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尚而纯粹的学人——喜读《张少康文集》

    在我的少年时代，时兴背诵“老三篇”（今天的年轻人，猝然闻之，大约不知所云），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白求恩被形容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久而久之，它成了自己的某种人生理想。1977年，我有机会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进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留在大学任教，觉得这辈子兴许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因为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中，读书的目的就在于涤除污垢，变化气质，让随着时尚而浮沉漂泊的灵魂回归到其本来位置，也就是孟子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在这种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影响下，我以为学林中的人大抵都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孟子·梁惠王上》），身在学林，近朱者赤，当然也就比较容易实现这一理想。但几十年来的实际学术生涯告诉我的是，学林远非净土。所幸的是，我终究还是接触到一些符合理想的高尚而纯粹的学人，张少康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少康先生1960年开始在北大中文系任教，2002年退休后，移砚香港树仁学院（现为树仁大学），又工作了十五年。从二十多岁到九十岁，他不断读书求学、增益新知，用其自述语来说：“我从1960年毕业留在北京大学工作，到今年夏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在这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付给了古代文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后记》）后来又说：“要认真阅读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能日夜苦读，逐步积累。直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应该说还是在学习中。”（《张少康文集·编后记》）这让我想起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她在七十岁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求知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用这标题来形容少康先生，也是非常合适的，在学术的奋进途中，他永远在路上。六十多年间，专注于古代文论领域耕耘不已，在其同辈人及后辈人中，如果要论这一领域中研究成果之丰硕，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类型上，允推少康先生为第一人。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张少康文集》，就是最好的证明。

    记得在1990年，我第一次见到韩国的车柱环教授（他以《钟嵘诗品校证》一书享誉国际汉学界），他曾对我感叹说：“古代文论是一门‘高次元’的学问。”我很认同这一看法。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起步晚于文学史，也难于文学史。较早起步的是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作为后起者，势必要从学术史的发展进步着眼，为自己“定位”，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先生正是这么做的。少康先生追忆说：“当时在全国只有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有古代文论课程，因为他们有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名专家……后来开设古代文论课的学校多了，但课程大都是附设在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而杨晦先生则坚持设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他更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希望从一个理论视野开阔的角度来建设这个学科。”（《张少康文集·编后记》）“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这奠定了北京大学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特色。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高度、有远见的判断。如果要我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作基本估计的话，最大的不足仍然是理论的薄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中代表北大古代文论研究特色的《张少康文集》的出版，就不单单是对少康先生本人的一份学术总结，更有助于人们认清古代文论的学科特征和应有的研究重心，对于当下的研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杨先生“对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不太满意的”，如果他地下有知，我不认为他对当下的研究就会感到满意，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借用孙中山语）。

    杨晦先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原则，是通过少康先生的一系列持久努力转化为学术成果的。“杨先生的指导原则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中西并重，古今结合，理论和创作兼通，以文学为主又熟悉艺术。”（《牢记恩师教导，发扬杨晦先生科学创新的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少康先生将这四句话重组为“三个结合”：“一是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融为一体；二是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探讨理论问题必须参考西方的经验；三是文学理论批评和艺术理论批评相结合，充分认识中国古代诗、书、画、乐紧密相连的特点。”（《张少康文集·编后记》）坦率地说，我对这样的研究原则是十分赞同的。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就体现了类似的追求。该书出版于2002年，在“导言”中强调了其向往的研究方法是“综合的”，具体所指即为三个结合：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三个结合需要一个前提，即文献基础。总括而言，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如果做一番仔细的学术谱系的梳理，也许还可以在其他学人的论著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主张。“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体现的不止是《周易》的“以感为体”（《世说新语·文学》），诚实地面对研究对象和学术现状，就自然会在不同的时空得出一些相近的学术原则。

    但原则好说，功夫不易。“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借用陆机《文赋》语）少康先生深谙其中甘苦，强调并实践从“专题研究做起，必须要有多方面的、各种类型的专题研究作基础”（《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后记》）。阅读其文集，如《文赋集释》《文心雕龙注订语译》是从文献学角度展开的专书研究；《钟嵘诗品》《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文心与书画乐论》《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则是从理论角度展开的专书研究；《先秦诸子的文艺观》是概括一代文艺观念；《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夕秀集》则是兼综各代各类问题的专题论文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采用横断面解剖，从创作论解读建构古代文论体系；《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采用纵断面梳理，呈现古代文论的起源、成长、发展、演变；《朝华集》显示了作者青年时代才华横溢的风采；《香港树仁大学教学讲义》则是其晚年课堂讲学的侧影。时段从先秦到近代，空间从中国到外国，领域从文学到艺术，场所从书斋到讲堂。综合各个方面，固然摆脱了刘勰批评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而在每一个不同方面，也都达到了“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何况这套文集并非少康先生学术成果的全部，他真能贯彻孔子告诫的君子老年“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所以像编纂的资料集《先秦两汉文论选》，与人合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等都未曾收入（鉴于这一点，我觉得这部文集的编纂少了一项“作者学术年表”，不知有没有机会增补），但这些论著也都体现了他对基本文献（包括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高度重视，凝聚其中的正是一种“奈烦”的精神，恰如朱熹说的“学者须是奈烦，奈辛苦”（《朱子语类·总论为学之方》）。惟有在这种精神的灌注下，才能使研究成果达到“擘肌分理，惟务折衷”之境。少康先生做到了“知能并进”，体现了“知行合一”。

    我与少康先生相识近四十年，他当然是我尊敬的前辈，但心里总感到他很年轻。收到其文集，我才惊讶地发觉他已经九十岁了。宋儒程子说：“不学，便老而衰。”（《河南程先生遗书·二先生语七》）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人，大概就会给人以年轻的感觉吧。与少康先生相处，他的温和谦逊，他的热情恳笃，总给人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但接触时间长了，就能体会到他是富于“性气”的人。他曾担任《文心雕龙》学会的会长，少康先生在六十八岁的时候，就主动提出辞去会长、退出学会，在我看来，他很像今日的陶渊明——我理解中的陶渊明，是如朝云说苏轼的“一肚皮不入时宜”（《梁溪漫志·侍儿对东坡语》），是如朱熹说的“带气负性之人”（《朱子语类·论文下》）。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学者要客观公允、不带感情，实际上这只是很一般的要求。越是纯粹的学者，越是卓越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就越是会投入其爱憎好恶之情，就如孔子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如朱熹说的“不带性气底人，为僧不成，做道不了”（《朱子语类·总论为学之方》），如陈寅恪说的“认真做，就要动感情”（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读少康先生的论著，字里行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其爱憎是非，尤其是其自序或后记，更是直抒胸臆。如《夕秀集·自序》中的“挥汗写序，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学术研究是需要有决心，有勇气，有毅力的。要安于清贫的生活，要有为学术奉献一切的精神，要有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而不为名利追求轰动效应”；治学中当然也有快乐的幸福时刻，如《文心与书画乐论·后记》中描述的：“心情舒畅，自由清静，没有压力，没有干扰，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精神的享受，这也许是一个学者所最期望、最羡慕的境界。”他的快乐和忧伤，是一个纯粹学者的快乐和忧伤，可惜这样的快乐和忧伤，在老中青几代学者中，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读《张少康文集》，我又一次体验了这样的快乐和忧伤，兼有在知识上的充实和道德上的激励，体会到一种久违了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的满足感。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