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证石头记》出版为何受阻？

    在周汝昌先生的自传《红楼无限情》《北斗京华》和《周汝昌与胡适》，以及梁归智所作《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等书中，留下了一些未解疑团。周先生自己迷惑不解，空怀怨言；后来的研究者更莫辨究竟，或作出不可靠的揣测。笔者对此略作研究，搜集到一些旁证资料，并联系其时代背景综合考察，获得了一些管见，自以为谜团获解，茅塞开通。

    1950年夏天，年已32岁的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转而攻读中文系研究生。开学后不久，他意外地收到了原南开中学老同窗黄裳9月7日的来信。两人1937年毕业时正赶上七七事变，遂各奔东西，失联已久。这时黄裳在上海《文汇报》任副刊编辑，见到了老同学前一年12月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论文《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大为赞赏，在报上转载了“脂研斋是史湘云”一节，引起不少反响，从此两人恢复通讯。黄裳得知周汝昌写完了大作《证石头记》（即后来改名的《红楼梦新证》），主动帮助他联系出版。信中写道：

    弟连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及此书出版事，尚无结果。

    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皆极熟悉之朋友，弟可致函介绍，公家如不能出版，开明书店当可出此书也。叶公人极温柔敦厚（与开明书店关系极深），弟先附一函，兄进城时不妨往晤，或可有些结果亦未可定也。

    叶圣陶在出版总署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休沐日及晚间则居东四八条三十五号。兄即可往一洽，如不去亦希见告。（见黄裳《来燕榭书简》）

    周汝昌接受了黄裳的建议，但没有进城去面见叶圣陶，而是直接将书稿和黄裳的介绍信寄了过去。后来他在《周汝昌与胡适》一书中记述其结果道：“久之，原件退回，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

    有研究者对此加以审慎的评论：

    从周汝昌的回忆来看，叶圣陶的表现十分冷漠，与黄裳所说“极温柔敦厚”并不符合，而且与叶圣陶一贯的为人风格也明显不符。何以如此，想必其中有什么隐情。因缺乏资料，这里不作揣测。（苗怀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的小插曲》）

    但是为周汝昌作传的梁归智却随意展开了揣测：

    周汝昌对退稿时“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颇有情绪，揆其原委，叶圣陶是俞平伯的密友，而《证〈石头记〉》在一些方面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观点枘凿，至少在篇幅上远远压倒了《〈红楼梦〉辨》，叶圣陶不愿承揽出版此书，也在情理之中。（《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这样的臆测并无根据，实在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在红学界众所周知，俞平伯与周汝昌之间确有矛盾，从初期的学术观点不同，一直发展到80年代的恩怨冲突（1986年周揭发俞所谓私藏靖本问题，实属无中生有）。但那是后来的事，在1950年，俞、周二人之间还并未产生严重的过节，至少在俞平伯本人，还心无芥蒂，更不要说他的朋友叶圣陶了。叶老在教育和出版界德高望重，他怎么会因为别人的观点差异甚至篇幅大小，而以私害公、嫉贤妒能、打压新人呢？

    那么，开明书店或叶圣陶为什么无情退稿，“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呢？ 斯人已逝，往事如烟，我们还能追寻到真相吗？ 幸运的是，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伯祥日记》，使我们得窥当时开明书店的内情；由此再探查当时出版界的宏观背景，便可解开周汝昌的退稿之谜。

    私营的开明书店1926年创立于上海，宗旨严正，质量上乘，作者和编辑皆属精英，20多年来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信誉品牌。叶圣陶和王伯祥原都是开明书店的股东和主脑，新中国成立后叶去出版总署从政，王仍留守负责。但是几乎与周汝昌投稿同时，1950年9月15日至25日，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此会的主持人恰恰是叶圣陶副署长。会议上提倡出版工作的“政治意义”，决定出版社分工专业化。就像两年后大学里的院系调整一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界的一次大变革。会后，由叶圣陶领衔组建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不可能再去过问开明书店一部书稿之事。

    开明书店因此被调整为只能出版应用社会科学、文史和中级读物，其他一律不再出版。甚至连现任文化部领导、大股东郑振铎编辑的《古典文艺丛书》，北大教师编辑的历史丛书都只能拒绝。王伯祥在1950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徒叹奈何：“开明交臂失之，为他人所先，又蒙拒人之名，殊感遗憾耳。”这就是1950年下半年，私营的开明书店所面对的无奈现实，艰难的“改造”开始了，不由自主，并在次年即带头提前公私合营。新人周汝昌的投稿恰逢其时，当然就更休想了。开明书店的遗憾只能咽到肚里，自行消化，怎好在“退稿便笺”上对外明言？

    另外黄裳还试过平明出版社，也未成。约待一年之后，到1951年夏秋之间，因文怀沙的主动追求，经历一番周折，周汝昌的研红著作才改名为《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9月在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而开明书店已于同年4月15日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隶属于共青团中央。

    却原来，是因为大时局的变化，开明书店失去了自主权，改变了出版方针，才不能出版周汝昌的《证石头记》。这个内部原因，当时不好直言相告。叶圣陶先生也因此背了黑锅，“又蒙拒人之名，殊感遗憾耳”。可惜当事人黄裳、周汝昌先生终生不知其所以然，而一般的后人也难以理解，或引发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