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里的王闿运和晚清史影

    ■潘素雅

    王闿运二十几岁即享誉文坛，学问词章无一不精。他曾执讲湖南思贤讲舍、四川尊经书院，门生弟子遍天下。弟子廖平、刘光第、杨度、杨钧、杨庄等均有所成。对出身平民的学生，他一视同仁，延揽有加，门下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铜匠曾昭吉，经其点拨，日后皆成一代名家。

    王闿运晚年受邀出任民国国史馆馆长，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他曾花费七年心血编成《湘军志》，却因秉笔直书，开罪了不少老朋友，不但被迫毁版，而且被勒令离开湖南两年，曾国荃更扬言要杀掉他。

    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留下了两百万字、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的日记——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湘绮楼日记》。与其他三部日记或多记高层秘闻，语涉军国大事；或立意恢宏，志在治学；或论政治得失，言风俗变迁不同，《湘绮楼日记》涉及时局变幻、学术掌故、应酬交际、诗文书信、天气吃食……几乎囊括了王闿运人生的各个方面和点点滴滴。

    通过《湘绮楼日记》，我们得以走近这位生于1833年，一生跨越了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和民国初年的传奇人物的一生，探寻王闿运的生命细部；也得以通过这部当时最贴切最接地气的历史社会记录，窥见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化。

    一、与晚清名臣的交往及对社会时局的记录

    通观《湘绮楼日记》，其内容最多的是应酬交际，堪称一部“人际交往史”。王闿运热衷与各色官员打交道，他的交游涵盖了晚清大部分重要人物。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纪泽、袁世凯、丁宝桢、张之洞……但王闿运与他们的交往几乎都保持了相对独立疏离的姿态。在日记中，对这些煊赫一时的人物，更是尽显“晚清狂人”的本色，随意臧否，大肆讥弹。

    他评价曾国藩“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为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给曾国藩的挽联直戳其痛处：“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说曾氏平生以霍光、张居正自诩，但终其一生，只不过一方面大员而已；他的经学水平高于纪昀、阮元，可惜没有留下一部传世之作。

    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他吐槽左宗棠：“左伯痴肥，声言出塞。”（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左侯见语云‘烧洗脸水饤锅’，此言极可叹，无本人专恃运气，必有此困。”（光绪八年十一月六日）讥笑左宗棠是“无本人”，只能靠运气做官。

    而尽管在文字中对左宗棠肆意讥调嘲弄，曾、左反目后，王闿运却曾多次从中调和。同治十年（1871）九月二日，王闿运路过清江浦，巧遇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趁着曾国藩高兴，王闿运劝其与左宗棠讲和，而曾国藩也并不恼怒，只说：“彼方据百尺楼，余何从攀谈。”

    几天之后，王闿运又拜访曾国藩，谈及与左宗棠修好之事：“夜过涤丈谈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同治十年九月初十日）数次执着地劝说不可谓不出于真心，可见王闿运为人的另一个侧面。

    作为一本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的日记，记录了晚清诸多重要人物，自然不免涉及当时的重要史事。虽然王闿运在日记中似乎有意回避对政局发表见解，使日记展现出更多的私人属性，但仍零星记录了在风云变幻时局中的日常见闻。

    光绪四年（1878）十月廿四日的日记中，追记了西捻军铤而走险逼近京师，前锋一度抵达卢沟桥时清廷的反应。“丁赴任丘、雄县迎剿。官、左、李、李均严议。刘松山、郭宝昌、陈国瑞先至，宋庆、张曜次之。京师戒严，恭王巡防。英翰请援。”紫禁城陷入空前恐慌，清廷紧急调度，京城戒严，气急败坏之下处分了官文、左宗棠、李鸿章、李鹤年等一干大臣。

    甲午中日战争时，谣言四起，关于李鸿章的谣言最多，日记也将之记录了下来：“庄叔塍云李鸿章夺太傅马褂花翎，亦赫然骇人。”（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记）“成孙复来，言李中堂结连外夷，已入刑部云云，甚可骇，余人皆无所闻，盖谣言也。”（光绪二十年九月廿四日）大战之时，出现了李鸿章勾结外国的传言，大概因其办洋务日久。可见时人眼中李鸿章的形象。

    二、细微动人的日常生活

    与名流的交往和社会时局的变迁，固然是值得挖掘的重要事件，但对个体来说，人生更庞大的部分是日常起居、吃喝出行，正是这些细碎真切的日常，堆砌出王闿运完整的一生。

    在《湘绮楼日记》四十多年的记录中贯穿始终的是王闿运的“日课”。他几乎每天抄书、背书、讲书、注书，且皆有定额，如若当天规定额度未完成，一定会在第二日补足。“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

    张舜徽云：“盖王氏一生勤于动笔，以钞书为日课，群经诸子，多有钞本。间附笺释，便成著述。成之也易，传之也难。”日课成为王闿运治学和著述的基础，只是以抄写为撰著的写作方式不免使著作的含金量打了折扣。王闿运将日课贯穿一生，道途寒暑不辍，实非常人所能做到，而日课对其学问和人生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从《日记》中看，王闿运的日课不仅限于抄书，读书、校勘、写作、讲课教学都是他日课的内容。“早起定日课：辰课读，午修志，酉读史、讲经，亥钞书、课女、教妾读书以为常。”（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同时，他还要求子女践行日课，并为他们制定日课的内容。如“夜讲 《史记》 一页，滋女日课也”（光绪四年二月十五日）。这样的教育学习方式，也使得王闿运四子十女皆博涉经史，擅长诗文。

    在家庭教育上，王闿运称得上是个尽心尽责的好父亲。《日记》记录了王闿运教育儿女的点滴，如教授读经读史、写诗作词，以及关于学问的答问。王闿运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限于学问之事，还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启发，如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七日，“邻女出嫁，遣非女观贫家物力之难也”。作为一个大人物，他并不吝惜陪伴儿女的时光，常常带他们感受自然，看花看雨。如“辰初起。携窅女看牵牛花，叶密，仅见三朵。点《魏书》一卷。与梦缇及诸女后池看雨”（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夜月如昼，珰女戏月下，至子始眠”（同治八年八月十四日）。他还常常带着儿女们出门游玩，登山临水，如同治八年三月四日日记记“珰女请登前山，坐林中，食顷乃归”。

    和许多文人一样，王闿运乐于享受生活，尤其热爱美食，对食物也格外挑剔。同治九年赴北京考试，他与朋友在著名的烤鸭店便宜坊吃饭，吐槽“鸭炙殊不美，忆往岁脆嫩，殆有百倍之劣”（同治九年四月十二日）。在四川时“与督府幕客会饮，食熊掌，殊不肥甘”（光绪六年九月十九日）。他还热衷记录食物的制作方法，如“作面茶法：炒面好水调无滓，先用锅煮水以待，入面略煮使稠，加芝麻酱，微盐，起锅入盏”（同治九年六月二十日）。

    一个资深吃货的自我修养，就是在病重时记录的还是想吃瓜而未得的遗憾：“卧病消闲，遂及七夕。遣觅瓜，两使均空返，云健孙自送，及来亦空手，城中方乱，瓜不能上市也。”日记也在这一天——民国五年丙辰朔日戛然而止，此后王闿运病势日益沉重，再无力记日记了。

    晚年的王闿运还爱上了打牌，有时打牌直至通宵达旦。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任、庄、吴较牌，终局始鸡鸣”；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日夜多斗牌为戏，未理余事”。粗略统计，在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1年间，其日记有斗牌记录者有二三百次，观其战绩，往往大胜，偶有败绩，多为小输。惨败的时候当然也有，如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夜复假寐，起斗牌，每夜负一千”。打牌给这位老人在美食之外增添了新的生活乐趣，在这胜负之间，生活得有滋有味。

    《湘绮楼日记》不仅是一扇窥视晚清历史风云的窗，更是映照出一位学者人生历程的镜。翻开《湘绮楼日记》，阅读着一百多年前王闿运的日常，仿佛他并不是一位隔着时间与尘埃的历史人物，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老朋友。他与晚清名臣的交往，勾勒出时代变局中的政治生态与人际网络，而那些细微动人的日常记录，则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