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
《清嘉录》是清代文人顾禄关于苏州岁时风俗的著作,书名取自陆机《吴趋行》中的“土风清且嘉”诗句。周作人对于风土著作颇为关注,苏州虽然不是其故乡,但他认为吴越风俗相近,故而对于这册书颇为喜爱。1932年7月21日周作人作《〈中国新年风俗志〉序》,系他为娄子匡在商务印书馆的著作所写的序言,文章开篇写道:“在小时候不知怎的对于时令的记载很感到兴趣。最初见到一本不全的《岁时广记》,时常翻看,几乎有点不忍释手。后来得到日本翻刻本顾禄的《清嘉录》,这其间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兴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还可以说是有点儿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 简单地说,大抵因为我是旧式的人罢。”1943年9月16日周作人刊于《古今》杂志第31期的《〈吴歈百绝〉》,谈到他在“三十六七年前曾在东京书店买得顾禄的《清嘉录》十二卷,日本天保八年(清道光十七年)翻刻”,由此推算,周氏买此书应该是在1906年或1907年。有趣的是,因为《清嘉录》中多有抄录蔡云的《吴歈》,周作人便也因此极力搜寻,先是搜得《吴歈钞》二卷,系天保五年刊巾箱小本,实为从《清嘉录》抄出的七十四首,当时他以为蔡氏之作也都在这里了;后来又搜购了一册《吴歈百绝》,才知道这是全本,由此便作了这篇文章来作以介绍,而这本书据周氏云,乃是道光初其诗文集已刻,“乱后散失,今据抄本重刊”。这抄本由周氏判断,乃是同治十一年的版本。
周作人1934年3月10日在《大公报》刊发了一篇《〈清嘉录〉》,此文后来收录在他的文集《夜读抄》中。不过,《大公报》刊文和《夜读抄》初版的收文内容并不一致。《大公报》刊发时只有文章和一个“附记”。而收录在文集中的文章,则是增订后的版本,文末除有一个“附记”之外,又有一个“附录”,一个“案”,接着再附一个“又案”。这里的“附录”和“案”,作于1934年5月15日,显然是刊发此文之后的事情了。在“案”中,周作人写他五月份在隆福寺街得到一册《颐素堂诗钞》,系他在东京留学时买到的日刻本,故而“有旧雨重逢之感”。文后的“附录”,则系全文抄录日人朝川鼎的序言,其中有一段关于此书流传日本的材料,颇为珍贵,“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此年6月11日,周作人写了“又案”,其中所记,乃是他在琉璃厂购得《清嘉录》四册原刻,但此刻本内容与翻本无异,却另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的诗九首作为题辞,但周作人说他此前见到的日刻本有朝川鼎序文,并没有大洼天吉等三人诗及诗序,言下之意,乃是《清嘉录》实际应有两种日本翻刻本。
《大公报》刊发文章介绍的这本《清嘉录》,实则为光绪戊寅重刊本,收录在《啸园丛书》中。根据周作人的这番介绍,《清嘉录》在当时应该有五个版本,其一是道光乙酉刻本,其二是庚寅重刻本,以上两个刻本周氏均未见过;其三为日刻本,系翻刻庚寅本,有日本人朝川鼎序,周氏在东京买到的即为此本,但据他在“案”中所记,此本后“复失去”;其四为日刻本,有日本人朝川鼎序和大洼天吉的题辞,此刻本周氏后来在琉璃厂购得一册;其五为光绪庚寅重刊本,此本据周氏在文章中所言,“甚易得”,但“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这五个版本中,周作人至少买到了其中三种。但他后来在文章中写他曾买到四种异本,就不得而知另外一种了。周作人对于顾禄的《清嘉录》多有关注之外,他还收录与顾禄相关的著作两种,分别为《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又有两种为顾禄友人所作,其余五种为顾禄的作品,而这五种,周作人以为“均可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记》与《二十约》尤佳。”《日记》即为《省闱日记》,《二十约》则为《卖田二十约》,文章中对于《日记》和《二十约》各引了一条作为举例。随后又简略介绍了《颐素堂诗钞》六卷,周氏评价“在我外行看去并不怎么好”,只在卷五中看到一首算顶好的,并引在了这篇文章中。由此才来谈《清嘉录》,且认为这册书“恐怕是顾氏最大的业绩罢了”,可谓吊足了读者胃口。
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他喜欢这本书的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其中的“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另一个则是“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到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随后周作人抄引了《清嘉录》中的两例土俗,其一为“秤人”一条,其二为记梅雨的“梅水”一条。紧接着周作人说这两条虽然都是写吴俗,但在他看来“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这正与他前面提到的观点可以算是呼应了。文章到这里本来可算是结束了,但周作人接着“梅雨”一条,谈了北京和江浙两地下雨天的不同感受,南方多雨,他并不觉得以为苦,这其一则是南方的街道为石板路,即使是被淋得落汤鸡,但只是带水而不拖泥;另一个则是雨水落在瓦上,像瀑布一样的流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便是上好的茶水。梅雨煮茶的江南风土,真是可以称得上“土风清且嘉”了。而这篇文章又颇令人想起周氏的《苦雨》和《石板路》两篇文章,可谓又一个呼应。这篇文章写完后,周作人加了一条“附记”,为明代谢在杭在《五杂组》里的一个材料,其中谈到梅雨在江南作为茶水之佳,而江北雨水不能饮用的原因,可作为他对《清嘉录》里“梅水”一条内容的补充和呼应。
除了在专门介绍《清嘉录》的文章中征引的两条内容之外,1924年2月周作人写作《故乡的野菜》,抄了两本书中关于“荠菜”的记载,其一是《西湖游览志》,另一本则是《清嘉录》。1934年10月20日周作人作文章《〈洗斋病学草〉》,抄引了《清嘉录》一条“跳灶王”的土俗,是为了呼应前书中的相关风俗。1944年1月18日作文《关于送灶》,周作人谈南北祭灶的风俗,其中抄录了顾禄《清嘉录》中南省的送灶风俗,认为所记最为详明,可作为代表。而他征引最为独特的,应是“扫墓”和“上坟”相关内容。1935年3月周作人作文《关于扫墓》,抄录了四本书中关于扫墓的风俗,其一为张岱的《陶庵梦忆》中《越俗扫墓》的内容,其二为顾禄的《清嘉录》中记上坟者的内容,其三为刘侗《帝京景物略》中春场相关内容,其四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相关内容。这是一篇典型的周作人“抄书体”文章,所抄的四本书都是周作人十分偏爱的。更为有趣的是,抄录四段文字,两段吴越风俗,两段为京城风俗,又各有明清两朝内容,可以南北进行对比来读,由此也可见周氏作此文,乃是别具一番慧心的。有趣的是,1941年4月周作人再作了一篇《上坟船》,开篇所引的关于越中扫墓的内容,与此前《关于扫墓》中所抄引的《越俗扫墓》的内容是一致的,但此文重点谈越地扫墓旅途中的“上坟船”及其相关风土内容,侧重点有所不同,也是“土风清且嘉”,可谓别有一种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