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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毫挥
近期，《欲望行星：人类时代的地球》一书付梓问世。该书为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人、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唐纳德·沃斯特的最新力作。作为一名年逾耄耋的老者，沃斯特并不满足于功成名就，而是不断地挑战自己智识上的一贯性与主流的思考框架，其气魄令人动容。《欲望行星》一书可谓荟萃了这位杰出史学家、思想家长久以来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思考，其视野之宏大，关怀之深切，淋漓体现了这位杰出学者的大智慧。该书由优秀的青年环境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深翻译。侯教授是沃斯特的高足，了悉且赞同其学术观点。加之译者文学素养深厚，这使得沃斯特深邃且优美的文风得到了再现的同时，又未有内容上的损缺，可谓一部成功的译著。
在此书中，沃斯特贯彻了其“行星史”的研究理路，将人类历史视为整个行星演化史的一环，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推动人类社会重要转型的力量乃是其食欲与性欲。该书新意迭出，真正辟出了一条史学研究的新径。全书共十章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呈现了“行星史”理论的目标、意义及其与达尔文演化论之间的渊源关系。第二部分试图从行星史的框架下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作出解释，阐明了食欲与性欲如何促成了人类走出非洲，又如何蹒跚进入到农业时代，揭示了前现代农业国家权力的内在悖论。此外，作者还从生态视角出发解释了欧洲人“发现第二地球”的重要意义，进而讨论了“行星史”视野下的现代性的意涵。第三部分专门讨论了中国农业社会的本质及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深邃思考。第四部分说明了人类生育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下降，这表明人类的生物性欲望正在当下发生着一次新的演化和更新。该书涉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同时给予了中国历史较多篇幅，因此，无论是史学从业者还是历史爱好者，甚至是更普遍的读者，都不难在书中找到契合自身的关注点。
“行星史”及其对传统史学的突破
受到达尔文演化论的启发，沃斯特将地球视为一个物质整体——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生态圈，其演化历史为所有物种，甚至是非生命所共享。人类历史则是行星演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被沃斯特称为“行星史”（planetary history，有时也译为“星球史”）。这是全书一以贯之的视角。书中的诸多章节都呈现了其关于人类历史之外的、更宏伟的行星演化的思考，并切实地将整个人类的演化史置于行星演化的视角下。除了承认地球这一生态圈的普遍联系外，
“行星史”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性力量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沃斯特指出：“行星史”研究的核心在于阐明“这个星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应强大动力，正是这种动力为所有生命形式，包括我们自己，设定了条件”（第31页）。其所言的“强大动力”正是行星地球其自然演化的物质性力量。
以人类演化史为例，沃斯特称：“如果我们真希望了解智人，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它是所有在地球上汇聚的物质力量的产物。”（第12页）沃斯特认为，要理解人类在行星地球上的复杂演化史，必须首先从人类的物质性和生物性，而非文化层面入手。沃斯特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指出作为生物性的人类，其演化同时被两种自然所塑造：“外在自然”（an outer nature）和“内在自然”（an inner nature）。所谓外在自然，指的是山川湖泊、气候环境以及疾病等外在于人类却又为人类演化所必需的物质现实；内在自然指的则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通过遗传而来的驱动力与强烈的欲望，这是一种生物性的物质力量。其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欲求可用孟子的“食色性也”加以概括：食欲与性欲。正是二者推动人类不断前进、受挫和适应，这既改变了人类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星地球。书名——“欲望行星”正是由此而来。
正是在“行星史”视角下，沃斯特书写了一部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人类历史。作者指出，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往往为“文化决定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狭隘立场所左右，从而忽视了更大的图景。这一立场赞同“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发明，人类的大脑被视为所有重要变化的源泉”（第34页）。因此，人类历史在传统史学中就变成了拥有文化和理性的人类自我发现和自我改进的文明史，人类似乎凭借大脑成为其历史的主人。此外则别无历史。《欲望行星》则表明，至少在人类大部分的演化史中，其大脑受到“内在自然”，尤其是食欲与性欲的支配。同时，“外在自然”也鲜为人类所真正掌控或统御。在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恢宏的、来自于地球演化的伟力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正如沃斯特所言，“创造历史的不仅是人类的思想”，还有来源于地球演化的“微生物、气候、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繁殖力”（第35页），它们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构成了人类演化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共享着同一部行星演化史。
总之，沃斯特看来，要阐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人与外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人类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说，一方面，阐释人类历史必须将其置入到整个行星的演化史之中；另一方面，要看到物质性力量在人类史与行星史之间的连接作用。把握住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演化的行星性和物质性，也就把握住了“行星史”视角下人类历史的本质。从物质而非文化入手，从地球而非人类出发，“行星史”的历史观对传统史学而言，无疑是革命性的。
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典范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本书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引用十分瞩目。沃斯特在第一章中阐明了跨学科的必要性。正如沃斯特所言，许多科学家运用来源于自然界的档案以还原地球或某一物种的历史，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的”思考方式，他们同样是历史学家。因此，这些自然科学家被沃斯特视为是史学家的同僚，而非陌路之人。他还坦言道：“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历史学者可以独立完成如此一部综合的行星史所需要的所有研究与写作。”（第32页）“行星史”依赖学术上的劳动分工，它需要借助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毕竟，“行星史”在空间上涵盖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以及整个地球行星；在时间上则不仅覆盖了智人的二十万年历史，还含括了地球创生、生命演化的上亿年的历史；它还强调地球演化的物质性动力。因此，不难料到沃斯特会将地球科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生态学、社会行为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人口学的研究成果都引入到“行星史”的书写之中。
不过，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彻底性。即便在强调运用跨学科方法的“新史学”研究中，如此大规模地、多学科地调用跨学科成果的方式恐怕都是罕见的。其娴熟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其对地质学、气候学以及生态学的分析可谓信手拈来，几乎每一章都所涉及，这体现了其深厚的自然科学底蕴。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沃斯特除了自然科学外，他还分析了大量的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口学甚至是社会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有力地阐明了早期人类从非洲移民至其他地区并发展出农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人口的膨胀。对沃斯特而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其不拘一格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可视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同时，本书还积极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比对农业国家的兴衰史时，作者不仅在空间上横向比较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帝国，还在时间维度上纵向比对了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1500年的前后农业国家的循环更替，从而得出了关于农业国家权力兴衰的底层逻辑。在分析中国时，沃斯特不仅比较了中国的和西方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农业实践，还比较了东西方在共建生态文明方面的思想基础，强调中西方之间应当重视而非拒
斥彼此的思想精华。此外，沃斯特利用全球各国生育率的比对结果表明了人类生育率在全球范围内的确出现了普遍下降的新现象。究其根本，沃斯特对跨学科方法和比较视野的强调与成功实践，来源于其“行星史”宏大的历史观，来源于他一以贯之地将人类历史视为地球演化一部分的独到见解。这也无疑会使得《欲望行星》成为跨学科与比较研究的典范。
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思
不同于休斯、纳得考、麦克尼尔父子撰写的世界环境通史著作，沃斯特此书对中国有较多的深入探讨，呈现了其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及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深邃思考。为何沃斯特如此在意中国？ 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哪？ 这如何证明了其书观点？1998年，沃斯特第一次踏足中国，此后又曾多次观察中国的不同地区。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惊人的人口密度。这不仅引发他的思考：为何中国能够在近四五百年的历史中维持一个如此庞大人口数量的温饱？ 食欲与性欲又怎样塑造了其农业社会？ 要理解以上问题，沃斯特认为，粪肥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粪肥本质上是一种肥料，它是人类饮食的结果。食物经消化吸收后作为肥料被转移到亟待施肥的农田，其养料被作物重新吸收，最终又作为食物的一部分重回人类的口腹。他关注到，当世界其他地区对粪便嗤之以鼻时，“只有中国产生了将人类粪便用于促进农业生产的长期实践。”沃斯特试图阐明：中国农民在何时又是因何开始重视粪肥的使用。他在考察中国粪肥使用的历史后发现，“直到500或1000年前”，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其“对食物的需求才达到如此紧迫的巅峰，粪便用于肥料的革命才就此开始。”（第282页）如若没有源源不断的肥料供应养分，支撑土壤，中国如此规模的口腹之需将如何满足？ 也正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粪肥才唾手可得。如不加以利用，这将恶化其居住环境，并对其繁衍构成威胁，因为其中蕴藏了大量的病菌。
因此，对中国人而言，采用极易获取的粪肥是一种最理性、最经济的行为。这种农业创新也使得其农业成就举世瞩目。沃斯特表示：中国也许是最持续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农业社会。因此，美国农业科学家富兰克林·金对中国农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四千年农夫”所创造的农业模式可堪“永续”。然而，沃斯特也提醒我们，当中国农民走向散发着恶臭的粪肥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而并非其在生态观念上的自觉。在获取了化肥技术之后，中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化肥生产国，中国农民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经济效率最高的化肥。这说明，我们不能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性抱有太过浪漫的估计。
粪肥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中国农业内卷化的一种体现。虽然中国农民养育了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智慧，如此勤奋。但这也意味着其生活基本被高强度的农业活动所填满，面朝黄土背朝天，陷入内卷化的农业之中而难以自拔。他们不得不开垦那些更边缘的土地，围湖造田，伐林植谷，从而也破坏了环境。如若人口不加抑制地进一步增长，这种农业是否也会面临极端的压力呢？恐怕答案是肯定的。可以说，推动同时限制着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力量从根本上说是食欲与性欲，是其无法抑制的生养众多的需要。这正是沃斯特通过这段历史得出的结论。
既然中国传统农业在生态上并非完美，那么期望仅仅通过中国传统智慧来建设某种生态文明也并不现实。沃斯特因此建议中国生态文明的倡建者们除了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之外，还应当加强与西方思想的交流互鉴。虽然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二元对立，强调人对自然的统御，但其内部也产生了对技术的批判、对生态问题的反思，诞生了生态学以及“生态文明”的理念，因此，不应因其前者而对后者一概抵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之间应共同努力，加强彼此间的思想互鉴，共建一种新的共存伦理和一种新的生态型的生活方式。这值得我们深思。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此前并未出版于美国，这是该书的首次付梓，这体现了沃斯特对中国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关切。
对“人新世”的批判与对新史学的构建
《欲望行星》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凭借“行星史”这套思考人类历史的新思维，我们能构建一种思考未来的新线索，这对当今这一疑虑纷繁的时代而言，意义重大。这也是沃斯特撰写此书的根本目的。正如沃斯特所言，传统史学由于其“文化决定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认为驱动人类历史的动力，首要是其文化，将人类历史变成了其文化和理性的发展史。据此，人类与地球的未来要么将由人类文化的结晶——科技所主导，要么则因人类无法掌控其科技而轰然覆灭。很大程度上，“人新世”（Anthropocene）这一强调人类对地球地质改造能力的概念就是这种高估了人类文化和理性力量思维的结果。因此，在思考人类历史与未来时，传统史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二元论思维：或认为人类的理性将高歌猛进，即统御自然的“简单的乐观主义”；或认为人类将由于其不当的价值观而步入
万劫不复之深渊的“简单的悲观主义”。看似不同的二者其实共享同一种逻辑。
然而，通过“行星史”的透镜，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与地球更为真实的关系：人类只是地球演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仰赖地球，而非地球仰赖人类，这重关系不会更变。正如演化论所表明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当物种的变异刚好适应外在环境的要求时，物种才会延续。人类亦不例外。它是适应者，而自然才是主宰者。因此，“简单的乐观主义”误判了人与自然的主从关系，高估了人类对自然的统御力。事实上，地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力量和韧性，人类文化的力量也并未如我们所设想的那般，强大到可以完全掌控人类与地球的命运。一方面，人类不需要过度忧虑于地球将亡于己手；另一方面，人类由于拥有一颗复杂的大脑，其极强的适应力能够避免人类的骤然崩溃，除非天文学意义上的意外来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必要自弃于“简单的悲观主义”之中而整日忧心忡忡。因此，“行星史”突破了传统史学对未来的二元论思考方式，突破了“人新世”的框架，将人类置于整个行星演化之中进行考察，从而构建起了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平衡的新思路，这正是我们这个疑虑纷繁的时代所必需的一剂镇静剂。
此外，《欲望行星》相较于许多“衰败论”叙事的环境史著作，它展现出来的乐观，可能还来源于沃斯特在两个问题上的独到看法。第一，科学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人与地球关系的复杂性知识，这既挑战了许多先验的陈旧价值观，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对地球深刻的依赖关系。科学孕育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整体的、客观的思想基础，而不仅仅是毁灭自然的工具。同时，人类对生殖繁衍的渴求似乎也在慢慢冷却，女性意识的崛起和避孕技术的不断改良则支撑着这种转变，这可能会降低地球的负载，造就一种更为平衡的人与自然关系。
总之，可以说，《欲望行星》成功地辟出了一条史学新径，拨清了悬浮于传统史学之上的“文化决定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雾，构建了我们时代思考未来的一种新线索。它始终以“行星史”的视角来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化，凭借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推动人类社会重要转型的根本力量乃是行星演化的物质性力量，更具体地说，是人类的食欲与性欲及其外在的自然环境。史家们当然可以提供许多其他的关于农业起源、农业帝国衰亡以及现代性起源的诸多解释，也可以争论在多大程度上，生态压力迫使欧洲人发现了“第二地球”、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态危机是否如此严重等等。不过，伟大的著作从不畏惧争论。《欲望行星》正是这样一部属于当今时代的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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