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也为稻粱谋

    标题的出处是龚自珍的一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想来“都为稻粱谋”之句，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嘲讽。从今日来看，如若整个写作界“都为稻粱谋”可能有问题，但如果说“著书也为稻粱谋”，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著书可以获得物质的报酬，应该是近代社会包括出版业的一个进步。

    近代新书报刊兴起之初，基本上没有报酬给付写作人的，甚至最开始写作人还要向报刊付钱的。严复是近代第一个想到文字应该获得经济收益的人，故而极为重视维护自己的版权。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多次谈到自己的译作《原富》的稿酬问题。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文稿出售之后，作者还要从书价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这就是稿酬的一种形式即版税。他出版的著作有自己的版权印花。严复晚年，由版税转化而来的商务印书馆股票产生的收益，成为他唯一的生活来源。

    周作人的第一笔稿酬来自文言小说《孤儿记》，署名平云，1906年由小说林书社出版，得到二十元稿酬。此前他发表过的一些作品都无稿酬，只获得过几册样刊。像这种没稿酬的情况，甚至到新文化运动起来的时候还有孑遗，创造社诸人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等在泰东出版的作品，从来都不曾拿过正式的版税稿酬，只是“老板”赵南公偶尔拿个几十元、一百元的，也不曾有过结账，这也是后来泰东与创造社合作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稿酬形成通例推广后，文字作品的经济收益确实能够帮助知识人的生活，有的还成为唯一的或者重要的经济来源。写作界不能不重视稿酬的收入。

    教育家和出版家的舒新城，在少年时曾以文章获得奖学金，潜意识里便有了“文章可以换钱”的观念。1910年代就读湖南高师时，他给报刊投稿试图“以文章换钱”来补助生活。20世纪20年代他曾辞去教职，还真靠稿酬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希望能建立一所私立学院，大家都靠稿酬来运作。这自然实现不了，最后在陆费逵的反复邀约之下进了中华书局来编《辞海》，并进而主持书局编辑工作。

    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朴社，因由之一就是为了获得写作的物质利益。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周越然编英文教科，以抽取版税，每年可入八千元。此事予总想效法，以予欲赚钱，舍此无他道也。”（1923年1月5日）

    赵家璧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良友文学丛书”，原有郭沫若的一种创作，是由原先的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帮助组来的稿件，其时郑正在良友公司做事。郭沫若流亡日本，生活需要钱，他希望一次卖稿用于补贴家用，但良友是版税制，所以稿子由叶灵凤转到了别的出版社。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了《我的幼年》，后记里讲到他写作与出版这部书的原由，最后一句是“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大致是写实的，其中的意思是明确的，为了要获得稿酬有助生活。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段时间，冯雪峰与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人一起组成“文学工场”，他们聚在松江一起搞创作与翻译，似乎有一种卖文为生的日常生活。他们还把带着著译稿到上海去找出版社叫作“销货”。

    柔石1928年10月5日致兄长信中写道：“唯周先生（鲁迅）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这说明作者们在稿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盘算的。

    周而复1933年考入光华大学，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并维持低微的生活，他拼命写作以换取一些稿费，写作的样式包括杂文、短篇小说和诗歌。

    李劼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考虑以写作维生，他给舒新城信中说：“今弟欲赖此为活，故甚愿凭吾兄运动之力，售得现金。如每千字能售在四元以上，则此四百元够我五月生活。在此五月中，我又可以续写两部矣。……念已到中年，始做卖文为活之计，言之笑人。……设能赖兄大力，先将找得，俾我能心安为之。”又说：“望兄早为力能在一周内将稿费寄一半来最佳。盖弟回家后，仅余一百五十余元，仅能支持本月廿边，故极望钱来，以资生活。”其时舒新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所所长，总是设法预支稿酬给李，使能安心生活和写作，这样才有《死水微澜》等几部杰作问世。

    鲁迅是要靠稿酬来维持生活的。但对于大多数作者来说，如鲁迅所言“版税现在还不能养活一个著作者”。鲁迅曾经在致友人信中谈到盗版对于他的生活的影响。“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的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

    现代出版史上稿酬拿得多的，前有周越然，后有林语堂，这两人的英文读本，既给商务和开明赚了不少钱，自己的版税也拿得多。林语堂在编写时便提出每月预支稿酬三百银元，书籍出版后长销二十余年，据说版税总计有三十万元，人戏称“版税大王”。还有夏丏尊，因所译《爱的教育》印了三十版，版税也不少。他自己曾戏说“我靠《爱的教育》吃饭”，鲁迅也和他开玩笑：“这本书卖得好，你可是当财神爷了。”

    当然也有因为一些原因放弃稿酬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出版不久，即在中国翻译出版。斯诺给中文版写了序言，并在序言里说明放弃版权实际上也就是版税：“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对于中国会有帮助。”斯诺经济条件好，又为了在中国出版和一种事业而放弃中文版版税，是值得尊敬的。

    不论作者写作是不是为了报酬，获得报酬始终是他的权利。故而重视对作者的经济回报，是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或者说职责之一。能够付给作者较为好一点的稿酬，也是做编辑出版者的工作方法。在商务和中华做过编辑又主持过贵阳文通书局编辑工作的谢六逸，曾有做编辑工作“忍、狠、等”的三字诀，其中“狠”的意思就是尽可能给作者较高的稿酬，不能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