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为中心，推进从区域到整体的社会史研究

    ■行龙

    置放在案头的这部书稿——《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已经是张俊峰同志有关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第三本著述了。前两本分别是《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如果从1999年俊峰同志步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来，他以水利社会史为治史之焦点，可谓久久为功，成就斐然。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也对这本新著的出版表示祝贺。

    俊峰同志前后三部著作的出版，不免勾起我对国内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一点感想。三部著作，从时间维度上看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一）世纪之交，回应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社会实践，水利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的大花圃中破土而出，应运而生。（二）“水利”和“社会”的连体结合，突破了过去“就水利而水利”，过多重视水利工程和技术而忽略社会环境因素的局限，进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三）以水为中心，勾连环境、土地、人口、森林、植被、气候等资源要素及其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等社会生产、生活多方面的历史变迁，这就是水利社会史最初的研究样貌。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人口、资源、环境史的角度出发，“以水为中心”开展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在山西大学举行的“首届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期间，来自加拿大的丁荷生教授对我说，你们把关于水利的研究拓展到了水利社会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当然，这只是朋友间一句鼓励的话。俊峰关于“洪洞水利”的研究，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又是这一时期水利社会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该书对洪洞霍泉、通利渠和雷鸣渠三种不同类型的灌溉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利用的资料包括各种水利志书、县志、专志、村志、地名志、文史资料等，又有二十余次田野调查所得多种渠碑、庙碑、水册、渠册、口述等。正是基于如此勤苦的文献和田野工作，该书在研究三种不同类型灌溉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开展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命题。

    大约十年时间，泉域社会、流域社会、湖域社会、洪灌社会、库域社会等，不同类型的“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关于黄土高原、河套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江南水乡、华南山区等地，都发表了不少水利社会史相关的论著和论文。俊峰的第二部著作《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正是这一波学术潮流中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将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对山西太原晋水、介休洪山、洪洞霍泉三个泉域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进一步对泉域社会民众的水权观念、分水传说、水神信仰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最后从四个方面对泉域社会研究的理论进行反思，是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积极探索。

    最近这些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多元化的趋向——多个区域的研究、多种理论的运用、多个学科的方法、多种视角的探讨、多种资料的发现，等等，甚至构建“水历史”学科也呼之欲出了。对此我是翘首以待，乐见其成的。

    话说回来，俊峰的第三部水利社会史研究著述——《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是当前水利社会史多元化研究趋向中一部重要的、具有创新性的著作。我在通读书稿后，感到本书最大的突破，在于其将图碑这一重要的历史遗存纳入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中，它不仅拓宽了资料的范围，而且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水利是关乎治国安邦的大事，中国传统史学历来不乏对水及水利事业的记载。自司马迁《史记》立《河渠志》以降，“河渠书”“沟洫志”“食货志”乃至“五行志”，成为记载有关水及水利事业的固定话语文本，各代正史中的记述不胜枚举，各地方志中的记载具体翔实，这些都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在林林总总的水及水利事务典籍志书中，文字历来是最主要的部分，但也不乏一些“渠道图”“水利图”之类的图像穿插其间，个别专门的水利志书甚至会有很多绘图。我多次提及的刘大鹏的《晋水志》（此志共十三卷，现存一至四卷有影印本），卷首即有《晋水源流图》，除此之外，“各河篇端，均冠以图，俾阅者易于参考，不知茫然无所指也”。新近所见《晋水志卷第九·陆堡河》（晋祠镇北大寺武海龙先生提供），除卷首之《陆堡河总图》外，又有《陆堡河全图》《狮子口图》《第一闸图》《第二闸图》《北大闸第一图》《北大闸第二图》《北大闸第三图》《第三闸南大闸口图》《后河口图》《后河口下口图》《崇福寺后口图》，共计十二幅图。文字“意蕴闳深”，插图一目了然。但是，对于过去识字率有限的广大乡村野夫而言，他们既难见其文，也大都不识其字，如此就有了矗立在乡村各种庙宇或水利工程原址上的水利碑碣。一般而言，水利碑碣多数也是文字的镌刻，或谓文字的重复，大多尚可在有关的水利典籍中读到，典籍未见而仍可见到的水利碑碣，经过数百上千年的风削雨浸，存世可见者毕竟有限。相对于存世有限的水利碑碣而言，“水利图碑”就更为难见了。

    俊峰同志在二十多年来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中，非常注重“走向田野与社会”，搜集到很多地方志书、渠册、契约、族谱、档案、碑刻等文献资料，同样收获了一些比较稀见的“水利图碑”。本书插页展示的数十通水利图碑拓片，就是他多年辛苦所得。多数图碑属首次公布，给人震撼，令人开眼。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对晋南涑水、洪洞霍泉、陕西泾渠、平遥七条山水河、绛州鼓水、曲沃沸泉、晋南三村七处个案进行分析探讨。以图为中心，多种资料萃于一体，多个视角考察实际，条分缕析，不乏新见。他的期望是“能够弥补既往研究中偏重以文字史料为重点，忽视图像资料的不足，做到将碑刻、族谱、契约、档案和图像等地方或民间文献完整运用于区域整体史研究的过程当中，实现视角的创新，达到透过图像看物质文化、社会景观、可视的叙事史的学术追求”。应该说，这样的“学术追求”，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

    七处个案中，我对“清代绛州鼓堆泉域的村际纷争和水利秩序——以《鼓水全图》为中心的调查与研究”一章颇有兴趣，这是因为，我的家乡就在绛州。旧时绛州的州治在今天的新绛县，汾河在紧靠县城的南侧穿流而过直奔龙门，城北有发源于九原山的鼓水直达州衙，为水旱码头，人称“小北京”。我的家乡在汾河以南的峨嵋山岭，俗称“七十二架岭，八十二条沟”，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小山村。县里的人大都清楚，汾南人历来多外出经商讨生活，汾北人则以农为本足以糊口，大概就是因为这股可以灌溉田亩的鼓水。又，隋代开始，县令梁轨就开发了自鼓水源头到县衙的渠道，不仅沿途田亩得灌，而且将鼓水引到高高的官衙花园。我的中学时代，虽然无缘到占据州治旧址的新绛中学就读，却每每向往至今遗址尚存的官衙花园。深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并没有对鼓水进行全面系统之研究，俊峰的这本书解除了我的饥渴，尤其是其对《鼓水全图》的解读，让我对鼓水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据俊峰的发现，《鼓水全图》前后两幅，均为石刻，亦均为民间刊刻。一为清嘉庆十六年（1811）席村所刻，一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白村所刻。席村、白村同属鼓水得益村庄，而前后两碑间隔六十余年之久。两图关注的对象均为鼓堆泉灌溉系统，而绘图的风格不同、描绘的主要区域不同、显示的水道不同。有此三个不同，反映的是两村刊碑的不同立场和诉求，亦即不同的“水权宣示”。可叹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直至民国初年，席村和白村成为数次因争水争地而起激烈冲突的主角，两幅《鼓水全图》在官府解决争端过程中虽未成为判案的唯一依据，但它却对依据水册和志书“率由旧章”的官方权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图碑数十年间衍生成的观念、认知和印象撼动了数百年来的传统，甚至能够挑战成文的正式规则”，俊峰关于《鼓水全图》两通图碑的解读，证实了这一有价值的见解。

    我对本书的另一个兴趣点，是俊峰将山陕水利社会进行合体研究。俗有山陕自古一家之说，“秦晋之好”数千年渊源流淌延绵不绝。两地不仅历史文化联系紧密，而且民间交流甚为频繁。不仅如此，地理位置上，两地一条黄河之隔，同属黄土高原区。除去一些河流地带不多的盆地外，到处可见的是破碎的黄土丘陵、纵横的山地沟壑。气候则是大陆性的寒冷干燥，降水量不大且分布不均，除了不多的水利工程外，大多是靠天吃饭的干旱区。如此自然环境条件下，水就成为生存和发展中非常紧缺的物质资源。凿井饮水、挖池蓄水、修渠饮水等节水用水的历史实践，成为黄土高原民众的一种历史惯习。在严重缺水的黄土高原丘陵山区地带，“惜水如油”并不是过分夸大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缺水区还是那些泉水、河水相对丰沛的“丰水区”，都会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和碑碣。也是在二十多年前，胡英泽同志的博士论文以山陕间龙门至潼关的“小北干流”为研究对象，出版了《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一书，该书除了利用田野工作所得数十种鱼鳞册、地册外，同时搜集到八十余通碑碣和不少地图。俊峰的这本《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七处个案中虽然涉及陕西境内的只有泾渠一处，但他的研究视野毕竟是跨省区的黄土高原，或曰一种跨区域的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既是一个具体的区域，又是一个相对的区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概念。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要有跨区域的意识，也要有整体史的追求。

    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从最初试图建立“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到多种类型、多个区域的“遍地开花”，再到现今多种学科的融合及多种理论方法的吸收运用，甚至“水历史”学科的呼之欲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千姿百态的发展趋向。其中，正史、志书、专史、渠册、水册、地图、碑刻、口述等文献资料和田野工作所得，大大扩展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资料范围。俊峰的这部新著以图碑为核心，试图“图碑证史”，从文到图，资料利用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每一幅水利图碑的背后就是一个个地域社会围绕水资源分配和管理进行长期博弈、调整和互动的结果，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精彩纷呈”。当然，水利图碑“与文字碑刻、水册、契约乃至建筑、传说、壁画等其他形式的资料一样，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重构历史原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料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对新史料进行收集利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他资料各自的特质和有效性”。我是认可他的这一观点的。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绪言和结语两部分，不仅对二十多年来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梳理，而且对进一步开展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提出了前瞻性的看法。我为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鼓与呼，也为水利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在我看来，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最主要的要素，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以此为线索进一步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何以漫长乃至中国历史分期等重大问题，前辈学者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令人敬佩。相对而言，我们对和土地一样重要的水的研究却显然不够。土地和水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重要物质生活资料，人们“为了生活”，“能够生活”，土地和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渊源。我在最近一篇题目为《“以水为中心”：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路径》（《史林》2023年第6期）的文章摘要中写道：“中国史学界围绕历史时期的土地问题展开了长期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土地一样，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全面来看，水利社会就是以水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地域性自然和社会关系体系。‘以水为中心’的研究，可以贯通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可以作为一条路径探讨区域社会全面的历史，进而实现从区域到整体的社会史研究目标。”自然，这样一个立足社会史研究的学术目标，相对于试图建立一个“水历史”学科的目标，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水利社会史也好，“水历史”也罢，都需要学者长期辛勤地工作。愿与俊峰及同好互勉。

    （作者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