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汪浙成
2022年盛夏，珍藏多年几乎陪伴我一生的满屋书籍，连同书柜、书桌、扶手椅和沙发茶几等屋内所有设施，全要送往我家乡奉化图书馆了。搬家的前夜，做最后清理时，仿佛在同就要远嫁的女儿告别，心里总有绦绦缕缕的恋恋不舍，忽然发现书桌中间抽屉底层的一堆资料中，夹着一封陈涌老师的来信。
浙成同志：
得到你惠赠的贺岁卡才知道你的女儿曾得大病而在北京治疗，现已转危为安，但我住在北京，却一点也不知道，好在此事已成过去，也就彼此都放心了。
你为此写出成本的创作，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尽管我现在精神、视力都大为衰退，阅读能力差，但你的大作，我是即使把时间延长一些，也很乐于慢慢欣赏的。
新春好！ 敬颂阖家安康！
陈涌
信不长，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我这个晚辈浓浓的关切之情，特别是信中提到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女儿，爸爸要救你》时，说他当时精神和视力均大为衰退，阅读能力差，但对我的作品即使时间延长一些也很乐于慢慢欣赏。这一年陈涌老师已是九十四岁高龄，且体弱多病，但仍这样关爱和鼓励着我这个晚辈。不到两年，这位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文艺理论家溘然辞世，离开了我们。手捧来信，睹物思人，这殷殷挚情又一次深深感动着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生前对我的一次次难忘教诲和鼓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组长时，曾为我们北大中文系开设《鲁迅小说》专题课。记得那时文学研究所的人还在北大校园内上班，所内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专家，如所长诗人何其芳、美学权威蔡仪，都分别为我们开设过专题课《红楼梦》和《美学原理》，深受同学们欢迎。
那时的陈涌老师头发黑而浓密，脸色健康红润，体魄健壮，不同于北大那些长期生活在校园书斋里的教授，身体大都单薄瘦弱，面容清癯苍白。他一身普通的蓝布制服，脚上是一双延安老干部爱穿的粉白鞋底的黑布鞋，显得朴素精神。这身装束，在我们当时听课同学心中，极契合他来自延安的革命文艺理论家的身份。
上课地点在办公楼二楼的小报告厅，《鲁迅小说》专题课是为中文系三年级开设的，但听课的人除中文系学生外，还有外系的人。我那时兴趣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对鲁迅小说也只是做一般性的了解，况且专题课系里规定只考测不考试，并没有花更多时间和心思。
课堂上的陈涌老师神情始终是认真而严肃，他讲课理论性强，一个学期听下来，觉得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鲁迅的学术成就很高。他极其推崇鲁迅小说，说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歌中有一些短小的悯农诗，小说中除《水浒传》外，直接描写农民的作品几乎再找不出来，鲁迅小说可以说是第一次描绘了我国农民的命运，像祥林嫂、阿Q。特别是后来听人说，他在延安时，曾有一篇题为《关于形象和思想》的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对艺术形象和作品思想倾向的精辟论述，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周扬曾对人说，毛主席读后，赞赏文章的作者“是个有思想的人”。那时在我们同学心目中，陈涌老师就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代表人物。
可哪里想到，“反右”后期他竟受到了批判。我毕业工作后不久，还听说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真是太震撼了！ 这样一位来自延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怎么会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心里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此后他便销声匿迹，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似的。
等再次听到陈涌老师名字也是出其不意，突然得如同他消失一样。
那是改革开放初，我还在内蒙古文联《草原》编辑部工作，有一天突然接到北京长途，是一位姓张的年轻男子打来的，可惜忘了名字，说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的工作人员，郑重其事地核对完我的身份后，才态度谦和地说明电话来意，想了解一下我和温小钰合写的中篇小说《土壤》的创作情况，表示这个作品发表以来，社会上读者反响热烈，他们的领导陈涌同志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创作情况。（按：据友人相告，这位打电话来的年轻人名叫张晓林，后在《求是》杂志总编辑任上退休）
这真是天大的惊喜！
《土壤》自1980年底在《收获》刊出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中央报刊有多位知名评论家相继刊文推荐，已经出乎意料了，如今竟然还惊动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更没想到沉寂多年的陈涌老师也关心起《土壤》来！ 但转念一想，会不会是好心朋友此前曾提醒过《土壤》中某些尖锐之处，引起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质疑？但一切都来不及细想，小张同志在电话那头等着，我就现想现说在电话里哗哩哗拉讲起来。小张同志在电话那头只是一声不出地听着，不但中间没打断我问什么问题，直到听完后也未多加评论，只是很客气地说了两句鼓励性的话，表示以后还要多联系，就挂断了电话，给我印象似乎只是客观地来了解一下《土壤》的写作情况，听不出一丝倾向性，不知道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晚上下班回家，将这事向温小钰一说。我们俩共同感觉这是个中性电话，听不出有任何对我们不利的意思，既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领导想进一步了解《土壤》的创作情况，说明是对《土壤》的重视，还是应该感到高兴的。再者，凭那时在我们两人头脑中储存的对陈涌老师的印象，他是一位有精深理论修养的正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一直强调尊重文艺特殊规律，重视形象思维，又有对中外文艺发展史深入了解的学养，决不会对《土壤》这样的作品有什么不利的评判。
此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来电话了解《土壤》的事就再无下文，仿佛不曾发生过似的，连陈涌老师也如泥牛入海，再无一丁点儿消息了。
不久，在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奖中，《土壤》通过以巴金先生为主任委员的评委会的评审而获奖。我因为再也没听到陈涌老师的音讯，心里不时惦记着陈涌老师，想来他对《土壤》的获奖也会感到高兴的。一次在北京开会遇到知名文艺评论家曾镇南，闲聊中才知道他和我同是北大中文系校友，还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工作过，便向他打听起陈涌老师的情况，他说陈涌也是他敬重的文艺理论家，又是他们文化组的顾问，很看好《土壤》，曾说小说虽获了奖，但研究得还不够。我心里很想知道这“还不够”的具体意思，但由于当时和这位新结识的学弟并不熟稔，不好意思进一步深问，只是表示自己对陈涌老师的学术成就和为人，当年做学生时就十分敬佩和仰慕，请他得便时代为致谢。
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在甘肃主办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上，读到了曾镇南的长篇论文《论〈土壤〉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意义》，开宗明义有一段话，读后耳热心跳，既感动又激奋：“有一位我平素十分敬重的老一辈文学批评家一再向我推荐汪浙成、温小钰的中篇小说《土壤》。他认为，这部作品，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难得的收获。他说这部作品值得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深入地研究，而且有不少问题值得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度上来总结。”“据我所知，这位非常正直、严肃的老同志是很少对当代文学新作表示这样热情的、几乎无保留的推崇。他讲到《土壤》时那种激动的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到我有机会把《土壤》找来细读了一遍之后，我益发感到他对《土壤》的高度评价是多么正确了。时间真是最正确的批评家。它使不少曾经炫目一时的作品像浮土一样随风流失，却使那些骨格端详、肌理密致的坚实之作像肥沃的土壤一样随季繁殖，向人们呈现越来越丰富的庋藏和越来越美丽的色彩。《土壤》正是后一种经得起时间磨洗的厚重之作。”
曾镇南平素十分敬重的这位老一辈批评家，在文中没有具体说出姓名，总有他写文章时的考虑。我因为叙述方便，未征得他同意就在这里自作主张地说起来，这位批评家就是七十年前在北大曾为我讲授《鲁迅小说》的陈涌老师。
当我读完曾镇南文中这段话，忽然感到五内俱热，有种燃烧的感觉，热血翻江倒海似的汹涌着奔向每根血管，感动、感激、感奋、惶恐……我和温小钰自认为这个作品的创作，我们是认真地下了一番功夫的，发表后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热情鼓励，引起过不算小的轰动，但自知还远远没有达到值得陈涌老师“这样热情的、几乎无保留的推崇”的水平。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他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人们心目中有不跟风、不讲过头话、为人正直的声望，这在我们两个出道尚不多时的人的心中，会产生什么样效果是不难想见的！
由此很想去拜见陈涌老师，但由于当时忙于工作调动，紧接着又因为温小钰患病一直陪她在全国各地东跑西颠地求医问药，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第五次全国作代会，才有机会上北京万寿路陈涌老师家去，终于见到了他。
四十年沧桑，相隔近半个世纪，但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站在家门口，身上还是像1950年代在北大给我们上课时穿的那种旧式蓝布制服。浓密的黑发，已成一头华发，但说起话来依旧中气十足。我回顾了当年他在北大授课时的情景，向他讲述了毕业后在内蒙古28年的经历，足迹几乎遍及从东边大兴安岭到西陲居延海，走遍了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大地。这期间曾下放劳动到机械厂当过翻砂工，被评为二级技工，在河套农村搞“四清”，结束后留任生产大队干部，又在内蒙古建设兵团机枪连当了一年多战士，工、农、兵几乎都干过一阵子。陈涌老师听后点点头说，现在有些人提倡作家向内转，一味关注作者内心所谓的“内宇宙”，他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搞创作的人还是要广泛接触生活，特别是基层人民的生活。毕竟生活还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性。他还兴致勃勃地向我详细了解内蒙古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询问了《土壤》的写作经过，有无生活原型，我向他详尽地汇报了在乌兰布和沙漠深入生活的情形和萌发《土壤》创作契机的经过，写作过程中自己最初的担忧和顾虑，以及巴金先生的鼓励和《收获》的支持，我还向他讲述曾镇南的长篇评论和最初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小张同志的电话，表示了自己一直存在心里的对他关心《土壤》的由衷感激。
那天陈涌老师兴致很高，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当我站起来告辞准备回会议驻地京西宾馆时，陈涌老师发觉已快到吃晚饭的时间，真诚地邀我在附近饭馆一起吃顿便饭。我觉得机会难得，很想和他多待上一会儿，想多听听他对文艺的一些见解，也没多客气就留下来了。
记起他从延安时期以来，在论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时，以及19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文艺界流行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会学等“左倾”思潮影响创作，强调要注重文艺的真实性，重视艺术规律和形象思维，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和攻击，给我留下难忘印象，便问：“现在理论界很少见到有谈形象思维的文章，陈涌老师，这是为什么？”
“理论界可能存在着误区，一讲形象思维怕被人说成是否定世界观指导作用的重要性。再者，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比较复杂，目前研究得还不是那么深透。”他答道。
“我有个体会不知对不对。”我说，“一旦进入创作，无论作品构思，还是思想深度的开掘、人物形象的塑造，自始至终离不开具体细节。因此在平时就特别注意积累细节。而科学家和哲学家则注重积累数据和论点。能不能因此可以将形象思维简化为就是细节思维？”
陈涌老师咽下嘴里食物，略一沉思：“恐怕没这么简单。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始终伴随着形象、情感、联想和想象，通过事物个别特征来把握一般规律进行典型化，从而创作出艺术的美。但细节并不等同形象。形象的构成不只是客观对象，还有作家主观感情因素，还要考虑到文学形式的审美特点，是多种因素综合起来逐步推进演化。我们过去有段时间不敢讲形象思维，影响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对这个问题目前尽管还没研究透，但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有人来做深入研究的。”
这次见面过后，我和陈涌老师接触逐渐多了起来。第二年初春，春茶上市，我就去西湖乡龙井村买了点狮峰龙井寄给他，一心希望老师能及时品尝到学生的家乡新茶，却奇怪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不知收到没有。于是趁着那年中国作协召开全委会之际又径直去了趟万寿路陈涌老师家。没想兴冲冲地跑去竟讨了个没趣，开门一见面他表情冷冷的，不像往常那么热情。
“估计你最近会来，”他说，“寄来的茶叶早收到了，谢谢！ 但我不知道究竟怎么处理好。”
我明显感到，听到这话自己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起来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唉！”陈涌老师叹了口气。“把茶叶退还给你，或者将茶钱寄你，你会不高兴的！”
“那当然！”
“但如果我收下，坏了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我不高兴！”
“那上回你请我在饭馆吃饭，我是不是也不该答应？”
“这是两码事！”他说，“我想过了，你不高兴，就这次一回。我不高兴，恐怕以后还会有第二回、第三回。我想，我们还是长痛不如短痛，我决定原物奉还，茶叶我还没拆包放在冰箱里，这次你就带回去。今后我们相处时间长了，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我更希望从你那里得到的是你的作品，总之，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不是物质形态的东西。因此，以后不要再寄茶叶给我了！”
我本来还想再强调一番自己寄茶叶的心意，但看他坐着一板一眼说话的那早已过时的老旧沙发，沙发旁堆满书籍的露出剥落痕迹的紫红油漆木头茶几，和靠墙放着的那断了一条腿用几块砖头垫着的书柜，我忽然觉得自己连再多说半句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陈涌老师真是说到做到。这天当我告辞从他家出来，他竟坚持送我到公交车站，大概怕我途中有变，不肯把茶叶拿回去，像押送我似的往前走着。我不忍心这位上了年纪有病在身的老人在一旁陪着我，我再三向他保证，以后决不会再做类似叫他不高兴的事，才将他在半路上劝阻住。
后来和陈涌老师在一起次数多了，才了解到像他这样从延安出来的老同志，不少人在作风上都相类似，极其检点、严谨，对一些生活细节从不马虎。曾听曾镇南说过一件事，陈涌老师答应给《文学评论》写一篇论陈忠实小说创作的文章，他自己花钱买了一套《陈忠实文集》，把陈忠实写作《白鹿原》之前的小说通读了一遍，稿子完成后他打电话给曾镇南要自己送去编辑部。曾镇南再三劝阻说马上登门去取，可他还是坚持坐地铁从万寿路出发，亲自把稿子送到了社会科学院门口。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为文，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淡泊名利。对一些文艺现象的思考和判断，极为深入和认真，从不为照顾对方情绪去曲意逢迎，也不为某种学术以外的考虑而影响自己的观点。最让我印象深刻而敬佩的，是他对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态度，再一次印证了这是个有思想的人。
1997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审会上，评委们对参评的《白鹿原》争论很激烈，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双方相持不下。据当时与会的评委和具体负责该项评审的作协工作人员回忆，就在即将投票的关键时刻，颇有权威的老评论家陈涌作了一个支持《白鹿原》的富有说服力的长篇发言，肯定陈忠实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倾向性问题。小说在主观上表达的观念可能有些缺失，某些人物的形象也未必就代表作家自身的看法，文学批评应当善于把作品实际写出来的现实主义画面，和小说中一些主观理念的表达区分开来。
他的这个发言，极具说服力，化解了评委会出现的僵局，最后《白鹿原》终于捧得了这届茅盾文学奖。
2003年，浙江省作协举办首届浙江作家节，邀请一批知名作家来杭，《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也应邀与会，由我负责接待。忠实是认识多年的老友，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内蒙古工作时，就曾和他一起受邀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编辑部首届获奖小说颁奖活动，会后又一同到杭州参加文学活动。这次他旧地重游，老友相逢，一向寡言少语的陈忠实分外激动，我问起《白鹿原》获奖经过，忠实“嗨”了一声：“浙成，你不知道，当时我的压力大极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后来全亏了陈涌老师，大家因此都说那次评奖，是他一锤定音救了《白鹿原》！”
2021年春，陈建功受邀来奉化，闲聊中说起《白鹿原》评茅盾文学奖的经过。坦言，那年长篇小说评奖活动的具体工作就是他在负责，他详尽的描述，证实了陈涌老师一锤定音的经过。
《白鹿原》获茅奖后，《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的同事却对陈涌老师有了意见，觉得他不该肯定《白鹿原》。陈涌老师自己也意识到了，曾说因为支持《白鹿原》，自己把好多朋友都得罪了！
陈涌老师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作家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好作品被埋没。他觉得应该让它们得到公正的对待。”这是一个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受人尊敬的可贵的担当意识。
2015年10月，陈涌老师病逝后，有怀念文章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个人在一时一事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数十年如一日地执着于此，不能说不是最难的啊！ 我和陈涌老师生前有限的几面之缘，可以为这句话作生动而确凿的证言。
（本文收录于《我的文学原乡——文坛碎影》，发表时略有改动。《我的文学原乡——文坛碎影》2024年9月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