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火炬传递者——薛龙

    ■孙喦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前，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与国际关系年会（HPAIR）在北京召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薛龙（Ronald Suleski1942-）教授在大会致辞。在欢迎各国学者来到北京后，薛龙教授说：我们现在开始所有的研究精力都要投入到中国现在的发展上，并且“我希望能把智慧的火炬向大家传递”。

    薛龙继承着费正清、傅高义等人开创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事业并努力发扬光大。薛龙祖籍波兰，1942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66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后在密歇根大学修中国近代史专业，于197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97年，薛龙旅居日本二十多年，出任亚细亚协会主席，期间曾担任帕加马（Pergamon）出版社日本分部的负责人。1997年他返回美国，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出任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和罗森伯格东亚研究所所长。

    薛龙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东北亚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已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在美、中、日、韩出版专著（含合著）十余部。其中《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Tradition, Moderniza⁃tion and Manchuria》（中译名：王永江和张作霖——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开辟了以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东北近代史、特别是奉系集团历史的途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著作肇始于薛龙的博士论文。在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的中国资料中，他被那些崛起于中国东北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和崇山峻岭中的古代东北亚民族的形象所吸引。此后经年，他不懈地寻访有关资料信息，如一页页阅看了1916年—1928年的《满洲日日新闻》，历经近30年而成书。这部著作重构了张作霖时代的东北社会图景，将奉天政府官员和地方精英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以王永江的活动及其与张作霖等奉系首脑的纠葛为主线，引用大量统计数据并精审，同时以小说般引人入胜的笔法，将20世纪20年代王永江和奉天政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到现代化视野中。薛龙指出：虽然当时北京的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各地频发危险的军事冲突，但在地区层面尤其是东三省，却发生了积极的现代化进步，表现出中国的勃勃生机和人民的才能。这一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中国东北地区现代化历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宇宙之初是混沌状态，就像一个鸡蛋一样……盘古打破了这个鸡蛋，把轻的物质和重的物质分开了。轻的变成了天，重的变成了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哈佛亚洲研究领域的开拓过程中就承担了盘古开天辟地一样的角色。”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成立50年之际，被推举编写其历史的薛龙教授写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引言开头的一段话。他用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来形容费正清中心开拓美国乃至国际现代中国研究的作用。

    写费正清中心的历史，薛龙一方面做深入的文本研究，查找到从1956年10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给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麦乔治·邦迪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第一年工作总结》始、费正清中心所有年度报告。他查阅了留存的有关费正清中心的大量历史文献，包括费正清与经济学家艾克斯坦讨论建立一个东亚研究中心的信件；时任哈佛大学东亚、中东和苏联地区研究委员会主席威廉·L.兰格基于费正清的建议、致麦乔治·邦迪关于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的建议信；费正清中心前身“东亚中心”和“东亚研究中心”时期的档案文献等。另一方面，薛龙采访了众多参与过费正清中心工作的学者：在世的历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自上世纪50年代费正清执教时起的哈佛研究生、自创立费正清中心参与过其工作的众多学者（略计有六七十位）。于是，产生了这部系统记述费正清中心的历史、记述它开拓和引导美国的中国研究历程的著作。

    费正清研究中心肇始于1955年、哈佛大学由费正清主持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当时又获得了两笔巨额资助，由此创办了“东亚中心”（1961年改建为纯粹的研究机构“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退休时，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确定了东亚中心从历史和社会科学视角研究现代中国及中华文化圈的方针，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日后一流的学者，几乎单枪匹马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

    费正清在1957年到1973年间担任该中心的主任。之后的主任任期大体是3到5年。薛龙以费正清中心历任主任的任期来划分研究，展现了他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肩负的使命，而不仅仅是在前人的足迹上亦步亦趋，如傅高义（Ezra F.Vogel,1930-2020）在第一任期（1973-1975年）建立了赖世和日本研究所，开设了“中国民国史”“晚清改革”等工作坊；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2016）在任期内（1980-1986年）推动成立了“韩国研究所”和“哈佛当代中国书系”的出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1930-2019)在第一任期（1986-1992年）设立了“赖世和系列讲座”“纽豪瑟纪念系列讲座”……同时历届主任又都许身于费正清定下的目标——打造一个思想活跃、学术多元的研究社群，致力于研究世界伟大文明的一部分，以及她面向21世纪的当代转型。

    薛龙任职费正清中心期间，1997年11月随第二次出任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哈佛；2003年12月，随中心主任伊维德接待了温家宝总理访问哈佛。这标志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通过官方和学术两条渠道与中国的交流取得了巨大成功。

    费正清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大量的研讨会、讲座、工作坊和学术会议。如薛龙在费正清中心工作期间，旨在保持美国政府与学界沟通对华政策的纽豪瑟纪念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就有许多在中国熟知的名字，如包道格（Douglas Paal）、蓝普顿（David M.Lampton）、芮效俭（J.Stapleton Roy）、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谢淑丽（Susan Shirk）、李洁明（James R.Lilley）等。

    薛龙近年来还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化。他认为遗留下来的民间抄本鲜活地记录着当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家族及宗社制度、祭祀信仰或迷信……讲述着他们的希望、恐惧和价值观。他四处搜寻中国明清以降的民间手抄本。笔者曾陪同来华讲学的薛龙教授去潘家园市场，惊奇地发现，不少古董店的老板竟然都认识这位“老老外”！

    薛龙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方法对搜集到的大量民间手抄本记录的民俗事象进行研究，写出了《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变化）》《Constructing the Family in Republi⁃can China:Shandong1944（中华民国时期的家庭构建：山东1944）》《民国时期的平民文化：一本家谱的故事》《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Villages and Cities（魔力的物化：中国乡村和城市的民间宗教）》《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抄本》等文章，以及专著《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People of China,1850to1950（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1850年至1950年）》。他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无疑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颖之窗”。

    薛龙教授年逾八旬，仍孜孜以求地研究著述，诲尔淳淳地教学讲学，指导着多名研究生和来自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访学者，还主办或参与主办众多的学术活动。如开头所讲的讨论亚太地区最重要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HPAIR亚洲论坛，自1991年到2022年已在3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织了49次会议，有40000多名学生和专业人士参与，邀请的嘉宾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等。如从2009年由罗森博格研究所主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每年一届的“中国市政厅会议”。2023年第15届（10月11日）的会议演讲人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2022年第14届会议的演讲人是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M.Huntsman Jr.）。2019年第11届采用讨论会形式，主持人是ABC的新闻评论员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参加者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美国发展中心中国政策主任梅勒妮·哈特；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伊利拉特纳等。历届演讲或讨论会的主题都围绕着中美两国的现状与未来：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从供应链到国家安全，从新技术到气候变化等。

    薛龙教授及罗森博格东亚研究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学术活动还有：与上海复旦大学、萨福克大学城市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城市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UESS）；参与2023年哥伦比亚大学和美籍华人百人委员会联合对美国46个州华裔美国人开展的《解决华裔美国人的问题、关切和挑战的关键》的大规模调查；参与2023年10月12日至13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帕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十点：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研讨会，等等。

    薛龙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崛起或发展极为迅速，加上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中国成为当代国家如何发展为强国的一个榜样。”展望未来，薛龙教授说：“我希望中国继续和平地发展，并在国际社会充分地受到尊重。更希望中美两国长期和平共处，这对两国和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