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对望与“风景”的发现

    魏丽敏、刘克敌著的《富士山与西子湖的对望》是“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丛书的第四本。作者聚焦于日本近现代文学，像老友一般娓娓道来，从我们熟知的中国近现代留日文人的生活和日本观出发，循序渐进地介绍了百余年间日本文坛上最受瞩目的作家，如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乃至近年来家喻户晓的东野圭吾、村上春树等。通过这些对国人而言可称耳熟能详的名字，作者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浪漫、忧愁、充盈着异国情调的文学秘境。

    在笔者看来，书名“富士山与西子湖的对望”可算是点睛之笔。此书分两辑，第一辑“中国文人笔下的日本”梳理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留日知识分子印象中的日本文学，第二辑“日本文学漫谈”则更多地以当代中国读书人的视角来观看现当代日本文学变迁——由此可见，作者写作的文眼即书名中的“对望”一词，呈现了中国读者与日本文学保持着长久的遥相对话的姿态。在这种“对望”中，我们接受了异国的文学，也塑造了自己的文化。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古已有之，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更是不争的事实，譬如本书所谈到的日本文学中的“白居易情节”以及松尾芭蕉等文学家对李白、杜甫的仰慕。中国古典文学的余响跨越海峡，在中日之间联结成一条历久弥新的情感脉络和文化线索。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一次达到高峰，大量中国文人前往日本留学，他们基于各自立场，对日本社会进行了不同的记录，他们笔下的日本印象或许片面或许主观，但真实地折射出客居者异域所见之后共通的民族认识、怀乡之感与时代困惑，他们的日记、散文以及小说成为我们窥探彼时日本面貌的切入口，同时也为我们反观那个变革中的中国以及时局之下知识人的心理状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通过观察这些早期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历程，我们得以深入理解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动因、心态、叙事技巧、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受到的限制，从而认识作为他者的日本，继而更好地把握彼时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的心理。据作者刘克敌自述，之所以选择以周氏兄弟及其同时代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为视角来切入日本现当代文学，首先因为作者对日本文学的了解很多是在研究留日中国作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次，这些在文学史上留名的留日作家的眼光确实值得信赖；最后，作者虽未直言，但对于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日本形象的怀疑无疑也是其选择追随鲁迅等大师的又一原因。这种间接且“复古”的认识日本文学的方式，恰好契合了丛书“重新认识日本文化”的主旨，这是一种追忆式的再认识，亦是对重重误解之下的日本文化的再厘清。

    除了上述对中日文化互动性的强调，对“富士山”与“西子湖”这两个经典意象的使用也可看出作者的精巧文思。作为文化符号的“富士山”和“西子湖”毕竟不是单纯的“风景”，它们是被结构化了的“大地”，是文化力量对纯粹自然重构的成果。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风景的发现”的概念。他指出，在特定的观察视角下，自在的自然景物的原本意义被改写，成为具有某种新意涵的“人造风景”。严格意义上，一切“风景”都是人造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卢梭记录下自己与阿尔卑斯山的自然合一的体验之前，阿尔卑斯山“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障碍物”。与此类似，在柄谷行人看来，明治时代地理学家志贺重昂所推崇的日本景观之美并非是独特气候地质造就的“自然”，而是“全新人造的名胜”。继而，志贺重昂坚信的“民族性可以通过自然来说明”也被柄谷行人辩证的否定了：“自然”并不具有言说的能力，但在明治时代亢奋的民族主义中，无所属的“自然”皆“着我之色彩”，从而被民族化成了“日本风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在谈论文学作品时，关注点并不局限在文学本身，而是广泛考量作者的生平和对时局的认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周氏兄弟关于日本不同态度进行了比较。周作人“很爱好日本的日常生活”，而鲁迅眼中的东京“也无非就是这样”，二者对日本的印象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前者在异乡看到的是“思古之幽情”，是让人怀恋起故乡的风景，后者看到的却是辫子盘得像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是“烟尘斗乱”的房间，是麻木无知的“看客”。当他们审视并描绘日本时，对中国的认知始终深植于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日本观察中，中国始终作为一个不可缺席的参照框架存在——正如透视法作为一种隐喻像我们传达的那样：“风景”只有在主体持有固定观点时才能被统一把握。所以在认为“西湖十景”不过“平平”的鲁迅那里，日本的风景不过尔尔，而崇尚古意、爱好自然的周作人看到的日本则是“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的美好风光，进而，这种视点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对日本文学的偏好，鲁迅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作为其译介日本文学的目的，而周作人则对俳文、川柳、狂歌等日本体裁格外偏爱。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这暗含了一种以此处知识人视角来构建彼处文学史的叙事模式，无论是日本对白居易的独特偏爱，还是留日作家们对盛行一时的自然派的搁置，都通向了柄谷行人所说的“风景的发现”这一议题。文学史是当下时空对过往的追溯性构建，是将原本不具形态的范畴转化为可见存在的结果。换言之，对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的构建是一种隐喻式的“风景的发现”，而本书对日本文学的讲述也可以被看作为一场发现风景的旅途，在这场跨越时空的旅行中，我们幸运地享有了两种视角，这得益于两位作者文化资本的差异：刘克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专业背景让他选择以留日文人的文学作品为指引，夹叙夹议地展现了作为中西文化中介之地的现代日本的文学与文化；魏丽敏对日本当代文学的热爱与熟稔，让她笔下的当代日本作家仿佛成为与我们对面而坐的朋友。两位作者的语言风格简练且朴素，行文逻辑顺畅且清晰，毫无佶屈聱牙的故弄玄虚，绝不会使读者产生如坠五里雾中的困惑。吴晗曾在《论历史知识的普及》里强调了通俗化历史读物的重要：“每人就自己的专门论文、专门著作进一步提炼一下，使它通俗化，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这是普及工作，同时不也是提高工作吗？ 不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吗？”对于文学史而言更是如此，心怀诗意，将目光聚焦在读者的作家，笔端生发的文字自然不会生涩造作、扭捏无趣。以文学为己任者，应始终关切人类的情感律动与生活境遇，致力于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如本书中论及的这些中日作家，他们无一不是视文学为纯然的生命力量的流露，是抛却一切虚伪和敷衍的真实生活，是热情与个性驱使创造的自由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