学济理学之穷”，他在《中国学案史》上的创例，都是在前贤提出的问题与未解决的问题上加以发展和探索。

    其二、整体历史观。学术思潮从来不是突兀而起，而是“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戴逸先生在《清史·思潮志论证报告》上的批语）。钱穆提出来的“观水而未观其澜，终无以尽水之变”之论说也是指示要整体地观看历史的流变。陈祖武先生在研究清代学术中，始终贯穿这样一种方法论。他的学案史，“一是从学术史的大背景下看学案体的发生发展诸问题；一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继承发展中探讨中国学案体史书的衍变”（吴怀祺语），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回到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整全性研究”（陈壁生、黄朴民语）。《学步集》的第一篇，陈先生讨论“清初学术”，强调要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他在论明末清初的思想时说：“曾经为某些论者盛称的黄宗羲的反传统思想，如果我们抛弃对《明夷待访录》寻章摘句的研究方法，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尤其是把它同先前的《留书》和之后的《破邪论》作为黄宗羲政治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来研究，结论就很可能不一致。”这里，陈先生指出了两种学术研究的路数，一个是寻章摘句，一个是从整体考量。如果寻章摘句，看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言论就会感到惊世骇俗，是早期启蒙；如果把《明夷待访录》放在黄宗羲的思想整体中观照，尤其是放在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整体中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言论，即使再极端，都可以在思想源头上追索到“天为民立君”的传统统治思想的轨道（参见张分田著《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他们抗议的不是皇权专制，而是极端皇权专制。虽然，对于晚清梁启超、陈天华来说，《明夷待访录》有震聋发聩的启蒙功效，但这个“启蒙”是后人的解读和理解，不能以此逆推，论定为黄宗羲的思想性质。也正是基于这种整体历史观，陈祖武先生针对梁启超提出的“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指出：“清人历来鄙夷明学‘空疏不学’，几乎众口一词，其实，这样的指责固然有它的依据，但是也未免失之片面，说得严重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数典忘祖。清学不可能从天而降，事实上，没有明学，哪里又会有清学”，强调了从明学到清学的连续性。对于梁启超提出的“惠戴两家中分乾嘉”之说，陈先生亦从整体历史观加以观照，指出，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从形成到鼎盛发展过程，并非对立的学派。因此，“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实际上是隔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整体历史观念对我们治学有极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其三、唯物史观的眼光。陈祖武先生自觉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把思想史或者哲学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现象摆到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研究清代学术史，就是在钱宾四等先生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最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决他们要回答的近三百年的学术史流变问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探讨中国学术在入清以后，之所以没有再沿着理学走的问题，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宋明理学走不下去了，但是，在封建生产方式之下，“不可能超越生产方式的制约，产生另一个思想形态，指望思想自身去产生另一个思想形态，那是不可能的事”，“最后经学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学问没有其他路啊”。他的这一解释，打破了清学“内在理路”说的局限性，把清代学术的兴起放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加以解释，从而得出通透的结论。而从《顾炎武评传》，到完成早期习作《清代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再到《清代学术源流》《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对不同历史时期具体国情的探讨”，一直是陈先生“试图梳理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出发点”。

    继承乾嘉，又超越乾嘉，正因为陈祖武先生把传统学术和现代学者的品格融为一炉，方有卓越的成就，成为清代学术史的领军人物。

    “治清代学术史为祖武之毕生事业”

    自负笈问学杨向奎先生，陈先生就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学术事业。在《乾嘉学派研究》前言中，他引梁启超之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称：“吾侪学人，视读书为学者天职，为国家，为民族，亦为自我，生存一日，则读书为学一日。”在《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新书发布会暨《柴德赓全集》启动仪式上，陈祖武先生说，“我们过去读书、做学问，是把它当作事业”，“要作为一个事业来做”。他尖锐指出，“今天我们有些人急功近利，给整个社会、整个学术界带来的风气太坏”。当下我们最缺的就是“严谨、精勤，一丝不苟的精神”。他更庄严宣布：“治清代学术史为祖武之毕生事业。”这样一种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2023年7月，我于疫情后第一次进京，坐不暖席，即与雷平院长与几位学生前往看望陈先生。还是令人熟悉的场景，陈夫人早早就在楼下相迎；还是简陋的房间，狭小的客厅，就在这里陈先生接待过多少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峡对岸的朋友、学生；还是亲切的召唤：“积明兄，你来了”，浓重的贵州口音。唯一不同的是，陈先生已行走艰难，坐在轮椅上，但见到我们，精神焕发。坐下未及寒暄，陈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和我们谈起他念兹在兹的关于清代学术的“历史定位”的问题，殷切希望我们偕同清学史界为解决这个论题寻找答案。在这一瞬间，陈先生坐的轮椅和他的病疼都悄然隐去，在他身上迸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