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默与言说

    蒙培元老师离开我们已经近一年了，期间想写些什么，又不知如何下笔，迁延至于今日，终不能已于言。

    回忆：渊默中的告别

    蒙老师以疾患的缘故，处身完全的渊默之中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这种渊默，不仅仅是语言，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乃至于眼神，凡是与外界可以交流信息的通道完全关闭。我头脑里经常萦绕着一个问题，老师头脑还在思考什么？ 他的思考又传达于何处？ 无从知晓。从老师身体逐渐失能的过程看，他的思想始终是保持清醒的，只是慢慢关闭了表达的通道，这应该是一个哲人与思想者最后的倔强吧。在老师，或已超然物外，然于弟子而言，那种觌面相对而无从交流的痛楚，痛何如斯。

    蒙老师离开我们在去年的7月12日，于我而言，毫无征兆。7月11日晚11点多，忽接到师母郭老师电话，方知道老师因新冠感染住院已有月余，约第二日去看老师。放下电话，感觉到郭老师声音的异样，后再接同门刘震电话及与老师二女儿沟通，知道情况不大好，遂决定当晚去看老师，或犹及见最后一面。驱车出门未久，雷雨大作，咫尺之间，东西莫辨。高速上，隐约只可见前车开启的双闪，艰难爬行，依稀也可见应急车道上滞留的汽车闪烁的灯。想起了蒙老师经常对我们引述的《论语》之言，子闻“迅雷烈风，必变”，心情忐忑中，谨慎驱车前行。至医院，下车，已是次日凌晨，积水没过脚踝，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捱至老师的病房。

    蒙老师似乎与平日的状态一样，只是处于酣睡的状态中，呼吸有些重。大女儿尝试为其翻身，医生走了进来，叮嘱翻身要小心。我就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中，站在一旁看着，同时赶来的在京同门谢寒枫偶尔询问着老师的状况。离开病房时，天已放晴，路上的积水已无迹可寻。因吃不准老师的状态，当天下午，再赴医院，看老师所输药物，方知确已在弥留之际，随时可能离去。老师还是酣睡状态，呼吸偶有变化，护工老陈在旁边说，老先生疼啊。期间，家人和陪护有事离开了一会儿，病房里只剩老师和我，我站在床头，静静地看着蒙老师，是最后的告别吧。傍晚离开病房，晚间刘震在同门群里发布信息，老师走了。

    老师的离开之所以让我感到突然，因四月份，在疫情放开后的第一波大流行过后，我曾到家中看望过老师。——说来惭愧，疫情三年，未敢登门。欣慰的是，老师此时的状态，与三年前无异。下午，老师精神尚可，就那么倚靠在沙发上，我们三四人围坐在旁聊天，老师或许可以听到。因久未见面，那天聊了很多。聊到读书时到老师家聊天，聊到当时因师母不在家，吃过老师做过的一顿饭，莴笋炒鸡蛋，至今清香似犹在口。老师的二女儿羡慕说，我们都没有吃过爸爸做的饭。女儿就站在爸爸的旁边，时不时以手抚摸着爸爸的头发。老师全然失能多年，然而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夫人、孩子和护工们的最好照料。虽然最终没能躲过疫情的感染，但走得很平静。至于我辈弟子，按老师家人的话说，是纯然的精神之交，生前于老师的病爱莫能助，老师走后，也只能以文字纪念老师。

    治学：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蒙老师离去后，我时不时会想起蒙老师的学术生命形态，头脑里不自觉会浮现出孟子的一句话：“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蒙老师首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总是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地读书、思考与写作。这种学术生命形态即便在开始患病时亦未中断，右手不能写作，则写以左手，双手无法举笔，则述之以口。我的印象中，蒙老师在完全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之前，思想条理始终是清晰的。这里包含着学者对于其所从事的学术的敬意，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不以所治学术为谋求名利的手段，这是一个现代学者的本分，也是儒家传统所言敬“业”精神的体现。

    上世纪60年代，蒙老师自冯友兰先生门下硕士毕业，分配到天津任中学老师。那时，已无正常的教学秩序可言，蒙老师白天忙于教学——更多的是在复杂环境中管理学生的事务，晚间则抽空闭门读所学专业书籍。那时候，专业研究大抵是无所谓前途可言的，蒙老师自以为学术根基即在这十余年无所为而为的读书生涯之中奠定的，这份定力，令人叹服。

    在我读书期间，蒙老师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开始担任研究室主任，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但在学生心目中，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老师是一个干部，因为我们在一起交流的，还是学术问题。看到老师，也总是像以前一样，沉浸于学术思考与撰著中。今日想来，老师担任行政职务期间，行政会议总是少不了的，研究室成员间的关系协调、利益平衡等等，丛错之务想亦不少。然而那几年老师的写作仍然按其固有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任期届满，蒙老师则欣然告退，回复至一意学问的状态中。蒙老师是书斋中人，甘于寂寞，逐渐以其学术而获得学界认可后，外出开会、讲学，或不免于礼遇，老师与其藉藉无名时一样，处之泰然，闭门，仍一意于读书、思考与写作。

    今日之评价学术，大抵不离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蒙老师未曾获此基金，但我确实是听他提起过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之事的，心中也曾为老师抱不平。后编纂老师《全集》，看到了电脑中存留的课题申报书，不免于哑然失笑，不习惯于申请表格的格套语，老师终究是不会与此有缘的。当时申报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其内容就是后来撰著完成的《人与自然》一书。课题未申请成功，不碍于最终完成的著作成为中国生态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作。

    学者的敬“业”精神，也体现为不妄言，如冯友兰先生晚年所反思的“修辞立其诚”。蒙老师读书期间，冯先生正处身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中，并鼓励学生批判老师，蒙老师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均未曾发一言，也不曾有什么揭批材料。在那个年代，也是难能可贵的“修辞立其诚”的体现了，这种精神，也贯彻于蒙老师学术生涯的始终。

    在我的印象中，蒙老师不是高产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总是在游刃有余的状态中进行的，就像蒙老师常对我们讲的，悠游涵泳。但《全集》编纂完毕最终出版放置面前时，不免惊异于其厚重。此非源于一时急功近利之促迫，而是蒙老师学术生命中长期以来保持着“人不知，亦嚣嚣，人知之，亦嚣嚣”的心态，在自得之中长期持守而有此。

    抛出问题：晚年再与朱子对话

    蒙老师的学术贡献以及思想创获，学界多有评价，老师离开后，同门黄玉顺也曾于《光明日报》发文，有一个全面的总结与评价。我这里只谈一点，即蒙老师与朱子之间的对话。

    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构建是建立在朱子学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点上，蒙老师多少和冯先生有相似处。蒙老师早年的成名作《理学的演变》与《理学范畴系统》，论域皆为理学，而聚焦于朱子。这在《理学的演变》一书的副标题即可看到，“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理学的演变》自历史的纵向演进而言，以“集大成者”定位朱子，而理学的演变，毋宁说即朱子学的演变——包括后来的阳明学。而《理学范畴系统》则自“理气”“心性”“知行”与“天人”四个维度出发，对理学家们特有的语词系统的横向考察，朱子学仍居于核心。蒙老师的最后一部专著《朱熹哲学十论》，最终又回到朱子。谓蒙老师的研究以朱子学始，亦以朱子学终，或不为过。

    这一点也好理解，近现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何构建中国现代的“哲学”体系，始终是冯先生、蒙老师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以“哲学”之为“学”而论，较之他人，朱子学无疑是最具有此一面向的。换句话说，以今人视角观之，朱子是最像哲学家的。这包括了两方面，朱子的言说是最具体系化的，涵盖了今日哲学论域的方方面面，并同时尝试将其做一个整全的、周延的、系统化的呈现。另一方面，朱子也确实表现出了今日“学术”之热情，其立言之严谨、不苟，使朱子学已呈现出一种专门之学的形态。蒙老师曾言，今日欲治中国哲学，是没有办法绕过朱子学的。所以我的博士论文要做阳明学研究之时，老师给布置的任务是先吃透朱子学。

    现代新儒家有所谓“新理学”“新心学”的分野，但是我们看最具有哲学理论建树的新心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细绎其代表性著作《心体与性体》，虽然视朱子学为歧出，是别子为宗，但是，《心体与性体》的理论系统的建构，我们多少总是能看到朱子学的影子的。

    回到蒙老师晚年的《朱熹哲学十论》，虽谓为“十论”，但写法很是独特，即以蒙老师的视角出发，提出他最为关切的十个哲学问题，请朱子来回答。这十个问题是蒙老师以一个“现代”哲学家的视角提出的，他所认为的最核心的哲学问题。提问者的问题有其身处时代的限制的一面，但他立基于自身，向朱子提问并尝试代古人立言给出答案的时候，这些问题既蕴含有时代特征，也富有了“历时”性的永恒意义。

    我们来看看蒙老师《十论》中的这些问题：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如何理解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存在与价值能统一吗？ 情感与理性对立吗？有无宗教精神？何为生态哲学？大体而言，莫不是其治“哲学”以来长期关切的问题，于此和盘托出，抛与朱子，希望寻找答案。

    哲学也好，思想也罢，无非是一种心灵的对话。我之作为今人，立基于我之困惑，提出问题，回向先哲，亦同此困惑否？解答之道安在？ 终乃折衷于我，表之于言说。我之困惑乃至言说，亦与后世同此困惑之人，共此思想。《十论》的第一问，怎样注解《四书》？看似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未尝不是这样一种方法论的前提性审思。

    《中庸》之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意亦在斯乎？蒙老师已融摄于大化流行之间，亦可以无拘无束无所系缚与天地鬼神自由自在无碍言说否？呜呼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