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化

    ■王路

    《中学与西学》是方朝晖教授的一部重要著作，谈论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经过多年修订，又力图从学术角度阐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区别，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观点。该书内容丰富，书名即显示出所涉学科，我愿从阅读习惯出发，从学科的角度谈一点体会。

    “中学”和“西学”虽是两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直观上似乎却是可理解的。两者大体上分别指中国和西方的学问、学科及其相关的东西。恰当地说，它们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包罗万象。朝晖明白其中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就谈论“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枚举学科分类，并明确谈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中国古代儒家学术”，这样就使“西学”和“中学”变得比较具体。朝晖提出了一种认识：西学是以“求知”“求是”为理路，中学是以“求做”“求应该”为理路。他称这样的认识及其区别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并基于这一区分线索，力图对中学和西学做出说明。

    朝晖认为，西方哲学是求是、求知的学问，中国儒学是求应该、求做的体系，二者自成体系，各不相同。中国儒学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而是具有某种宗教意义的，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来解释中国儒学，完全破坏了后者的自身体系，是对后者的“五马分尸”。他还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为由，谈及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认为研究的不得法会导致中国学术传统的迷失，令人找不到人生定位、容易急功近利，甚至由此造成民族主义盛行。

    朝晖的讨论从学科入手，涉及学科分类。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角度，可以像他那样走得远一些，也可以窄一些，即像我通常讨论的那样局限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我觉得首先可以区别的是哲学与文化。朝晖谈的许多东西，比如中国古代儒学，以及道家和佛学，如果可以被看作哲学，则可以在哲学的意义上谈论，如果不被认为是哲学，则可以看作是文化的东西。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哲学是属于文化的东西，因而与文化密切联系。但是，只要了解到文化是更宽泛的概念，就会认识到哲学与文化是有区别的。基于这一区别，我从哲学的角度来谈一下我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最近几年我提出“加字哲学”这一概念，以与形而上学相区别。所谓“加字”，即在“哲学”前面加字，这样就使哲学的关注点集中到所加之字体现的内容上。比如“中国哲学”，显示出与“中国”相关，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相关。所谓中国哲学，大体上指中国思想文化中一些可称之为哲学的内容。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会有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和争论——哲学实际上被用作一把尺子，去衡量中国思想文化。但是，“哲学”似乎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对哲学的理解不同，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也会不同。朝晖认为，西方哲学的尺度是“求是”，哲学是“求知”，这不适合中国儒学，因此中国儒学不是哲学，至少不能等同于哲学。我谈加字哲学，一些人认为我不宽容，是在贬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我的看法至少比朝晖的看法显得更宽容一些。我认为中国儒学与中国哲学是有区别的。我假定它是中国哲学，从众谈论中国哲学，也就是说，我谈中国哲学，至少将包括儒学在内一些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关的东西看作哲学。我谈论加字哲学，是为了与形而上学相区别，更是为了凸显和研究形而上学，使人们认识到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我明确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样就使哲学与加字哲学、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明确地区别开来。

    朝晖强调西方哲学的实质是求是、求知，我认为是正确的。他有许多说明和论述都是有益的。但是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两个说明：首先，应该说明“是”乃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因而属于形而上学研究。应该看到，西方哲学也是有加字哲学的，比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这些加字哲学是不是求是、求知的，乃可讨论，但是考验肯定一点：它们与所加之字体现的内容相关，后者才是它们主要考虑的方面，因此它们不是关于“是本身”，“是本身”也不是它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附属于政治学，这显然是把道德哲学排除在形而上学之外。所以，西方哲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形而上学则要明确得多，因为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延续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研究。由此也就说明，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是本身”乃是有特定含义的。用康德的话说，它与“认识方式”相关。

    其次，还应该说明，“是本身”乃与逻辑相关。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句式是“S是P”，其中的“是”乃是逻辑常项，与“是本身”字面上就是相通的。柏拉图那里没有逻辑，但是已有与逻辑相似的考虑和讨论。亚里士多德建立起逻辑这门科学，从此为形而上学的讨论提供了一种理论和方法，一直为哲学家所用。朝晖书中专门谈了辩证法，大概是为了兼顾与中国哲学的比较。其实辩证法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大体上只是概念性的。它被许多人看作方法论意义范畴，但是，它不是科学，也没有成为科学。人们说，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分析，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实际上指形而上学，所说的逻辑分析指的是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西方哲学强调逻辑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

    与辩证法相关，矛盾律大概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矛盾律是逻辑定律，它说，一事物不能同时既是又不是，即不能有矛盾。黑格尔说，当说一事物是这样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样的，因而“是”本身就蕴含着矛盾，所谓辩证法也是由此而来。换句话说，所谓黑格尔强调辩证法，反对逻辑，并不是说他违反逻辑，而是他从关于“是”的表述出发，提出了与逻辑不同的看法。特别是，他明确说道，他的研究乃是从逻辑中寻找初始概念，这就说明，即使他的研究被称为辩证法，也是从逻辑出发的。

    西方哲学中有许多著名论断都与逻辑相关，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提出的一些分析哲学的口号：比如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比如罗素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只要与逻辑相关，谈的哲学通常都指形而上学，或者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这就说明，逻辑与形而上学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现代逻辑的产生、发展和运用，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逻辑的性质，认识到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这样的认识也涵盖对传统逻辑的认识，因而涵盖对“是”的认识。人们认识到，“是”乃是一个句法概念，与“真”这个语义概念相对应。围绕它进行哲学研究，体现了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也凸显了哲学研究的方式，既可以借助语言来研究，也可以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

    所以，朝晖关于“求是”的说法是有益的。他的做法是由此出发，扩展到哲学，包括文化，从而谈论中学和西学，并试图对中国儒学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提供说明。我的做法是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本身”出发，区别哲学与文化，区别哲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哲学与加字哲学，由此谈论形而上学，谈论如何理解西方哲学。

    说到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则与“是”相关，势必会谈及翻译问题。朝晖书中关于翻译的论述很多，涉及“形而上学”“本体论”“是”“辩证法”等外文的使用和翻译的讨论。他将我关于“是”的观点作为附录忝列其后，也表明大体上赞同我的相关论述。但是我认为，在我的相关讨论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我们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将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贯彻始终。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存在”不是日常的常用表达，其表达非常明确，用法也很少，指“某物存在”或“存在某物”。因此，它不是系词，不具有语言表达的普遍性，不会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一切命题中都要被使用。中国人接受和认识西方哲学也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从翻译开始的。当“存在”成为being的翻译，它就成为国人理解西方哲学的用语和概念。但由于它是错译，因而从一开始，它就造成了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曲解，国人在认识中建立起相应的知识结构，并不断传播、强化这样的错误认识，以至今天为这样错误的认识进行辩护。“存在”的字面意思是“有”，与中国文化中的“有”“无”概念正好对应，人人懂得“无中生有”的意思，因此理解“存在”似乎轻车熟路。

    至于理解西方哲学，即使不懂逻辑似乎也没有关系，因为似乎可以区别逻辑与哲学，将“是”的理解归为逻辑，将“存在”树立为哲学的理解。假如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至少基于一个前提：逻辑与哲学断然分开，互不搭界。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而对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的认识和说明，对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至少需要有对逻辑的把握和认识，还要有对哲学的把握和认识。而后者指的是形而上学，这样，人们不仅要有对形而上学的认识，还要有对加字哲学的认识，从而有对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区别的认识。

    形而上学是先验的，加字哲学是经验的，这个区别泾渭分明。“天是蓝色的”是经验的，“是”的方式是先验的。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东西，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修身齐家”“内圣外王”，都是经验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关于“应该”、关于做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称为哲学，乃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没有什么问题。它们与形而上学研究的区别是明显的，研究它们并不需要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或者，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也许可以锦上添花，但并不是必要条件。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可以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也可以使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必在意别人说自己是不是有逻辑。应该看到，逻辑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用。在哲学研究中，逻辑只在形而上学研究中才有用，因此，中国哲学不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最后我想说，同样谈“是”，我与朝晖还是有不小区别的。我的谈论只局限在哲学，而他希望以此为线索，谈及哲学与文化，所以，他的书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