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的“缘起”

    ■张耀宗

    郑欣淼先生的《故宫缘》是刘进宝先生主编的“雅学堂丛书”中的一册。关于“雅学堂丛书”的立意，在主编的序言《学术的传承与人格的养成》中已有明言。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套学人的散文随笔丛书，而且作者们特别注意在随笔中凸显出学人的心路历程，是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心史”。

    郑欣淼先生是故宫学的开创者。《故宫缘》的特色就在于将学术研究的历程和选择，很巧妙也很生动地放置在了个人史的背景下重新镂刻出来。这就让读者看到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为何选择了某一项研究课题，又有何因缘际会开辟了一个众人瞩目的学术领域。这里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故宫缘》所要传递给读者的更是一般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中所看不见的背后的心路。故宫学是如何从个体的经历中凝练出来的？ 这本书恰恰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各种“缘起”。这对于当代学术史研究来说恐怕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作为“缘起”的个人阅历

    开辟一个学术领域，特别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领域，不仅仅依赖于开辟者的学术敏感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对于文化发展大势的把握和理解。通过《故宫缘》我们可以看到，故宫学的提出，是当代中国建立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但是与提出者的个人阅历分不开。

    作者曾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出版过《政策学》《畎亩问计》《社会主义文化新论》等著作，这就使得故宫学的提出必然是在学术经验、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的基础上一个综合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故宫学的提出固然是学术层面的，因为它涉及到各种门类的故宫文物研究；固然是文化的，因为故宫的古建筑、文物藏品和博物院是一个文化整体，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鲜明标识；但它也涉及到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部分，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厚重的沉思是不会有故宫学的提出的。

    当然这里面有阅历，也有文化的修养。作者说：“伴随我大半生的爱好是旧体诗词创作”，“摄影也是我坚持了四十来年的爱好”，包括对鲁迅的阅读兴趣和研究等等都似乎为故宫学的提出在准备着。作者很生动地说：“我未曾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会走到这里，但分明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归宿；甚至觉得几十年来的经历似乎都是为最后我到故宫在做着准备，或者说有着某种关联。”读者如果带着这样的指引去阅读去探索这本书，就会感受到“故宫学”是如何从作者的一个个“偶然”中生长出来的。

    作为“缘起”的学术往来

    谈笑有鸿儒，文化人之间的谈心往往构成无形的文化力量和思想力量。在《故宫缘》中这样的“谈心”，既有隔着时光的对未曾谋面的故宫人物的体认，也有现实中与故宫相关的人物的往来，这些往来是故宫学的另一个“缘起”。

    对于从1926年到1937年一直受聘于故宫博物院的钢和泰，作者通过对他故宫学术历程的梳理，褒奖了他对于故宫藏传佛教研究的贡献。与钢和泰的“交流”，透露的不仅仅是一个故宫门类的研究，而且预示了故宫学本身与生俱来的国际视野，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与马衡的“交流”，凸显的不仅仅是作为故宫前院长的马衡的学术贡献，更是褒奖他在抗战烽火中体现出的担当和责任。这样的对话增添了故宫学的历史担当，不仅仅是学术的责任，更是文明的责任。

    在现实的工作中作者还接触到了饶宗颐、朱家溍、徐邦达、王世襄、张忠培和秦孝仪等人，这些文化大家不仅仅学养深厚，而且他们的学与艺都带着个人不同的生命历程的沉淀，作者所见到、所认识的他们正是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他们风轻云淡，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时候。从书中若干篇的回忆与交往点滴记录中，读者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故宫学某种意义上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单单是抽象的文化责任，还与那样一批可谓中国文化脊梁的故宫人有着精神血脉的关联。

    作为“缘起”的故宫展览

    作者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2003年启动了故宫举世瞩目的百年大修工程，从2004年至2010年主持了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比较全面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点，弄清故宫文物藏品总数为1807558件。这些构成了后来故宫学研究的一个基础。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文物展览的特别关注和深刻思考。作者借由故宫的若干展览促进了对文物和文化交流的思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2000年作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时候，参观过一个故宫展览，写了一篇《我看“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作者认为这是与故宫结缘的开始，其实也是他的故宫学的一个“缘起”。因为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篇单纯的应景之作，而是透露了作者对于文物概念的重新思考。他在文章中写道：“文物不只限于传统的青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方面，也不应简单地按某一年代作界限。”这样的思考，作者在后来的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中也保持了连续性。什么是文物？ 这个本源性的问题、再熟悉不过的问题一旦被重新提问，无疑打开了文物研究的一片新视野新局面。

    作者认为：“一个展览的成功举办就是一个集体研究的课题。”通过展览可以聚焦一个主题，呈现出文物与文明、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是立体的不再是平面的，是关联的不再是孤立的。同时，有时候展览在文化交流上可以起到一般政治往来、经贸往来达不到的效果和意义，甚至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意义。

    作者在“后记”中颇为感慨地说：“人生易老，珍惜缘分。”我想，这样的缘分不仅仅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还属于人与某一个研究课题，某一个研究领域之间的，更属于人与文明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