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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云波
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的生日。今年的当天，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的“京派正传——启功先生绘画精品展”正式拉开帷幕。参观之际，才知道先生青少年时期就在那里参加过几次画展。欣赏本次画展，我有几个收获：一是了解到以书法家知名的启功，其绘画是与书法同步的；二是第一次欣赏到他的多幅竹画，感受到他中年之后“启功体”书法实在是饱含着竹子般清劲刚直的精神，他的书画是相通的；三是欣赏到几枚启功印章，对其名字略有所思。
启功是满族，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但是他反感那些借旧日皇族炫耀的嘴脸，而不喜欢提爱新觉罗的姓氏，反而乐呵呵地说自己“姓启名功字元白”，主张“靠自己的本领谋生”。他愿意俞宁喊他“启大爷”（《吾爱吾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启”就要从“启功”这个名字中独立出来，快升级为姓了。
启功字元白，一作元伯，他有“元伯”“元白居士”的印章。这里有什么讲究么？
古人取名加字，名与字有相当的关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共同突显完善的德性，寄寓美好的祝愿。启功本是字元伯的。这由名、字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回顾历史上“字元伯”的人物的名字，便可以帮助我们窥破这层关系。
王霸（？ —59），字元伯。他是协助汉光武帝刘秀一统天下而建立东汉政权的功劳卓著的重要将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刘秀曾对他讲：“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 疾风知劲草。”可见他与刘秀的亲密程度。
张劭，字元伯。东汉时期名士。他与范式两人守信的事迹，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留下“鸡黍之交”的美名。元杂剧有宫天挺的《死生交范张鸡黍》。
王雄，字元伯。他受到魏明帝曹丕的赏识，担任幽州刺史。曹丕赞他“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三国志》卷二十四裴松之注引）。他是“竹林七贤”之一王戎（234—305）和西晋末年重臣、著名的清谈家王衍（256—311）的祖父。
元，表示头、首，如元首、元帅；表示开始，如元旦、元年。长兄称伯，故诸侯联盟的首领称霸，先秦亦写作“伯”。《荀子·成相》：“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因此，“元”和“伯”合起来，意思就是老大，表示最厉害。王霸之霸、王雄之雄，正是“元伯”的特点，所以二王名、字是相辅相成的。如此厉害，则自然名美声高。劭，有美、高之义。扬雄《法言·孝至》云：“年弥高而德弥劭。”张劭，字元伯，也是名、字相得益彰。
启功，就是开启一番功业，自然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的“立功”。建立丰功伟业，自然是雄霸之事、名美声高之事，也就与“元伯”紧密联系着了。而且身为长子，那么取字“元伯”更是名正言顺了。
因此说，元伯是启功最初的取字。那么他为何又常署作“元白”呢？
上文讲了元伯，就是雄霸，对于一般人而言，元伯很文雅，但对于内行来讲，就有些太露骨了。“白”在甲骨文、金文中像大拇指之形，是“擘”的初文（鲁实先著、王永诚注《文字析义注》，台北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178页），引申为长、大之意，伯（霸）之意由此而来。因此“伯”与“白”字有时候是通用的。齐宣公（？ —前405）时，“庄子田白，一作伯，相宣公。”（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六《陈田始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240页）因为可以说从本源上讲“元白”没有背离“元伯”，但在表面上却转化为另一番境界。“元白”在宋代以来具有独立的意涵。
“元白”用于取字，当然不是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俱是诗人兼富贵，只疑元白是前身”（北宋朱长文《次韵司封使君和给事寒食城外感事》），这是启功先生不敢认可的。“元白”所包孕的思想追求，可以由一些古代文人的名字略见一斑。
毛珝，字元白，柯山人。有诗名于端平（1234—1236）年间，有《吾竹小稿》一卷。按，珝玉则洁白。
陆长庚，字元白，平湖人。万历庚辰科进士。授南直隶广德知州，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按，长庚星明。
李衷纯（1564—1639），字元白，秀水人，万历末知如皋县。按，心纯则粹白。
刘炌，字元白，海盐人，嘉靖庚戌（1550）科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按，炌为明火则亮白。
可见，启功先生于“元白”上所认可的，是如玉如星的洁白，追求的是内心的澄明。选择“元白”，是有意对“元伯”有所间离，他不认为自己是建功立业的人物，他对身外的声名极其淡泊。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学生为了表示爱戴、尊敬，称他为“博导”。他笑呵呵地讲：“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表示祝贺，说：“这个职位是部级呢。”他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从这些谑笑里，可以轻松愉快地体会到启功先生的心地是极其纯粹的，“元白”和“元白居士”的印章，简明地传达了他的人生追求。他有方印是“坚净居”，有时自署“坚净翁”，吐露自己追求自我修为，内心坚定、清净无染。他喜欢画兰花竹，就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坚净的品格，他有首题画诗云“兰竹相依共素心”，素朴才是他追求的人生底色。
我们讲启功先生的字元白不是基于元稹、白居易，但是也不妨碍他有时由自己这个字，联想到元稹、白居易这两位唐代著名诗人。他有一方“长庆”的印，应该是想到元稹、白居易在穆宗长庆年间编有《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此外“长庆”还是吉祥的字眼，便选它入了印章。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他于“元白”上表露的对澄明素朴的追求。
启功先生印章中比较知名的一枚，是“功在禹下”，典出韩愈《与孟尚书书》：“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大禹之下（即其子）为“启”，“功在禹下”，“功”字在“启”下，就是“启功”。启功先生反用韩愈原话，自是谦虚，而“功在禹下”亦是功劳不小，他的目的自然不是谈功劳高下，而是由自己名字兴发出的一种俏皮文字游戏。类似的闲章，比篇篇书画都只盖“启功”印，自然是笔底澜翻，奇态生风。这里可以体会到他的博学、诙谐。他虽谦逊，平易近人，却绝不墨守成规、死板一块。
又比如《铁网珊瑚》画于“启功戏笔”下，盖有圆章“闼门”。一般学者认为，闼门，作为满语，意指镜泊湖，代指长白山天池，是满族的发源地，启功用它表示不忘本源。这可能不准确。闼门本有其意。《诗经·齐风·东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闼兮。”传：“闼，门内也。”《韩诗》云：“门屏之间曰闼。”《汉书·高后纪》：“不出房闼。”注：“闼，中小门。”也就是说，闼门就是刚刚入门之处，还远未达到登堂入室的境地。启功先生用之，表示谦虚，他在“戏笔”之下，用“闼门”印章不可能是思念远族，而是说不足为方家见，只供笑乐而已。这般谦虚，是有出处的，是雅的，是带有蕴藉的诗意的。这是博学之后自我谦抑的境界。
在绘画精品展上所欣赏到的印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反“启”小印。据说是他年轻时在琉璃厂淘到的一枚铜印章，本是古代狱卒开牢门的铜启子。虽是古物，但顶端刻着正写的“启”同于今天的简体字。考察甲骨文、金文，会发现，那时就用简体的“启”或反“启”，《说文解字》也著录这个简体的“启”字，说明这枚铜印章的确是件古文物。启功先生把它盖到自己的书画作品上，无疑增加了古色古香的味道。也许，他的运用，还有另外更深的意蕴。启的繁体作啓或啔，启功先生的书画署名均为繁体，“啓功”“啓功私印”等印章，均是“啓/啔功”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作品之上的，而反“启”小印，无“啓”之“文”、无“啔”之“戈”（即武），无“功”，合起来即是无文武功。“启”是开启，反“启”即是未开启。这整个的就与“啓/啔功”唱反调，与“元伯”拧着来，而与“元白”相仿佛了。这枚反“启”小印，带着启功式的自嘲，启功式的开心笑容。它让人联想到他在1978年自撰的《墓志铭》，其中评价自己道：“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在自己贬抑中，博得自己和众人哈哈大笑。
启功先生精于语言文字，精于诗律，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等，而于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妙语连珠，在在可见他的奇思妙想。这都是他不拘于一家一姓，不乞灵于某派，不屈膝于权贵之后，自主独立的精神呈现，他在很大程度上抵达了无所挂碍的活泼泼的自由境界。
“启功”之名，父母之命，且本不恶，不必违逆；“元伯”之字，长辈所加，且亦不俗，不可抛弃。但启功先生在笔画上作减法（字元白），或发现作减法的可能（反“启”小印），从而获得了崭新的文化追求祈向，开辟了深邃的意蕴场域。在一枚枚小小的印章里，深深刻画下启功先生的情理思致，小巧而果断，诚恳而真切，是他睿智的自由挥洒，是他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样的微型文化创造，与他在语言文字以及书画上的大型文化创造，是一脉相通的，是相互鼓舞的。试想，连微型文化创造都不敢有不能有，何谈有大型的文化创造？ 启功先生的无论大型文化创造还是微型文化创造，其中都包孕着浓郁的文化品格：谦抑、探索、博学、幽默，而这些都是能够长久滋养我们心灵的宝贵的精神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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