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哲，开来学——写在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出版之际

    ■李浩

    陈尚君先生积四十年之功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以下简称“《全编》”）重磅巨献，隆重出版了。这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我有幸略知本书立项的一些原委，提前拜读过第一册和两个试读本，故不揣浅陋，略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嘉庆九年（1804），阮元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撰序开篇写道：“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页）序文着眼于学术史代际转换中的清代汉学，极力推举乾嘉学术，又在乾嘉学林中表彰钱大昕的“九难”。阮元写作该序的时间距今已过了220年。另一个类似的论断是王国维于阮序百年之后的1919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评价沈曾植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 非所谓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欤？”（谢维扬等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第618页）王国维撰此文后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29年，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撰《海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同样极力表彰王国维，也是深涵着许多微言大义的。这些前后错落的时间和彼此关联的链条，都关涉着中国学术史上有关百年学术升降的大论断。

    我认为，要读懂《全编》，理解《全编》，评价《全编》，首先应将《全编》放在中国传统学术“百年学术升降”和清编《全唐诗》梓行以来唐诗文本研究演进中来考察。

    一、《全编》之前围绕《全唐诗》的研究

    有关《全唐诗》的学术史，相关论述已不少。陈尚君先生此书《前言》还专门设一节题为《〈全唐诗〉成书以来的学术史回顾》,花了很大篇幅，做了详实细致的叙述，可参读。一般认为清编《全唐诗》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距今已有318年。学术界经常提及对《全唐诗》有直接影响的有两部书：一部是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另一部是清初季振宜所编的《全唐诗稿本》。

    《全唐诗》从成书以来，就不断有学人做订补稽考。其中较早的有日本学人市河世宁编成《全唐诗逸》三卷，文化元年（1804）在日本刊行，清道光三年（1823）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在中国刊刻。中国学者孙望编出《全唐诗补逸初稿》七卷，闻一多著《唐诗大系》，刘师培撰《〈全唐诗〉发微》，岑仲勉撰《读〈全唐诗〉札记》，李嘉言前后有《〈全唐诗〉校读法》《改编〈全唐诗〉草案》等。中华书局据扬州书局本校《全唐诗》（书前“点校说明”署名“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是目前最通行的《全唐诗》版本。中华书局还曾将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的成果合编为《全唐诗外编》，另有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均对唐诗作者考订、作品辑补有重要意义。由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等先生共同主编的《全唐五代诗》，2014年开始陆续出版，尚未告竣。

    陈尚君先生在完成此书之前，已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唐女诗人甄辨》《贞石诠唐》《唐诗求是》《诗唱大唐》《我认识的唐朝诗人》等著作行世，还曾主持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些成果既是独立的著作，又都为本书的推出做了前期的学术和资料准备。

    新著《全编》是陈尚君先生积四十余年之功编纂，穷尽式清理了宋代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集成性完成了唐诗可靠文本与文献的重建。全书共50册，1225卷，逾1800万字。

    二、《全编》的主要特色

    与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包括与陈尚君先生已经刊行的著作比较，新著有哪些特点，又有何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呢？

    目前新书刚出版，墨香犹存。我也仅读了第一册，加上两个试读本：《戴叔伦、崔载华、许浑、陈陶卷》和《杜牧卷》，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

    1.成一家之言：古典文献编纂学的新典范

    谈到本书的体例，徐俊先生说本书是“中国古典文献编纂学的一个典范”，罗时进先生也说“可以为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范式”。（《陈尚君四十载编纂〈唐五代诗全编〉即将问世》，《新民晚报》，2023年8月22日）

    何以谓是“新的范式”呢？ 陈尚君先生夫子自道，说他努力参考了前贤同类的著作。最重要的可作参考的，一是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分完残地详尽记录文本的来源。应该来讲，一首诗的文本流传的痕迹，会在各种书中留下记录，这些记录是考证校订文本的依据。另外一部就是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的《全宋词》，该书的精彩之处是由繁到简，它最重要的一个做法是附录中有互见词的校订，逐一说明传误词的篇题、本文、来源及考订。还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纪事》。尚君先生说他在1980年代拟仿作《唐五代诗纪事》，一直没有完成，现在一并呈现。另外还有孙望先生的《全唐诗补逸》，也有一个很特殊的体例，就是区分原题和拟题（陈尚君《从〈全唐诗〉到〈唐五代诗全编〉》，《文汇报》2024年1月22日）。

    就古籍文献的其他断代和分体总集来说，这一范式由相关学者做过实验，有相关的范本，尚君先生是学习借鉴。但就唐代汉语诗歌总集来说,这是第一次尝试，时代长，作品数量多，文献版本来源复杂，工作量艰巨，其开创意义应值得充分肯定。

    2.让唐诗回到唐朝：唐诗辑考的集大成

    本书《前言》中专列一节标明本书希冀达到的学术目标——“让唐诗回到唐朝”（《唐五代诗全编·前言》，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61页。下引及《唐五代诗全编·前言》，仅列页码）。陈尚君明言他做的工作是“写定全部唐诗”，即穷尽文献，将唐诗尽可能地追溯到它本来的面貌，再将其与历代重要之别集、总集所收进行校勘，以明唐诗文本面貌变化的轨迹，“把唐诗从唐代到宋元明清各代的文本演变情况做适度的表达”。简言之，就是“回到唐人的立场”，写定唐诗。

    按我的理解，唐诗文本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从一到多的过程，即接近作者原创的最早的写本、抄本或刻本应该是“一”；长期的抄写、刻印或传播接受过程中，逐渐衍生为“多”。学者的研究就是沿波讨源，从众流逆溯到源头，从多到一，并将这些发生过的传播踪迹都保留下来，供版本家比对，供考据者验证，供阐释者解说。本书对唐诗文本的这样处理，显然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尚君先生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目标。

    项念东曾以岑仲勉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异同为重点，将古代总集和别集的校雠考订称之为“诗学考据学”（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18页）。陈尚君确定“本书希冀达到的学术目标：让唐诗回到唐朝”，也就是做到最大程度地接近唐人诗歌写作的原貌。具体的做法是“事迹可知作者皆编录小传，记其著作，以别集为底本整理之作者对所据文本有所介绍，所有诗歌皆记录其在存世典籍中的保存情况（大、中诗人根据其文集保存的完残程度，对宋以后文献记录有适度的递减），保存与诗歌流传相关的记录，酌考异说。”（第1页）作者在《前言》中还介绍：就初盛唐部分言，以别集为底本整理的有王绩、王梵志、骆宾王、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张说、张九龄、孟浩然、李颀、吴筠、常建、高适、王维、李白、储光羲、颜真卿、杜甫、岑参各家；不以存世别集为底本，据唐宋典籍整理的有唐太宗、虞世南、杨师道、李百药、褚亮、许敬宗、卢照邻、王勃、杨炯、宋之问、乔知之、刘希夷、唐玄宗、苏颋、孙逖、崔颢、崔曙、祖咏、李邕、王昌龄、李华、萧颖士各家。这一区分，为最大程度还原唐诗本来面貌提供了较大的施展空间。（第65页）

    尚君先生坦言“经历了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他步入学术界的时间，与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乎同步，国内学术界几代学人黾勉努力，创获颇多。赴日、韩及中国港、澳、台参加学术会议、讲学、查阅文献、购置图书都极其便捷。中国知识分子适逢学术的春天，又有一个比老辈学人能够享有的更广大开阔的学术平台，于是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按照尚君先生在《前言》中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诗人生平的研究。他举例说大作家有众多专人年谱、丛考的出版，如郁贤皓《李白丛考》、周勋初《高适年谱》、贾晋华《皎然年谱》、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等，皆理清履历，多有发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关注二三流诗人的年里出处、科第仕履，也颇具影响。其后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借元人《唐才子传》的躯壳，理清唐代四百多位重要诗人的人生经历。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和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的先后出版，将全部唐代以诗人为主的作者生平和著作，基本摸清楚了。以上工作，奠定了重写唐代诗人小传的基础。

    二是各家诗集之笺注。诗文之注可以追溯到隋唐以来的《文选注》，唐人注唐诗今存仅有天宝间张庭芳注李峤诗，宋人颇热心于此，尤以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注本为世所重。明清两代，唐集有注者大约仅二三十家。最近四十年，则几乎所有唐集都有了注本，当然完成的质量，在底本选择与文本写定，以及典章辞语的解读与诗歌寄意的诠解方面，落差很大，读者可仔细体会，这里不逐一评介。

    三是文史融通与新文献发掘，给唐诗研究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近代以来最称巨擘的唐史大家如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黄永年等，无不文史兼治，他们的研究整体提升了唐代研究的水平。唐文学研究者享受史学家之研究所得，也积极参与史学基本史料的建设，可以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为代表。唐代文史研究在最近几十年，因为敦煌文献的全面公开，佛道二藏的流行与深研，域外汉籍之陆续回流，以及地下石刻的大批出土，相较其他时代研究，获得更多的活力与源泉。（第17-18页）

    作者尊重学术史，重视前人研究，注重并参取前人的研究成就，凡曾参考，皆有记录。有关唐诗辑佚，重在首揭之功，故自《全唐诗逸》以下，乃至报刊杂志有披露者，皆加以列举。如经考订知有误失者，存目中亦有所罗列。（第91页）

    由此可见，本书汇集了宋元以来特别是《全唐诗》成书以来有关唐诗的补遗、辨伪、校订、考事、笺释的成果，刻意求全、求真、求是，遂成就了这部超大型集成性的巨制。

    3.善假于物：借力数字技术与新材料、新工具、新方法

    《荀子·劝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集解》卷一《劝学篇》，中华书局1988年，第4页）

    每一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除了学科基础扎实、天资聪颖外，还要能善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通以来，王国维赶上了殷墟甲骨的发现和西学的东渐，陈寅恪赶上了“五大新发现”和欧美东方学的发展，岑仲勉则利用现代生物学、统计学的进步来观照古代文史资料，傅璇琮受巴尔扎克、泰纳、朗松等西方学者的影响。陈尚君先生进入文史学界，适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学术风气与时俱变，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理论发展、计算机科学进步，数据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前数码时代到后数码时代的变化”（《第五届思勉原创奖重磅揭晓！这些作品获奖》，《新浪财经》，2024年7月13日）。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国内也可以及时分享这些技术进步，这又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剧变时代。

    一般来说，古代文史和文献领域，是新技术的避风港，对包括数据库、电子书、屏读等技艺抱有迟疑态度。但在我的印象中，尚君先生是他这个年龄层中新技术的粉丝和拥趸。由于广义“摩尔定律”和加速回报原理的作用，尚君在利用和分享的同时，也深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些隐忧。他曾撰《E时代唐诗文本考证的惊喜和无奈》《网络时代的传统学术》等文章，直言自己的看法。

    古籍全文检索之实现，解决了困扰前辈许久的唐诗检索难题，计算机写作之可以反复修改，与文本之大量保存，更为重新编订唐诗提供了充分便捷的法门。（陈尚君《E时代唐诗文本考证的惊喜和无奈》，收入《行走大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3-290页）大约用得较多的是《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和四部丛刊电子本。

    陈尚君先生谈到数字技术对文史考证有五点好处：一是在一个界面中可以展开无数文本的操作。二是文本可以反复推敲修改，再三斟酌，逐次写定，不断完善，因此而能将唐诗流传千载中的文本变化立体地加以展示。三是搜寻文献的方便。以往辑佚，要遍检群书，现在输入一个书名，立即给你许多线索。四是通校文本的便捷。清编《全唐诗》的基础是明人的唐诗积累，错误多到不可胜举。彻底清理就必须通检以唐宋总集、史乘、类书、地志为重点的几乎全部引及唐诗的记录，重要著作还必须征及多种版本，不仅工作量大，还有学术观念之转变。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捷。五是辑佚、辨伪掌握全部线索后，可以客观精密地在两造或几造间作出准确的判断。当然也谈了十点困惑，大约涉及数据库的学术质量、文献检索的精确度、检索不能代替读书、读书贵在融通体会等，不一而足。（陈尚君《E时代唐诗文本考证的惊喜和无奈》，收入《行走大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5-290页）

    陈尚君认为，网络时代更高的标准则是，在古籍整理中是否充分参考了海内外存世的善本，在专题研究中是否参考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业绩。近年崛起的年轻一辈学人，在这方面表达的气象、格局与追求，足以代表中国学术的未来。

    网络时代的传统学术，展示出无限的可开拓空间，他特别希望学者不要满足于各种数据库提供的便捷，更不要因此而满足于草率的学术快餐的制作，应利用现在的各种有利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观念转变，立场调整，好题目层出不穷。（陈尚君《网络时代的传统学术》，《中华读书报》，2020年12月3日）

    尚君先生不仅能敏锐地发现学术新潮，预流时代，而且能结合自己的专深研究，清醒理性地矫正时弊，由与时偕行到引领学术，转移风气，成为学术领军人物，使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有所依归。当然，在他的前后行文中，数码时代、网络时代、E时代等语词参差出现，适与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名称未定，汉译多样有关，而这又是加速的科技进步在语言文字中留下的缤纷倒影。

    三、《全编》在新时代的学术意义

    陈尚君先生在完成本书后感叹道：“最近百年，特别是我向学以来的四十六七年，唐代文史研究风起云涌，成就卓越，新见文献更是日新月异，目不暇接，学术视野和观念也多次出现转型变化。我很荣幸能参与其间，特别是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唐研究基金会，结识大批杰出学者，阅读大量杰出论著。”（第93页）他从这个时代中获得了学术空气、学术灵感和学术养分，又以自己独特的原创成果加倍地回馈了时代。

    朱熹评价周敦颐说：“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八《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罗振玉1916年2月19日致信王国维云：“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 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内之约，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3页）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51页）

    真正的文化“托命人”，真正的继往开来，不仅仅是道统和学脉的接续，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1.以当代古籍整理的新标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究竟应该如何建构？ 一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是知识的结晶，无论理论和理论体系，还是史料和史料体系也都属知识范畴，各种体系的知识，可以总称为“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坚持主体性、原创性的原则。

    《全编》收录从唐武德元年（618）到五代十国归宋期间的全部汉语诗歌，尽可能地接近现代学术研究的需求，提供可信而全备的唐诗文本。坚持了建构知识体系的主体性。

    《全编》“重视前人研究。本书充分尊重并参取前人的研究成就，凡曾参考，皆有帮助。有关唐诗辑佚，重在首揭之功，故自《全唐诗逸》以下，乃至报刊杂志有披露者，皆加以列举。如经考订知有误失者，存目中亦有所罗列。不没其功，也不掩其失，本书对自己和他人，皆持同样态度”（第91页）。恪守了建构知识体系的学术规范。

    康熙御制序中称《全唐诗》收录2200人，48900首，日本学人平冈武夫统计是2567人，49403首又1555句。《全编》则收入诗人4200人，诗55000余首。增加的诗人和诗作除辑录汇纂中外学者的成果外，大部分是作者四十多年心血的集腋成裘。彰显了建构知识体系“从零到一”的学术原创性。

    2.通过学术长跑完成超大型唐诗文本资料库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尚君先生已在进行唐代诗人的深入研究，他曾戏言可以在唐代长安城中当“片警”，因为他对入住长安的诗人做过拉网式排查，每个人的简历都了然于心。通过已经刊出的《唐女诗人甄辨》《我认识的唐朝诗人》等书，我觉得此言不虚。《全编》的编纂目标则定位到为每首诗建立档案，每个诗人、每首诗都有一个微型资料夹：“诗人小传的编写、诗集文本的溯源、鉴别真伪的传误，还原唐代本真的面貌、历代流传的变化，都是要求全、求真、求细。也就是说将每个诗人每首诗都追溯文本来源，记录传播变化，参考历代研究，重新写定。”（陈尚君《从〈全唐诗〉到〈唐五代诗全编〉》，《文汇报》2024年1月22日）这个目标很高，很艰难，工作量很繁巨，但学术的重要性也自不待言。

    徐俊先生在试读本研讨会上称本书为有唐“一代文学的资料总库”。薛天纬先生欣闻新书告竣感叹道：“等身不是浪形容，一部书成天下惊。自此唐诗现真貌，后来治学有依凭。”

    弗雷泽在他1913年出版的《金枝》第3版第9卷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英]詹·乔·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第20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谈及殷墟甲骨文字研究时说：“窃谓考古之学，十余年来，无如此之好资料，无如此之关系重大，无如此之书痴为之始终研究。今有之，而世人尚罕知贵重，可哀也。但此次考证，既竭吾才，尚求公再加讨索，以竟此事。弟不过辟丛蚕、通途术而已，今世士竟弟之业者，舍公外无第二人。”（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3.从《全编》的编纂省思学术包容的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学术著述的主流应该说是计划学术，这包括但不限于获得纵向立项的各级各类课题，按时按要求完成的各类“项目体”论文著作。相比于这类主流学术，我称本书是自选学术项目，作者给我们示范了中国人文著述的另类轨辙。主流的计划学术往往需要多人合作或团队作战，如当年编纂《全唐诗》就是团队作战，另外如《全宋诗》《全元诗》等也都是采用团队作战。也有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如尚君先生推崇的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的《全宋词》。这类著述因为费时费力，旷日持久，经费、编制、团队都未必有长期的保障。

    陈尚君先生自己感叹到：“收获之丰霈，考订之详密，编录之妥洽，取舍之客观，超过最初展开此项工作之预期。规模如此浩大的著作，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不能不感到讶异与兴奋。”（第1页）“没有从政的焦虑，也不涉党争之是非。”（第2页）由吕思勉学术原创奖颁发给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来看，说明学术界既能对主流学术，也能对自选项目都给予包容；既能对论文体专著体，也能对真正的文史考据和辑佚保持尊重。

    这种另类著述旷日持久，工作单调，不太容易在短期见到成效，对学者个人的学术坚持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同时也是对学者所容身的学术机构的考验，也是对学术出版单位的考验。复旦大学校内前后有三个项目接力支持，我曾参加过复旦大学“传世之作学术精品”项目的论证，印象中复旦的科研管理很人性化，只问质量，不设期限。从项目提出到杀青出版，历时十多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换了几届社领导都能不忘初心，始终如一。沪上文化精神的有容乃大、包容理解，守护传统，礼敬人才，通过本书的高品质出版，通过尚君先生几十年来能一直保持自由雍容的学术状态，可见一斑。

    4.示范轨辙，荣耀时代。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由对沈曾植的评价引申出个人、学术、国家民族与“天”关系的认知：“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谢维扬等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20页）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文化“托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不少分支与专项已经成了冷门绝学，需要扶微继绝，需要通俗普及，但更需要光大弘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汉籍、海外汉学、中国学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既是我民族的“家事”，又是国际学术领域的“天下事”，短长得失，世界瞩目。我们虽不必亦步亦趋，与时俯仰。但从历史上的“百年学术升降”，看大浪淘沙，云起云落，对当下和未来的趋势与必然，还是能增长理性的达观。

    对于陈尚君先生等一大批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来说，一方面受“东海西海”的霑溉，另一方面，这是两个传统，又是两座大山，如何翻越这两座大山，登上自己时代的学术顶峰，可能是每一位学术同道都面临的困境。

    我以为，尚君先生登上了当代唐诗学研究的珠穆朗玛峰，本书的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的荣耀。尚君先生自己也说：“本书写成，由我一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我一直希望表达最近一代人的成就。”（第95页）他所谓“最近一代人”，具体地说，是指30至60后学人。本书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史学界的荣耀，更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荣耀。

    20年前，蒋寅先生曾就宇文所安系列唐诗研究著作中文版的推出，提出“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蒋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2005年第4期）的问题，宇文所安主要做的是包括唐诗阐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蒋寅重点提示我们要知外研外，文明互鉴。今天，在陈尚君先生的《唐五代诗全编》出版后，我也借蒋寅先生的话头，提出另外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唐五代诗全编》告峻后，我们该如何续写唐诗学？ 具体而言，如何研究唐诗文献、阐释唐诗文本、重写唐诗史？

    我只能将这个问题抛出来，需要中外唐诗研究的专家和唐诗爱好者来回答。

    尚君先生在本书的第一个试读本扉页上曾录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以为题赠。其实文明古国的“江山胜迹”不仅是三山五岳、黄河长江，还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史记》《汉书》《西游记》《红楼梦》等精神的“胜迹”。借着《全编》的出版，我愿与广大读者朋友一起乘兴游唐诗名胜，赏故国奇景，看历史风月，长人生智慧。

    （草成于2024年8月13日）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