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氓公

    ■李克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氓公无疑是对我做人做事影响最大的一位人生导师。

    最初听到氓公的名字，是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中文系封世辉老师介绍创造社后期的成员，氓公确然在列。因为我个人对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兴趣，所以格外关注创造社的成员。后来被派到氓公身边工作，我才了解到氓公加入创造社的原委。《说文》上说：氓，民也。这解释非常好记。所以一见到氓公的名字，我便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不过，这个字放在人名里面，应该读máng还是读ménɡ，在浮躁的年龄，确实没有去求得慎解。

    1985年夏天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设立在中华书局中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熟悉这个机构的人，都把它简称为“古籍办”。我们办公室当时只有4个人，主要工作就是服务于李一氓组长，此外是依照小组的既定任务，每20天编辑出版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同时要及时邮寄给全国参与古籍整理的机构与专业学者。在日常的工作中，大家常常会提到氓公，然而每一次提到，我都会有种既亲切而又好奇的感觉。因为这样一位82岁的老人家与大革命、南昌起义、创造社“左翼”作家、红军保卫局、长征、新四军、缅甸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等一连串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人和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总是感觉其中一定涵容着无数的传奇和神秘的经历。工作没多久，我从中华书局前辈们对于氓公恳切而谦恭的态度中，感受到了整个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老人家的爱戴与崇敬。但是，在起初的岁月里，我还想象不到这位传奇且神秘的老人，与我的人生和事业会有些什么样的关联。

    提到对氓公的称呼，似乎需要做个解释。因为从古籍小组办公室到中华书局大楼里的领导和同事，大家几乎都习惯称这位德高望重的、副总理级的领导为“李老”。如果和光同尘，我并没有资格发表己见或奢谈感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品味“李老”的称呼好像多少有一点遗憾。虽然在对长者的尊重上没有问题，但是在文化学养和人文传统上，我感觉似有缺欠。为此，我专门请教了在九三学社工作的同学。他向我解释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九三学社卓有成就的成员，无论长幼的工作人员，大家对老先生们都尊称为“公”，当然除了启功先生之外。然而近20年，九三学社这一人文传统也悄然地隐去了。然而，就在这种遗憾有增无减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些有同类想法的印证。近年来，我看到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的文章，看到社科院美国所资中筠先生的自述集，他们作为比氓公年龄低一辈的著名文化人，也都尊称李一氓组长为“氓公”。记得有一次氓公在家会客，我也在场。客人问起，怎样称呼您更为合适？氓公豁达地说，这么多年来，走过的单位多、地方也多，所以大家依新依旧的称呼各式各样，还是按照大家的习惯为好。

    再次回到1985年。上班几个月后，应该是那年秋天，办公室沈锡麟主任带我第一次走进氓公坐落在东城大雅宝路胡同中间一座浅灰色墙砖的院落。这座长方形的院落大约有70多米长、50多米宽，院门是被漆成灰色的双开铁门，东面隔着两座高楼，就是东二环。如果进入院落，左手边一长溜儿是青砖平房，前面住的是工作人员和家属。沿着屋内的长廊向前，先是餐厅，中间就是南北通透而宽大的客厅了。客厅再往西走，则是老人家的起居室和卧室。

    如果一进大院，朝右手边走，有一条通往车库和锅炉房的石板路，车库的西边是一座雅致的小凉亭，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坐在里面看书乘凉。院落中间种着各类的植物，东边有一棵石榴树、一棵绒毛树。沿主路西行，分别是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靠近西墙有棵梨树，向北则是一棵高大的松树。有条甬路可以从客厅散步到院落西北角的书房。书房前还有一排整齐的绿竹。这算是院落中最为幽静的地方，氓公近20年集腋成裘的那些珍稀版本，当初就陈列在这间二十几平米、充满书香气息的书房里。氓公曾经自书过一幅对联“僻在城边书声琴韵，悠然林下鸟语花香”，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那种工作状态。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五卷本《李一氓文存》的封面摄影，就是氓公在书房里工作时的真实写照。

    客人一般是从院子进入客厅的正门，门口是一尊大号的陶瓷鱼缸，有七八十厘米的长度。据说，这是一位清朝没落的格格，因为对恢复祖上的繁华彻底失望，于是决定转手给行家。依我观察，但凡初次走进氓公客厅的人，几乎都会被这里强大的文化气场所震撼。客厅中间是一张落地的木质镶嵌茶色玻璃的宽大茶几。茶几四周是几把舒适的带着木质扶手的沙发。靠在西墙的低柜和沙发上，堆满了出版社和作者送来的各种样书，以及氓公正在关注和研究的某类书籍。书籍最上面常常放着一个10公分直径的放大镜。茶几上有一个欧式风格的银质烟碟，里面静卧着一只雕刻精致的象牙嘴儿烟斗。东边的墙面，平时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在头部的位置上悬挂着一个40公分左右的镜框，里面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氓公的书法真迹。我记得内容是李白的《赠汪伦》。客厅的气氛会让我常常回味起氓公在抗战期间的一幅自作的联语：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

    在客厅里，氓公固定的位置是坐在面向北面的沙发里。客人一般被安排在朝西或朝南的方向落座。老人全白的头发、眉毛和胡须，给人一种亲和中含着庄重与威严的印象。我和初见氓公的客人相差不多，先是观察这个处处皆为文化的优雅环境，然后就是凝固在紧张而局促的状态之中。记得初次见面老人问了我一些学校课程的设置以及籍贯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细节，我几乎都忘记了。

    大概在见过氓公的几个月之后，沈锡麟主任找我正式谈话，意思是：氓公现在年龄大了，白内障比较严重，自己看东西、写东西已经非常吃力，所以需要一位秘书来辅助他做一些文字工作，主要是笔录一些来往的信件、文章，以及由氓公口述的回忆录。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你的工作是文字秘书。

    大约在1986年春节前后，我根据领导的安排，开始了这项服务于氓公的全新工作。虽然我平时还要辅助主任做些古籍简报的编辑工作，但是重点已经改为了每天上午去氓公家里听从氓公来安排工作，下午回到书局整理和誊抄。因为我的习惯是用中华书局8开大小的、500字的方格稿纸来做记录，格子够大，边缘宽阔，书写起来顾虑较少，待氓公要修改时，上下左右还都有书写的空间。回忆起当年我赶去工作的路线，也是颇具时代特色。我先是骑车到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中华书局报到，然后带上所有记录需要的工具，从书局骑车经过灯市西口、灯市东口，进入干面胡同、禄米仓胡同，再经过智化寺，然后到达大雅宝胡同的那座灰砖院落。

    如果从1986年春节算起，到1990年立秋我结束工作，跟随氓公从北戴河返京，整个工作时间有4年之久。当然，其间老人家还曾出国访问、到北京医院住院检查等等，事情有长有短，但那些只是暂时的中断，完成目标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主旋律。氓公在回忆录的序言中说：“后来精力不济，还要搜求材料，就请李克同志协助，我口授，他笔录。大概1986年补完了大革命一章，也补完了瑞金这一章。”“……1990年写了第五章长征，但是《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是早在1936年写的，后来收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由此可以了解，回忆录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不同时期，氓公亲自撰写的文章和留存的珍贵史料。但是，有哪些部分需要补充，初期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只是跟着氓公的思路和节奏去工作。由氓公挑选在没有连接的部分做些补充，使重要的时间线可以接续起来。有时氓公也会安排我去中国科学院善本部或北京图书馆查借资料，偶尔也会去国家第一档案馆。氓公对于史实的要求异常严格，以《皖南事变》一章为例，氓公就请胡立教等三位了解情况的同志做了核实。在全稿完成后，氓公又让几位专业人士做了后续的编辑和审校工作。我比较熟悉的就有像我的老主任沈锡麟、中联部秘书处的王泽军、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崔高维等同志的参与。

    但是，除去记录和补充回忆录内容之外，在4年的时间里，因工作需要和各类单位之邀，氓公还写了几十篇的序言和文章。这个时期所写的文字，被收录在中华书局刚出版的《李一氓文存·存在集续编》之中。其中由我来笔录和整理的文章，包括《试释汉族》《孟子见梁惠王及其他》《〈雪窦寺志两种〉序》《谈〈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兼怀郑西谛》《〈走向世界丛书〉序论集·序》等20余篇。

    自氓公仙逝算起，已有34年。这期间，我曾多次拿起笔来想要写下内心的感受，以纪念这位用身教影响了我一生价值选项的人生导师。但是，每次都被太过激动的情绪所左右，感觉并非沉淀之后的自如表达，所以我就又多次放弃了动笔的想法。一个人刚刚步入社会，这应该是人生价值再次确立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时期。能有机会跟随这样一位亲历中国革命的大成就者，一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建构者，来学习与工作，这无疑是我人生中非常幸运的经历。可是不曾想，这样一段经历竟然结晶成了一种自我期许，使我常常承担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总希望做事可以对得起老人家的信任与冥冥中的默契。

    这次在匆忙中动笔，仅仅记录了一点点的感受，这应该感谢氓公的孙女——李莲和李燕两位老师的信任与督促。她们的一份愿心与诚意，才使得氓公的文字可以相对完整地面世。她们在后续应该还有氓公的书法与用印的出版计划，那也将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氓公另一部分思想的传承。我认为，这些努力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不仅仅是生物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有了家属和相关的同仁们的努力，将会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下一代人，对一位创造了历史的革命家和文化泰斗，有更为真切的了解与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