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

    我和祝畹瑾教授特别亲，像一家人那样亲的感觉。这种亲切感是第一次见到祝老师时从她对后学的关心和对学术的追求感受到的，也是因为读了她那本《社会语言学概论》，与她的学术思想产生共鸣的结果。

    祝老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也一直关心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她用中文写的《社会语言学概论》不仅让我对社会语言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还使我改变了之前只读英文学术著作的习惯。捧着这样一本好书爱不释手，自然萌发了要拜访作者的念头。只恨当时无缘。多年之后，我的一个同事考取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请她帮助联系祝老师，才使我的夙愿得以实现。

    那是2013年的春天。4月初的北京，天气还有些料峭，但那天上午的阳光格外温暖。进入祝老师居住在东三环南磨房路附近的小区，就闻到一股股淡淡的花香，顺眼望去，一簇簇的丁香点缀着房前屋后的冬青，白的，紫的，还有黄的，在春绿的映衬下，缤纷多彩且生气盎然。快到祝教授居住的楼门口时，我脑海里不知怎的冒出了余秋雨散文《阳关雪》里面的诗句，到现在我都觉得是花香沁入脾肺刺激的结果。

    “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诗，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

    余秋雨因读了王维的《渭城曲》便去寻了阳关，我何尝不是因为读了祝畹瑾教授主编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才从心底萌发了要拜访她的愿望呢？ 这或者就是学者的魅力。余秋雨说，文人的魔力能把世界的某个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而学者的魅力远不止于她的住所，还有她深邃的思想。

    是的，那次我就是寻着祝教授的社会语言学思想来拜访她的。她关于宏观社会语言学与微观社会语言学之间联系与区别的辨析，对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意义的阐释，对于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她书中那些丰富翔实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案例，更是启发我明确了自己的一些研究课题。人们会通过共同阅读书籍来增进友谊和交流思想，美其名曰“以书会友”，而《社会语言学概论》这部书对于我与其说是“会友”的载体，不如说是与祝教授结缘的“良机”。因我读了这本书，便萌生了拜访祝老师的想法，而这次拜访也使我和祝老师结下了学术之缘。这不就是一种“书缘”吗？

    说我和祝老师有缘，一点也不假。那天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了许久，全然没有第一次见面的陌生感。祝老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教授的架子，一边给我们倒茶一边告诉我们她的《社会语言学概论》要出新版本了，正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校对。还说等印出来了要给我们每人寄一本。那次拜访之后不久，我就收到有祝教授签名的《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一书。签名在书的左上角，将那个印着书名的大半个页面空白着。每每看到那占据页面一隅的娟秀字体，便会联想到祝老师的谦逊为人，也会忆起祝老师家的客厅宽敞明亮，整洁温馨。

    祝老师住进泰康燕园以后，我再一次见到了她。当时由于新冠疫情没有结束，为了保证老年人的健康，这次见面没有在祝老师的居室，而是安排在一个公共会客厅。

    看见祝老师推着那种用作拐杖的小车走过来，我赶紧迎了上去，扶老人家坐下。这么多年未见，祝老师还是那么精神矍铄。面对着祝老师，我有些激动。祝老师也是非常健谈，显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忘记我们。我向祝老师汇报了我的学习情况，把自己有所贡献的两本书送给祝老师请她指正。她说很高兴看到我们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不断耕耘。她仔细翻看着，说这本书很好。她随手拿起另一本说，这本书的第三版导读是她写的。我说，是的，外研社和我说，她们请您写第七版的导读，您推辞了，出版社就找到了我。我写的第七版导读就参考了您写的第三版导读呢。祝老师接着说，是啊，社会语言学的传承也体现在这本书上了，你我有缘啊。

    我的心砰地跳了一下，突然意识到，祝老师说的不就是“书缘”吗！ 我因读了祝老师的《社会语言学概论》与祝老师结缘，又因和祝老师为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写了导读而与祝老师续缘，这还真是浓浓的“书缘”啊！ 这种“书缘”远比古今中外文人墨客以书会友的情谊深厚，它不仅能够在思想上形成共鸣，还能在学术上建立传承。

    今年春节，我又一次去看望了祝老师。我们请祝老师给年轻一辈的学者提点希望，90多岁的祝老师躺在床上，用她那柔美的南方口音轻轻地但清楚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努力做科研，取得更多的成果。祝老师如此心系社会语言学，令吾辈动容。她老人家践行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几十年专注一本社会语言学的著作，使其观点新颖与时俱进，而且内容精深足可传世。我与祝老师因书而结缘，因书而续缘，也足以鼓励我传承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完成她们未完成的夙愿。

    （祝畹瑾教授2024年7月13日在京辞世，享寿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