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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在赴美途中写道：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梁启超所勾勒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滔滔而来的西潮时，所经历的眼界识见与身份认同的一场剧变。这里的“不得不”三个字，很可玩味：一方面，近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开眼看世界无疑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迅速完成了由“乡人”到“国人”的转变，进而以“世界人”自命，所谓“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此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又是何等积极。
周质平先生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四十载有余。在学术研究上，他早年着力于晚明文学，后以胡适及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在研究之外，他深耕中文语言教育领域，过去四十多年来，他的主张与实践对北美中文教学界今日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要挑出周老师一生事业的几个关键词，或许可以说，他是少有的“文史研究”与“语言教学”并重的学者。不过，周老师更愿意这样自报家门：他常说自己“生在上海，长在台北，老在普林斯顿”，寥寥数语，概括了他大半生的经历。从这条人生轨迹来看，周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人”，这之中，既有个人的选择，当然也有时代的大势。不过，周老师从不以“世界人”自居，甚至可以说，他对于“洋气”的东西和“洋范儿”的做派，都有意地保持了距离。与他的海外经验相比，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中国背景，而构成这个背景的，有他对中国文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写作和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如果回看他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工作，从文史研究到语言教学，中国始终是他唯一的关怀。
1993年夏天，周老师促成了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合作，在北京创办普林斯顿暑期中文培训班，简称“普北班”。这是第一个由中美大学联合举办的“沉浸式”暑期中文项目，在业内享有盛誉。此后，他每年都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生活、工作。我说过去三十多个夏天，对周老师来说是一次漫长的“世界人归乡”，他完全不以为然，笑言自己不过是“乡下人进城”。其实，借用梁任公“世界人”的提法，重点并不在“新”与“洋”，而在于看待中国问题时，同时具有的内外两种视角。在看中国时，周老师是同时具有“局内人”的了然与“局外人”的清醒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看中国，少有同胞的处处回护，也绝无洋人的隔靴搔痒。他谈中国问题，有深刻的批评，也有同情的了解，而压在纸背的，是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温情与敬意”。
这一份温情与敬意，久而弥笃。过去三十年，周老师为普北班的学生编写了一系列语言教材，里面有他对于故土人民的点滴观察与记录。从《华夏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到《新的中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态度上的转变，清晰可见。《华夏行》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作者常以中国和西方做比较。但在《新的中国》里，作者不再作中西比较，而是拿彼时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比较。在中西比较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与差距；而在今昔比较中，读者会发现，中国已经有了飞跃的进步，而这一尺一寸的进步，无不在缩小中西间的差距。这个转变，与他从1993年开始，每年夏天那两个月切切实实的在地经验不无关系。到了2019年出版的《我看中国》里，熟悉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的温情转浓，敬意更深。他说：
《我看中国》所讲的，与其说是“当代”中国，不如说是“当下”的中国，是外国学生可以听到、看到的中国，是他们一旦到了，必须寝馈其间的中国。……我们用相对简单的语言，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当下中国的一个侧面，……“中国梦”、龙与熊猫、反腐败、顺口溜儿、共享单车、高铁、山寨产品、城乡差距、留守儿童、农民工、软实力、小鲜肉、海峡两岸等等，都成了课本中的话题。在这些话题的陈述中，有的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是从外国人的视角而言。我们相信，这本教材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是一个真实有趣、城乡结合、多样并存的社会，而中国人则是一个努力工作而又充满幽默感的民族。
周老师写过一篇讨论胡适爱国观念的文章，题为《国界与是非》。“国界”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偏爱，而“是非”则是超越这种偏爱来论断曲直。在他看来，胡适所理想的爱国，是“超越偏见，而又能顾全原则，同时体现出对祖国所特有的一种亲切”。这固然是胡适的理想，又何尝不是周老师的追求？
参加过“普北班”的师生，一定都有一两篇“忘不了”的课文，熟读成诵，至今难忘。我们热爱这些文字，不仅因为它们明白如话、风趣生动，也因为每篇课文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真实具体的生活，而不是向壁虚构的故事。比如，《新的中国》第四课——《邮局在哪儿》，今天看来无疑有点老旧过时，在我初到“普北”时，就已不时惨遭弃用。不过，即使这样一篇再平常不过的课文，如果略做一点“文本考古”，也极有可能发现一段有趣的“前世今生”。课文里，留学生问服务员邮局怎么走，得到的答复是：“上22路公共汽车，坐三站地，下了车以后往南走，过一条街，再往东，有一个公园儿，邮局就在公园儿对面。”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二三好事之徒，依这个线路，按图索骥，竟然真找到了一个名叫“双秀公园”的地方，而邮局还在不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公园门票2角，不分淡季旺季。周老师在书里是这样给外国学生介绍这类小公园的：“北京城里有许多小公园儿，那儿没有有名的古代建筑，也没有华丽的装饰，可是却是北京市民休闲的好地方。早晨有很多人在那儿锻炼：有的跑步，有的跳舞，有的打太极拳，有的打羽毛球，还有人遛鸟儿。到了傍晚，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那儿下棋、乘凉、聊天儿。天黑以后，公园儿又成了恋人们谈恋爱的好地方……”。学过这篇课文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傍晚走入这样一个小公园，一定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这时，可以再来上几句《北京的公园》。
除了小公园，《新的中国》里还有北京的夜市、后海的霓虹与船上的歌声，后来，我们又从周老师的笔下读到了北方的平原、江南的水乡、中国人的乡音与乡愁。2020年的夏天，大疫之中，周老师、锦城、我和Henry四人，每周相约在线上见一次，修改为网课临时编写的课文。这些课文，后来结集为《小中见大》，记录的是《新的中国》之后，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万象百态。第一轮修改，我们的工作方式很简单，每次过两三篇课文，每篇课文，需由一个人高声朗诵，一般是谁写的，就由谁来读。读完后，其他三人再逐词逐句提出修改意见，如此反复。我记得有一天，周老师在屏幕的那头，读他刚写定的《北京的胡同》，里面写到钟鼓楼：“钟鼓楼是明代的建筑，到现在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还保存得非常完好，我们爬上了楼顶，可以看到故宫，也可以看出古代北京的城市设计。钟楼、鼓楼是古代北京报时的地方，晚上敲鼓，早上敲钟，所以叫‘暮鼓晨钟’。”“暮鼓晨钟”这四个字，他来回念了几遍，眼神渺远，若有所思。我想，他大概想起了北京的那些夏天，那是他朝思暮想、无终食之间或忘的中国。
过去几年，从个人到家国，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个中悲喜，实不足为外人道。周老师在《小中见大》的结尾，放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中国人很开放》，另一篇叫《丝绸之路》，都是承继着《新的中国》最后一课《改变中的中国》来的，在今天日益割裂与内转的世界，这几篇文章，值得每个人读一读。回看周质平先生的“普北”三十年，我们可以说，他是“文化的归人”。可是这个“归人”所要回到的，并不是一个他所熟悉的、过去的、可供游赏凭吊的中国，而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中国。我不知道，面对改变，他是否也有过乡愁，但他从不耽于怀旧，这其中，有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莫大的信心。
（作者为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研究副教授、中文语言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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