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风清且嘉

    ■朱航满

    《清嘉录》是清代文人顾禄关于苏州岁时风俗的著作，书名取自陆机《吴趋行》中的“土风清且嘉”诗句。周作人对于风土著作颇为关注，苏州虽然不是其故乡，但他认为吴越风俗相近，故而对于这册书颇为喜爱。1932年7月21日周作人作《〈中国新年风俗志〉序》，系他为娄子匡在商务印书馆的著作所写的序言，文章开篇写道：“在小时候不知怎的对于时令的记载很感到兴趣。最初见到一本不全的《岁时广记》，时常翻看，几乎有点不忍释手。后来得到日本翻刻本顾禄的《清嘉录》，这其间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兴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还可以说是有点儿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 简单地说，大抵因为我是旧式的人罢。”1943年9月16日周作人刊于《古今》杂志第31期的《〈吴歈百绝〉》，谈到他在“三十六七年前曾在东京书店买得顾禄的《清嘉录》十二卷，日本天保八年（清道光十七年）翻刻”，由此推算，周氏买此书应该是在1906年或1907年。有趣的是，因为《清嘉录》中多有抄录蔡云的《吴歈》，周作人便也因此极力搜寻，先是搜得《吴歈钞》二卷，系天保五年刊巾箱小本，实为从《清嘉录》抄出的七十四首，当时他以为蔡氏之作也都在这里了；后来又搜购了一册《吴歈百绝》，才知道这是全本，由此便作了这篇文章来作以介绍，而这本书据周氏云，乃是道光初其诗文集已刻，“乱后散失，今据抄本重刊”。这抄本由周氏判断，乃是同治十一年的版本。

    周作人1934年3月10日在《大公报》刊发了一篇《〈清嘉录〉》，此文后来收录在他的文集《夜读抄》中。不过，《大公报》刊文和《夜读抄》初版的收文内容并不一致。《大公报》刊发时只有文章和一个“附记”。而收录在文集中的文章，则是增订后的版本，文末除有一个“附记”之外，又有一个“附录”，一个“案”，接着再附一个“又案”。这里的“附录”和“案”，作于1934年5月15日，显然是刊发此文之后的事情了。在“案”中，周作人写他五月份在隆福寺街得到一册《颐素堂诗钞》，系他在东京留学时买到的日刻本，故而“有旧雨重逢之感”。文后的“附录”，则系全文抄录日人朝川鼎的序言，其中有一段关于此书流传日本的材料，颇为珍贵，“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此年6月11日，周作人写了“又案”，其中所记，乃是他在琉璃厂购得《清嘉录》四册原刻，但此刻本内容与翻本无异，却另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的诗九首作为题辞，但周作人说他此前见到的日刻本有朝川鼎序文，并没有大洼天吉等三人诗及诗序，言下之意，乃是《清嘉录》实际应有两种日本翻刻本。

    《大公报》刊发文章介绍的这本《清嘉录》，实则为光绪戊寅重刊本，收录在《啸园丛书》中。根据周作人的这番介绍，《清嘉录》在当时应该有五个版本，其一是道光乙酉刻本，其二是庚寅重刻本，以上两个刻本周氏均未见过；其三为日刻本，系翻刻庚寅本，有日本人朝川鼎序，周氏在东京买到的即为此本，但据他在“案”中所记，此本后“复失去”；其四为日刻本，有日本人朝川鼎序和大洼天吉的题辞，此刻本周氏后来在琉璃厂购得一册；其五为光绪庚寅重刊本，此本据周氏在文章中所言，“甚易得”，但“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这五个版本中，周作人至少买到了其中三种。但他后来在文章中写他曾买到四种异本，就不得而知另外一种了。周作人对于顾禄的《清嘉录》多有关注之外，他还收录与顾禄相关的著作两种，分别为《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又有两种为顾禄友人所作，其余五种为顾禄的作品，而这五种，周作人以为“均可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记》与《二十约》尤佳。”《日记》即为《省闱日记》，《二十约》则为《卖田二十约》，文章中对于《日记》和《二十约》各引了一条作为举例。随后又简略介绍了《颐素堂诗钞》六卷，周氏评价“在我外行看去并不怎么好”，只在卷五中看到一首算顶好的，并引在了这篇文章中。由此才来谈《清嘉录》，且认为这册书“恐怕是顾氏最大的业绩罢了”，可谓吊足了读者胃口。

    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他喜欢这本书的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其中的“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另一个则是“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到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随后周作人抄引了《清嘉录》中的两例土俗，其一为“秤人”一条，其二为记梅雨的“梅水”一条。紧接着周作人说这两条虽然都是写吴俗，但在他看来“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这正与他前面提到的观点可以算是呼应了。文章到这里本来可算是结束了，但周作人接着“梅雨”一条，谈了北京和江浙两地下雨天的不同感受，南方多雨，他并不觉得以为苦，这其一则是南方的街道为石板路，即使是被淋得落汤鸡，但只是带水而不拖泥；另一个则是雨水落在瓦上，像瀑布一样的流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便是上好的茶水。梅雨煮茶的江南风土，真是可以称得上“土风清且嘉”了。而这篇文章又颇令人想起周氏的《苦雨》和《石板路》两篇文章，可谓又一个呼应。这篇文章写完后，周作人加了一条“附记”，为明代谢在杭在《五杂组》里的一个材料，其中谈到梅雨在江南作为茶水之佳，而江北雨水不能饮用的原因，可作为他对《清嘉录》里“梅水”一条内容的补充和呼应。

    除了在专门介绍《清嘉录》的文章中征引的两条内容之外，1924年2月周作人写作《故乡的野菜》，抄了两本书中关于“荠菜”的记载，其一是《西湖游览志》，另一本则是《清嘉录》。1934年10月20日周作人作文章《〈洗斋病学草〉》，抄引了《清嘉录》一条“跳灶王”的土俗，是为了呼应前书中的相关风俗。1944年1月18日作文《关于送灶》，周作人谈南北祭灶的风俗，其中抄录了顾禄《清嘉录》中南省的送灶风俗，认为所记最为详明，可作为代表。而他征引最为独特的，应是“扫墓”和“上坟”相关内容。1935年3月周作人作文《关于扫墓》，抄录了四本书中关于扫墓的风俗，其一为张岱的《陶庵梦忆》中《越俗扫墓》的内容，其二为顾禄的《清嘉录》中记上坟者的内容，其三为刘侗《帝京景物略》中春场相关内容，其四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相关内容。这是一篇典型的周作人“抄书体”文章，所抄的四本书都是周作人十分偏爱的。更为有趣的是，抄录四段文字，两段吴越风俗，两段为京城风俗，又各有明清两朝内容，可以南北进行对比来读，由此也可见周氏作此文，乃是别具一番慧心的。有趣的是，1941年4月周作人再作了一篇《上坟船》，开篇所引的关于越中扫墓的内容，与此前《关于扫墓》中所抄引的《越俗扫墓》的内容是一致的，但此文重点谈越地扫墓旅途中的“上坟船”及其相关风土内容，侧重点有所不同，也是“土风清且嘉”，可谓别有一种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