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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宋代诗史谱系时，王安石一直是特殊的存在。袁桷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欧、梅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袁桷《书汤西楼诗后》）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王安石是与苏、黄并列的宋诗三大家之一，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缔造宋诗面貌的只有后二者，王安石影响寥寥。此外，这段评论还透露出王安石诗歌在批评史上的另一关键讯息，与苏、黄被视为宋诗典范诗人不同，王安石往往被视为宋代的“唐声”继承者。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颇具普遍性。此外，王安石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处于宋代党争政治最核心位置，对他的文学史评价，自北宋时就不可避免与党争政治互相纠葛，充满争议与遮蔽。因此，在唐宋诗风嬗变中廓清其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确实是令研究者深感兴趣又颇费踌躇的问题。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杨晓山教授新著《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许浩然译，崇文书局2024年7月）即试图通过一系列具体个案对此问题作出思考，并取得了重要创获。
《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英文版问世于2021年，其中不同章节发表时间跨越2004年到2019年，是著者在此期间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晶。此前，北美汉学界关于王安石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方面，对其诗歌的研究，只有乔纳森·皮斯（Jonathan Pease）在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From the Wellsweep to the Shallow Skiff:Life and Poetry of Wang Anshi[1021-1086]一本专著，围绕生平与作品展开论述。中文学界的近著有徐涛《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稿（两宋时期）》（中华书局，2021年），围绕王安石诗在两宋的流传、整理、阐释、评论展开，宏观地勾勒了其在宋代的诗史地位。杨著于同一年问世，同样期望展现王安石诗歌“在宋代诗歌文化中批评性的接受”（中译本13页，下文均为中译本页码），“置王安石于宋诗史中”（273页），但结构方式与徐著完全不同，并不面面俱到梳理王诗在两宋的接受脉络，而是选择聚焦于五个颇具话题性的个案，将之纳入宋代诗歌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期望用以点带面的拼图方式呈现王诗与宋代诗学间的互动关系。
诗分唐宋，宋诗是在对唐诗典范的追随与变革过程中形成自己面貌的，王安石在宋诗格调建构过程中表现如何，是杨著首要思考的问题，而尤以王安石对唐诗的“翻案”最为其着目点。“翻案”是本书关键词之一。在杨著中，翻案指“对前人诗句进行反驳式更正”（antithetical correction）（8页），但他显然不仅以此为一种具体诗法，而且将之作为宋诗得以形成独特格调的基本诗学精神，贯穿在对《明妃曲》《唐百家诗选》、拟寒山诗以及晚年咏钟山山水绝句的讨论中。《明妃曲》是王安石“翻案”诗学名作，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作品，对其中翻案句，朱自清、郭沫若、程千帆、邓广铭、漆侠、程应镠等文史学者均纷纷关注，力图辨明《明妃曲》与王安石本人思想、与宋代士大夫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杨著此章首次报告于2004年，在此前后内山精也、刘成国等学者也曾从不同角度作过补充讨论。杨著的新颖之处在于将这组诗置于自唐至宋的咏昭君诗传统中，揭示这组作品对相关和作及后续同题材作品的影响力。通过对五篇和作的细致对读，杨著认为当时无人对王安石看似异端的翻案言论表达严肃关切，和作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翻出新意，是对王安石“翻案”诗法的呼应与“再翻案”，应从修辞层面来理解，这些作品整体表现的宋诗翻案倾向，“标志着一种愿望，即通过刻意指斥传统观念、反驳既定见解来标新立异”（60页）。同时，“翻案诗法的运用使这两首诗名声大噪”（67页），翻案诗句在宋代及以后同类题材诗作中形成了一些新传统，如杨著指出“意态由来画不成”这一母题在宋代诗人中反复出现，以及吕本中、晁补之、韩驹诸诗对“汉恩自浅胡自深”句意的因袭。以个案的“翻案”勾勒出王诗在新的诗歌取向中的关键地位的，还有关于拟寒山诗的讨论。杨著指出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一改此前模拟抒情描写类寒山诗的写作传统，转而模拟寒山说教诗，使拟寒山诗风格“转向了讽刺说教”（205页），且他在这些诗歌中，始终贯穿了“将日常口语的表达方式与博学的典故征引相结合”的特点，在语体语域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类型。王安石对寒山说教诗的独特兴趣，在佛教与世俗诗歌中都影响甚广，同样形成了新取向，杨著揭示出这点，无疑有助于丰富对王安石在唐宋诗歌史中地位的认识。
王安石对唐诗遗产的继承以及在宋代唐诗经典化过程中的影响，是杨著另一关注点。《唐百家诗选》作为北宋唯一一部唐诗选本，其编选意图、诗学旨趣及其对宋代唐诗经典化的意义，备受关注却众说纷纭。杨著将这部诗选置于由唐至元的选本传统观照下考察，发现该选在编选诗人方面的失衡，只是受到了唐诗选本选诗传统的影响，既不存在复杂的编撰意图，亦不能体现王安石“翻案”的诗学倾向。这一结论促使我们能以更复杂的眼光反思诗选在唐诗经典建构中的作用，亦由此窥见王安石延续唐诗传统的一面，这对客观评价《唐百家诗选》在宋代诗学中的定位无疑是颇具只眼的启示。王安石通常以“唐声”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历代诗论中，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晚年绝句，往往被评论家置于堪与唐诗媲美的评价话语系统中。杨著将这些被称为“王荆公体”的诗歌与宋代的“晚期风格论”相联系，发现正是杜甫经典化过程催生了宋代“晚期风格论”，这种尊老抑少的诗论很快不仅施之于杜诗，也体现在对当代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人的评价上。在这一诗歌评价氛围中，王安石很可能成为“第一位明确表示悔其少作的大诗人，而这种自我否定很快就成为一种文化现象”（163页），在对晚期风格的追崇中，王安石走向了其晚年“精微”的“王荆公体”。借以上两个案例，杨著呈现了王安石与宋代诗学建构间变化多端的关系——早年的《唐百家诗选》在唐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或许微乎其微，但“王荆公体”的形成，展示了他如何引领并通过自身创作呼应着宋代的“晚期风格论”。
北宋诗歌文化中另一重要现象是诗歌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纠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乌台诗案”就出现在此时，因此，以往学者如朱刚、浅见洋二、内山精也等人，多聚焦于此案中所涉诗歌，探讨在党争政治场域中北宋诗歌文化所发生的转变。杨著在关于《君难托》一诗的讨论中指出，几乎与“乌台诗案”同时发生的何琬劾王安石事件，体现了“构陷性地利用诗歌对付政敌，并不限于亦不源于新党的手段”（261页），由此可见，通过阐释文本罗织罪名，对诗歌的政治性解读、曲解以及构陷性利用，随着党争政治愈演愈烈，成为北宋诗歌史中的突出现象，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许多晚年诗作被解读为政治上的怨望之词，包括《君难托》。杨著将《君难托》作为本书最后一章，别有意味地与第一章的《明妃曲》形成了强烈对照。早年所作《明妃曲》，即使其翻案句如此标新立异，但并未引起意识形态方面的非难；晚年同样植根于乐府传统的《君难托》，则不可能避免地被阐释为讪谤朝廷的怨望之词，可见从《明妃曲》到《君难托》，构成诗歌乃至言论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王安石正是宋诗历程中这一转变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本章末尾，著者留下疑问：“王氏写给吕嘉问的诗何以如此之快就落入何琬之手？”“文本传播的模式是怎样的？”“文本监控的模式是怎样的？”（271页）将对这一转变原因的追溯引向印刷术即诗歌传播媒介引起的诗歌文化的时代性巨变。不过，面对诗歌的构陷性利用，王安石终未像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那样，并未来得及在创作中留下积极应对的记录，这或许正可与内山精也《王安石〈明妃曲〉考》所论互相印证：通过“乌台诗案”而从现实社会中感受到传媒之力量的北宋末以降的士大夫的意识，与写作《明妃曲》时的王安石以及当时士大夫的意识，两者之间存在着时代的隔膜。
总之，杨著通过细绎具体个案，凸显了王安石在推陈出新的宋代诗歌文化中作为过渡性大家的诗史地位。全书各章节延续了北美汉学界一贯的文本细读作风，不但建立在对相关文本不遗余力的搜集与详细精微的解读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对诗歌史发展脉络中具体问题切实把握的基础上，由此得以看到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复杂多变而细腻多样的关系，在唐音变为宋调的诗歌历程中，他绝不仅仅是深染唐风或呈现宋韵的“孤立的大家”，而且是宋诗格调的重要建构者，引领着若干写作传统，是唐宋诗风嬗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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