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奖与声誉经济

    ■王瑞林 黄文英

    文化奖项已然成为荣誉的代名词。从20世纪开始，文化奖项数量激增，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有高达2.6万多项文化奖，其中有上百个奖金超过10万美元。文化奖项构成如今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奖项中，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格莱美奖和布克奖等成为各自领域荣誉王冠上的明珠。奖项评选的结果不仅意味着极大的媒体关注、获奖者个人的殊荣，更涉及围绕奖项的赞助、设置、管理、运行等复杂的内部和幕后人员的参与。文化奖项的大众普及使其成为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越来越多的文化奖项加入有关认证、赋予并颁发荣誉的游戏里，乐此不疲。奖项数量的无节制增长已然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一个症候。如何理解文化奖项的飞速更迭？ 为什么各方参与者对奖项趋之若鹜？ 奖项能为参与者们带来什么收益？ 奖项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何新特征？ 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回答的问题。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F·英格利希（James F. English）于2005年出版的专著《声誉经济：文化奖、荣誉与文化价值的流通》（TheEconomy of Prestige:Prizes,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该著作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是目前学术界完整梳理了包括文学奖、音乐奖、电影奖等在内的文化奖的历史并对现代文化奖进行了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

    英格利希在书中追溯文化奖的历史，从公元6世纪到其在20世纪的流行，并通过考察威尼斯电影节、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奖项和文化节的互动，探讨文化奖带来的文化声誉以及作为混合了新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在当代文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作者从而提出了“声誉经济”理论。该书2005年出版后，到2013年，已成为文化奖和文学奖研究的经典著作，为研究文化奖和文学奖的历史和发展状况提供了新思路，并对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经济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英格利希看来，当代文化经济是声誉经济，而鉴于文化奖围绕着“声誉”这一象征资本展开运行，促成了艺术、社会、政治、经济与其他形式资本之间进行的复杂交易，因而它是最能够反映当代文化生产特征的文化实践。文化奖的参与者希望获取“声誉”这一象征资本，因为声誉意味着资产，可以转化为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各种参与者希望获得的资本。他们利用文化奖这一转换资本的体制工具，通过交易社会资本（人情、友情）、经济资本（金钱投入）等获益：评委凭借拥有的文化资本而成为文化权威人士，通过行使评审权令其权威得以体现并被强化；赞助商付出经济资本，但借助文化奖的声誉得到社会资本作为回报；获奖作家提升了其文学地位和声望，并得到经济、文化及社会资本；享有盛名的文学奖具有报道价值，媒体通过对文学奖的报道，树立其文化传播者的良好形象和声誉；读者追逐“优秀”文学作品，他们对获奖作品的接受程度是衡量文学奖声誉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声誉从评委到获奖作家，再到赞助人、媒体、读者等，在文学奖参与者之间循环流通。奖项作为交换媒介成功地促成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易，这也是文化奖能够不断扩大发展的原因之一。

    声誉流通是文学奖运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声誉流通一旦中断，就会发生连锁反应。若评委或作家等文学奖参与者感到与某文学奖联系起来是耻辱，会损害其个人声望，他们往往会发表公开声明，与该奖切割，严重情况下这将令该奖失去公信力。在作者提供的大量案例中，非裔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88年获得普利策奖这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参与文学奖评选的各方的博弈，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界对美国非裔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登上文化舞台持保守态度。当时，莫里森出版的第五部小说《宠儿》（Beloved）成为参评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大热门，但最终却铩羽而归。她的支持者们，包括颇有影响的评论家和学者等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联名写信给《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赞扬莫里森的作品是旷世杰作，批评国家图书奖的评选对其不公平，并阐述莫里森获得主流美国文学奖项的必要性。不过，文化界人士公开为莫里森争取获奖导致了一场争议，因为文学奖只有依赖于人们对超越金钱的艺术纯洁性的信念，才能不断发挥认证文学经典、塑造文学经典的作用，而莫里森的支持者们帮助她公开竞争以获奖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追逐名利，打破了艺术至高无上的纯洁性这一神话。

    《声誉经济》通过大量的案例剖析文化奖运行的机制和规则，阐明奖项对媒体报道的依赖，以及奖项发挥其塑造经典、认证荣誉作用的方式。作者既深入分析了奖项内部的评委选择、参评者筛选、奖项的品味管理，又剖析了奖项的丑闻产生、获奖者的发言和领奖策略，全书内容覆盖了涉及奖项运行的幕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活动，以及备受媒体关注的颁奖典礼等活动。此外，在展望文化奖项在21世纪发展的同时，作者也把握了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奖发展的新特点，以及奖项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他提出，文化奖项不会因为空前的庞大数量而停止增长，实际上，各类另类的、小众的和新兴的奖项不断兴起，对主流和重要奖项进行模仿和戏仿。只要文化奖项仍具有认证艺术价值的权力，奖项的自我更新和繁殖便不会停止。

    文化奖项的全球化与声誉的全球流通同样是本书的一个关注点。英格利希指出，“世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际文学奖促成的，例如，新西兰作家凯里· 休姆（Keri Hulme）的小说《骨人》（The Bone People）成功获得国际文学奖后，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被认证的毛利族小说而流通。正是奖项的神圣力量，使《骨人》成为典型的世界文化产物。

    《声誉经济》以其对文化奖全方位、详实的考察，首次对许多主流和非主流奖项予以系统的描述和分析，为读者们介绍了文化奖多元而丰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