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在赴美途中写道: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梁启超所勾勒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滔滔而来的西潮时,所经历的眼界识见与身份认同的一场剧变。这里的“不得不”三个字,很可玩味:一方面,近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开眼看世界无疑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迅速完成了由“乡人”到“国人”的转变,进而以“世界人”自命,所谓“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此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又是何等积极。
周质平先生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四十载有余。在学术研究上,他早年着力于晚明文学,后以胡适及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在研究之外,他深耕中文语言教育领域,过去四十多年来,他的主张与实践对北美中文教学界今日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要挑出周老师一生事业的几个关键词,或许可以说,他是少有的“文史研究”与“语言教学”并重的学者。不过,周老师更愿意这样自报家门:他常说自己“生在上海,长在台北,老在普林斯顿”,寥寥数语,概括了他大半生的经历。从这条人生轨迹来看,周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人”,这之中,既有个人的选择,当然也有时代的大势。不过,周老师从不以“世界人”自居,甚至可以说,他对于“洋气”的东西和“洋范儿”的做派,都有意地保持了距离。与他的海外经验相比,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中国背景,而构成这个背景的,有他对中国文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写作和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如果回看他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工作,从文史研究到语言教学,中国始终是他唯一的关怀。
1993年夏天,周老师促成了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合作,在北京创办普林斯顿暑期中文培训班,简称“普北班”。这是第一个由中美大学联合举办的“沉浸式”暑期中文项目,在业内享有盛誉。此后,他每年都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生活、工作。我说过去三十多个夏天,对周老师来说是一次漫长的“世界人归乡”,他完全不以为然,笑言自己不过是“乡下人进城”。其实,借用梁任公“世界人”的提法,重点并不在“新”与“洋”,而在于看待中国问题时,同时具有的内外两种视角。在看中国时,周老师是同时具有“局内人”的了然与“局外人”的清醒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看中国,少有同胞的处处回护,也绝无洋人的隔靴搔痒。他谈中国问题,有深刻的批评,也有同情的了解,而压在纸背的,是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温情与敬意”。
这一份温情与敬意,久而弥笃。过去三十年,周老师为普北班的学生编写了一系列语言教材,里面有他对于故土人民的点滴观察与记录。从《华夏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到《新的中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态度上的转变,清晰可见。《华夏行》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作者常以中国和西方做比较。但在《新的中国》里,作者不再作中西比较,而是拿彼时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比较。在中西比较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与差距;而在今昔比较中,读者会发现,中国已经有了飞跃的进步,而这一尺一寸的进步,无不在缩小中西间的差距。这个转变,与他从1993年开始,每年夏天那两个月切切实实的在地经验不无关系。到了2019年出版的《我看中国》里,熟悉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的温情转浓,敬意更深。他说:
《我看中国》所讲的,与其说是“当代”中国,不如说是“当下”的中国,是外国学生可以听到、看到的中国,是他们一旦到了,必须寝馈其间的中国。……我们用相对简单的语言,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当下中国的一个侧面,……“中国梦”、龙与熊猫、反腐败、顺口溜儿、共享单车、高铁、山寨产品、城乡差距、留守儿童、农民工、软实力、小鲜肉、海峡两岸等等,都成了课本中的话题。在这些话题的陈述中,有的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是从外国人的视角而言。我们相信,这本教材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是一个真实有趣、城乡结合、多样并存的社会,而中国人则是一个努力工作而又充满幽默感的民族。
周老师写过一篇讨论胡适爱国观念的文章,题为《国界与是非》。“国界”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偏爱,而“是非”则是超越这种偏爱来论断曲直。在他看来,胡适所理想的爱国,是“超越偏见,而又能顾全原则,同时体现出对祖国所特有的一种亲切”。这固然是胡适的理想,又何尝不是周老师的追求?
参加过“普北班”的师生,一定都有一两篇“忘不了”的课文,熟读成诵,至今难忘。我们热爱这些文字,不仅因为它们明白如话、风趣生动,也因为每篇课文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真实具体的生活,而不是向壁虚构的故事。比如,《新的中国》第四课——《邮局在哪儿》,今天看来无疑有点老旧过时,在我初到“普北”时,就已不时惨遭弃用。不过,即使这样一篇再平常不过的课文,如果略做一点“文本考古”,也极有可能发现一段有趣的“前世今生”。课文里,留学生问服务员邮局怎么走,得到的答复是:“上22路公共汽车,坐三站地,下了车以后往南走,过一条街,再往东,有一个公园儿,邮局就在公园儿对面。”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二三好事之徒,依这个线路,按图索骥,竟然真找到了一个名叫“双秀公园”的地方,而邮局还在不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公园门票2角,不分淡季旺季。周老师在书里是这样给外国学生介绍这类小公园的:“北京城里有许多小公园儿,那儿没有有名的古代建筑,也没有华丽的装饰,可是却是北京市民休闲的好地方。早晨有很多人在那儿锻炼:有的跑步,有的跳舞,有的打太极拳,有的打羽毛球,还有人遛鸟儿。到了傍晚,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那儿下棋、乘凉、聊天儿。天黑以后,公园儿又成了恋人们谈恋爱的好地方……”。学过这篇课文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傍晚走入这样一个小公园,一定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这时,可以再来上几句《北京的公园》。
除了小公园,《新的中国》里还有北京的夜市、后海的霓虹与船上的歌声,后来,我们又从周老师的笔下读到了北方的平原、江南的水乡、中国人的乡音与乡愁。2020年的夏天,大疫之中,周老师、锦城、我和Henry四人,每周相约在线上见一次,修改为网课临时编写的课文。这些课文,后来结集为《小中见大》,记录的是《新的中国》之后,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万象百态。第一轮修改,我们的工作方式很简单,每次过两三篇课文,每篇课文,需由一个人高声朗诵,一般是谁写的,就由谁来读。读完后,其他三人再逐词逐句提出修改意见,如此反复。我记得有一天,周老师在屏幕的那头,读他刚写定的《北京的胡同》,里面写到钟鼓楼:“钟鼓楼是明代的建筑,到现在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还保存得非常完好,我们爬上了楼顶,可以看到故宫,也可以看出古代北京的城市设计。钟楼、鼓楼是古代北京报时的地方,晚上敲鼓,早上敲钟,所以叫‘暮鼓晨钟’。”“暮鼓晨钟”这四个字,他来回念了几遍,眼神渺远,若有所思。我想,他大概想起了北京的那些夏天,那是他朝思暮想、无终食之间或忘的中国。
过去几年,从个人到家国,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个中悲喜,实不足为外人道。周老师在《小中见大》的结尾,放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中国人很开放》,另一篇叫《丝绸之路》,都是承继着《新的中国》最后一课《改变中的中国》来的,在今天日益割裂与内转的世界,这几篇文章,值得每个人读一读。回看周质平先生的“普北”三十年,我们可以说,他是“文化的归人”。可是这个“归人”所要回到的,并不是一个他所熟悉的、过去的、可供游赏凭吊的中国,而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中国。我不知道,面对改变,他是否也有过乡愁,但他从不耽于怀旧,这其中,有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莫大的信心。
(作者为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副教授、中文语言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