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私学

    汉代私学长期是传播文化、继承文化的重要方式。伏生授经的故事，《史记·儒林列传》所说“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的情形，体现了私学的教育环境与学术气氛。

    东汉私学更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学徒名籍往往不下万人。

    读书学习也是宫廷生活的重要内容。《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汉和帝皇后邓绥六岁即“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往往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据说幼时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

    宫廷教育形式也取私学模式。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汉书》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关于东汉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句。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于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

    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说到“成童已上入大学”“幼童入小学”的情形。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东观汉记》中，有著名学者承宫幼时艰苦求学的故事。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宫为诸生所同情，于是被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承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看来，当时上自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 大一统也。”泥砖上刻画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后世的统治者，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找到了仿拟的标本。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政局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然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文化的发育呈畸重畸轻的倾向。以经学为主体的东汉儒学因谶纬的牵坠，在神学化的同时走向消极。不仅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着社会的创新力，就东汉王朝的政治威权而言，“崩离”趋势的出现，也不能说与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严重僵化的文化导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锢无关。东汉是师儒兴学成就显著的时代，但是这一情形对社会演进的总体意义，还应当做全面的分析。当时江南地方得到开发，表现出突出的经济跃进。而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可以有乐观的评价。从现有户口统计数字看，汉和帝至汉质帝时代，虽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乱，人口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

    回顾当时的学术史，我们看到，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也出现了阴暗与腐败。《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的现象，“遂至忿争，更相言告”的现象，“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现象，都有发生。“举秀才，不知书”的批评已经成为民谚，反映儒者徒有虚名的情形相当普遍。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分居”条以为这种“滥举”的现象，“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

    （本文摘自《东方帝国的营造》，王子今著，陕西新华出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