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异数张厚载

    倪斯霆先生嘱为其新著《听歌想影：戏痴张厚载避祸津门》（山东画报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作序，我虽然不无惶恐，但仍旧痛快应允。原因倒很是简单，此书主人公张厚载，是现代文化史上的“失踪者”，更是有趣有料有个性的人物——对这类好玩的失踪者进行打捞，或许可以更好地填补大历史无可避免的罅隙。

    民国时期的天津，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无可替代的金融中心，虽然无法比肩十里洋场上海，但也有着灯红酒绿的世界。借助西方列强租界地的庇护，娱乐业和服务业畸形繁荣，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为了沟通信息的需要，传媒产业也空前发达，报馆林立街头，广告随处可见。天津作为元明清三朝的漕运枢纽，号称为“运河载来的城市”，居民五方杂处，性格开放包容，长期以来非常“养人”——任何人来到这座都市，都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民国天津不但养了中国最大的寓公群体，也养了形形色色的奇士怪才，这其中就包括作为文坛异数的张厚载。

    对于天津这座城市来说，张厚载显然属于“异乡人”，在其一个周甲的人生历程中，他先后三次“避难”津门，在这里度过约二十年时光。今天我们回看张厚载的人生功业，与天津早已经密不可分。倪斯霆先生笔下的张厚载，作为文坛异数，一生充满传奇。他每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便会遭逢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他的前途发生转向——而每次面对这样的际遇，天津都当仁不让地成为其避风港。我们暂且跟随作者的笔触，了解一下张厚载波澜起伏的生命之旅。

    张厚载父名张颉篯，清末在理藩部任职。1908年，十四岁的张厚载考入林纾任汉文总教习的五城中学堂。这所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堂，民国初年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如果循此发展下去，张厚载或可成为教育家。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颉篯携全家赴津避难，租住在日租界纯厚里，张厚载则插班进入新学书院初中部，翌年夏天在这里毕业。因为学业压力不大，他以“闲居无俚”，重拾少年在京积习，“日以听歌为乐”。戏看得多了，就不无想法，于是三言五语地写出，投给与纯厚里密迩相通的《天津日日新闻》。社长方药雨赏识张厚载的文字，就让他逐日写寄一段，每月付稿酬十元。张厚载的戏剧短评，前后写了约有半年时间，时人称其“最小剧评家”，无意间更是奠定了他最重要的人生底色。

    1912年秋，张厚载考入北京大学首届预科，1915年又成为法科政治门学生。其间他续操前业，观剧票戏之外，大量撰作剧评，由此结识京剧大师梅兰芳，并成为“梅党”之中坚。此时的张厚载，如若正常毕业，或可成为学问家，以教书育人终老。但是命运却与他开起玩笑，因替乃师林纾大鸣不平，张厚载卷入“旧戏”之争和“文白”之争，与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对阵，有意无意中开罪了这些文坛大佬。1919年3月31日，还差俩月就要毕业的张厚载，被胡适掌控的北大评议会开除。忠厚的蔡元培校长，交给张厚载一页证明，嘱咐他转至天津的北洋大学，且仍可在本学期毕业。心灰意冷的张厚载没有报到，而是过了年余的闲人生活。1920年或其后不久，张厚载经人介绍担任币制局编译。生活刚刚稳定数载，1925年起张家“迭遭变故”，他的双慈先后辞世，差事也莫名其妙地丢掉。经银行界闻人、梅党领袖冯耿光协调，1926年夏张厚载再次来到天津，进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当文书，1928年又改入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张厚载这次避居天津有十余年时光，这也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张厚载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在报纸兼职。他的兼职主要是编各种副刊，特别是关于戏剧的版面，他的剧评创作也由此步入巅峰。后来收入《听歌想影录》和《歌舞春秋》的文字，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写的。

    1936年秋，张厚载奉调交通银行上海总部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随交通银行迁转香港、昆明等地，同时出任第三科科长。为了共纾国难，张厚载放弃剧评写作，全身心投入银行业务。正当他职位不断升迁，已有成为银行家可能之时，却以“触犯上司”被降级调用。1939年秋，张厚载回到交通银行天津分行。这第三次来津他是真正“避居”——因为身处沦陷区，除了与少量旧友偶有往来，他推掉一切社会活动，孤寂地走过了六年。张厚载租住平房两间，夫妻俩艰辛度日，每日饭一盂、辣椒炒白菜一碟而已。1945年抗战胜利，张厚载被交通银行留用，1947年底以业务能力出色，再次奉调并迁居上海。临行之前，他写下《小楼忆语》和《四维剧话》，刊发在天津《大公报》上，以此向天津的读者告别。

    就在离津赴沪前夕，张厚载被查出肾病，1949年3月起不断加重。1949年10月，五十五岁的他被交通银行批准退休。此后两年间，张厚载十分关心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多次向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进言。1951年，在身体状况已极差情况下，他出版了《歌舞春秋》和《京戏发展略史》。1953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55年，张厚载在沪病逝，终年六十一岁。

    行文至此必须特别交代一下，我们为何支持倪斯霆先生这部新著，支持他把张厚载这个文坛异数重新搬回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坛。至少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们今天审视或评价张厚载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一是张厚载跻身文坛不久，就卷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论战，作为“反面的”小人物被无情地绞杀，这固然是个体的人生悲剧，但是百余年后的平议者，必须心平气和地历史地看待他的观点与初衷，给以其应有的文化的地位。即或是退一步讲，张厚载真的只能是“反面的”文坛形象，那他也是“正面的”应有陪衬，我们同样应该客观地评估，给以其应有的文化地位。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儿，张厚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这点还有偌大的研讨空间。

    二是张厚载的正式工作，无论币制局编译还是银行文书，都是与文字打交道，但这些却与文坛无缘。倒是业余对“旧戏”的痴迷，使他成为了文坛异数。回观张厚载之戏剧评论，有着一条明显的演进径路——从最初的感悟式心得，转为鉴赏式评述，再到掌故式书写，又至史料式蒐集，最后写出新中国首部戏剧史《京戏发展略史》。仅从思想和实践的与时俱进来看，他已是民国剧评家中的稀缺存在。张厚载的剧评文字极夥，除收入《听歌想影录》和《歌舞春秋》者之外，还大量散存于民国旧报旧刊之中，如果发掘故纸堆全部整理出来，其民国“第一剧评家”位置当会更加彰显。

    三是张厚载长期与报刊打交道，从1911年为《天津日日新闻》写戏剧短评，到1951年在《大公报》连载《京戏发展略史》，四十年间他与数十家报刊有着各种合作关系，送上一顶“报人”的帽子当不过分。张厚载除了为众多报刊撰写戏剧专栏，还在天津《大公报》《北洋画报》《天津商报》《东方时报》以及上海《立报》都编有戏剧副刊，甚至还与人合办过艺术类画报《维纳丝》……虽说民国时期报人丛集，但有张厚载这样实绩的仍属鲜见，他对报纸副刊特别是戏剧副刊以及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不容忽视。

    张厚载早年随父生活衣食无忧，三十二岁起长期在银行工作，虽然抗战期间近于潦倒，但多数时间尚能温饱乃至小康。由于国家兴替、家庭变故以及单位龃龉，张厚载三次来到天津“避祸”，天津也以宽阔胸襟接纳了这位异乡人，成为他人生的最重要港湾。虽然未能成为学问家、银行家，也未能成为艺术家，但他活成了自己感到最舒适惬意的样子——戏剧评论家和戏剧史家，虽然他或许始料未及。张厚载的文坛行旅虽然偏于戏剧领域，但其重要性却不应无视。倪斯霆先生能够不畏困难，钩沉史料，披沙拣金，把这位“失踪者”打捞上岸，无论于戏剧界还是学术界，都是一桩有功德的事情。至若书中的文献搜检、细节考辨和逻辑分析，无不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这些应该不需要我来饶舌，看官们翻开书页仔细观瞧就是了！

    张厚载离世将近七十年之后，被倪斯霆先生在书页间撞见，对这位现代文化史上的失踪者来说，真的是一种幸运。昔日文坛异数，今可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