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
三角地“初遇”曹文轩
那时北大中文系还不知曹文轩。那时他还在苏北的一个城市里务农或者做事。某一日,在北大三角地,从外地招生回校的法律系王德意老师,在我面前停了自行车。她向我介绍了一位考生:曹文轩,爱写作,想当作家。他认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我说,来吧,欢迎! 曹文轩于是经我的推荐就到了中文系。当年,新生换系是很方便的,没有后来那么难。当然,那时我还没见过这个年轻人。他在中文系读了三年本科,因为学业优秀,就留校当了老师。再后来,他很快评上了教授,也是很快,他可以带博士生了。
一个普通的本科生,没有学位,没有资历,在别的学校他的晋升可能很难,可是,在北大,一切都不受“常规”约束地顺行。这就是北大,这里有蔡元培和马寅初的传统。曹文轩一定会因这一切的“意外”而感到温暖,甚至感到幸运。他可能永铭这场三角地他未曾亲历的“初遇”——它改变了他的命运。
中文系完成了曹文轩
我本人求学以致后来的任教,都在北大中文系。我当初也和曹文轩一样,是怀着美丽的“作家梦”来到这里的。入学之后,系主任杨晦先生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话我琢磨了半辈子,直到自己成为中文系的一员,方才有一点点领悟,即作家的培养并非单纯的知识传授所能致效的。所谓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不培养”,而是中文系“培养不了”。中文系和它的系主任认识到,作家的形成有多种基于先天的因素,例如生活的积累与体验,例如人生的理想与启悟,例如胸襟的博大,境界的开阔,以及作家的想象力,乃至语言的表达力,等等。上述那些,是后天的“教育”难以到达的。
当年有一个刘绍棠,入学之前便发表作品,有点小名气。他是怀着作家梦来北大的。上了一年课,他觉得不得劲,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第二年便遗憾地退学了。刘绍棠终究也只是原先的那个刘绍棠,直到离开,他依然不懂中文系。杨先生经常拿他的例子来开导我们。他很为那些目光短浅的年轻人扼腕叹息。在我的求学期间,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为路边的野草鲜花浪费心力”。杨晦先生声称,我们中文系是培养专家学者的。
深知杨先生经历的人都知道,他本身就是沉钟社的成员,是诗人,是小说家、剧作家,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关于曹禺《原野》和关汉卿剧作的尖锐批评掷地有声。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看,杨晦先生领导的北大中文系从来没有排斥作家,不会摈斥作家。况且当日的中文系就有诗人林庚,小说家吴组缃,散文家川岛、吴小如,以及兼为文学翻译家的高名凯等任职其中。这些文学家的在场,非常有效地促进了中文系的发展和进步,也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和文学的素质。
中文系期待着学者型的作家和作家型的学者。曹文轩的到来和他后来的达到,无意间践行了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他不仅创作丰盛,取得了大成就,而且在学术上,例如在小说创作理论、当代文学史和小说史,以及少儿题材创作理论上,也都获得了超越以往的杰出成就。正是由于中文系的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它不拘一格的办学理念,使曹文轩顺遂了他平生的追求和理想,所以我说:中文系完成了曹文轩。
曹文轩完成了中文系
接着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就是曹文轩的成长不仅进一步阐释了杨晦先生的办学思想,也进一步实现了和促进了中文系梦寐以求的培养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融合。北大中文系不仅应当在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在全国以至世界占有领先的地位,而且也应在文学创作领域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才无愧于北大中文系在全国同类学科中起引领作用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文轩的到来不仅是他本人的成功,而且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成功。中文系从此不仅可以为国家输送文学研究的专门家,而且也可以在文学和诗歌创作的领域培养出像林庚、吴组缃、甚至像朱自清、沈从文那样的学者型的作家。近年新建立的北大文学讲习所,由曹文轩领衔担任所长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从这点看,是曹文轩完成了北大中文系。
曹文轩著作甚丰,他的小说创作已达数百万字,且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他得过很多奖项,有鲁迅文学奖,最著名的是国际安徒生奖。在教学、写作、研究,以及中国语文研究等领域,他已是国内外闻名的资深的教授、学者、作家、教育家。他获得的奖励是北大中文系的骄傲。
我与曹文轩相识并共事数十年,相知不为不深,我知道他的成功不全靠天赋,而是勤奋,是尽心尽力。别人也许不太注意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每次开会他翻开本子,里面就是他为会议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他总是有备而来。轮到他发言了,他从容不迫地打开他的小本子,侃侃而谈。令我惊奇的是他阅读的就是他的成稿——他是顺手写来即成文章。曹文轩的小本子凝结了他的智慧和勤奋。
这是一位真诚的学者作家。衣饰整洁,仪表堂堂,美善的追求,纯真的理想,他完美地构筑了他的文学世界,他也给我们一个充分想象的、理想的天空。曹文轩在他的学生中是一个尊严的师长,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实现文学理想的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相处相识已经数十年,我们在艰难岁月中结下诚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