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同年又出版单行本,一时间家弦户诵,被誉为“民国第一畅销小说”。
围绕《啼笑因缘》的热评,仅在民国媒体上留下痕迹的便数以千计,不乏聚焦书名的文字。如1932年6月20日发表于上海《社会日报》的《〈啼笑因缘〉从纸上搬到银幕上(上)》云:
……恨水是南方人,眼红地看着《新闻报》《快活林》上的长篇小说,便由钱芥尘介绍,送一部长篇小说到独鹤那里,记得题目叫《□尘□影录》。……
……
待得整装回来,严独鹤想起张恨水来,便翻出那部《□尘□影录》,拔冗一读,好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觉拍案叫绝。因为恨水的作风,轻松灵活,叙事曲折层次不乱,与上海各小说家的作品换一口味,便决定刊登。恰巧那时《快活林》中的长篇小说是秦瘦鸥的《盗宝归来》,已经排完,本来由顾明道续作二集《荒江女侠》慢一步发表,先把那恨水的《□尘□影录》,改名《啼笑因缘》。
上述文章,捕风捉影的文字不少。就拿《□尘□影录》这一书名来说,大约是作者耳闻《新闻报》副刊编辑严独鹤说过一嘴,而且不曾听清楚,导致一个仅有五个字的书名中居然出现了两个□。其时,张恨水虽生活在北平,却不妨碍他很快读到这份沪报,当即写下一篇《关于〈啼笑因缘〉的说明》予以更正,其中一段为:
(1)《啼笑因缘》初稿,果拟由两名:一为今名,一为《剑缺歌残录》,二者请严先生择一。盖弟以因缘二字,根于佛说,恐人写作姻缘,未免伤俗,故另拟一名。后严先生卒用今名,非严先生提笔所改也。
这篇文章同样揭载于上海《社会日报》,日期为1932年7月1日,距《〈啼笑因缘〉从纸上搬到银幕上(上)》的发表仅十天。依据此文可知,张恨水当初为该作亲自拟订二名,一为《剑缺歌残录》,一为《啼笑因缘》,均非严独鹤命名,这位编者只是进行取舍。就张恨水本意而言,显然更倾向于《啼笑因缘》这个选项,不过由于“因缘二字,根于佛说,恐人写作姻缘,未免伤俗,故另拟一名”。
张恨水对《啼笑因缘》命名的初始考量,在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亦有载录。张明明系张恨水之女,她的笔下绘声绘色地转述了父亲与民国报人左笑鸿的一段对话:
“题目呢? 想好了吧?”左叔突然问,问后又觉得冒失,刚有个故事轮廓,小说题目也许还没有确定呢。
“我倒是为此动了动脑筋,是这么想的:不能太隐晦,又不能太明显,同时,既不能太抽象,又不能太具体。主要还得雅俗共赏,骚人墨客不讨厌它,而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可以听得懂,叫得上来……”
没等父亲说完,左叔已经同意这个原则了,就说:“这想法好,能够响亮一些,更好。”
父亲笑了,“我打算用《啼笑因缘》,你看怎么样?”说罢,笑容未敛,似乎在等着答复。
“……”左叔心里盘算着。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俗了些?”
左叔仍没说什么,只是小声地念着:“蒲松龄有《醒世姻缘》,……”
父亲还是笑着,“我一猜就知道你觉得有些俗,不过蒲松龄的小说专讲婚姻,而我写的这个就不完全是婚姻问题,所以,因缘的因字没有女字旁。”
张明明为撰写该回忆录,对暮年的左笑鸿时有请益,上面引述的这段对话便来自他的回忆。对话发生在1929年5月,距严独鹤随上海记者北方视察团来北平与张恨水见面并向其约稿不过数日。张明明的文字,亦印证张恨水从一开始就考虑将这部代表性冠以《啼笑因缘》之名。
而张恨水之子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中,记录了张恨水的一段原话,对“因缘”二字有更加具体的解读:
……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因缘”,而不是“姻缘”?他告诉我:“《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
张恨水唯恐他人将“因缘”写作“姻缘”,可谓有先见之明。民国时期,正版《啼笑因缘》单行本均由上海三友书社和百新书店付梓,但坊间盗印本亦滚滚而来,仅我所藏所见的便达十余种,其中7种书名为《啼笑姻缘》,不知属于手民误植还是故意为之。《啼笑因缘》还曾经近百次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其芳名也屡屡被纂改,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易“因”为“姻”。如小说发表未几,为逃避版权官司,沪上话剧舞台上出现过《缔笑姻缘》,京剧舞台上出现过《成笑姻缘》;而新中国成立后,除去话剧、评剧、吕剧、吉剧等舞台上诞生有《啼笑姻缘》,越剧舞台上还有一种《樊家树与沈凤喜》。在影视剧改编史上,沪港等地先后拍摄《啼笑姻缘》《故都春梦》《京华烟云》。至于在连环画改编史上,上世纪30年代上海书局也梓印过24卷本《啻笑絪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