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间

    要说的是，李何林以回信始，写给王得后的信，二十六封。

    这是20世纪中国两代鲁迅研究者中的两位独特的、经典的代表在其初始相遇期发生的二十六封信。写信的起始，李何林已经70岁，鲁迅研究名家，南开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平反不久，做鲁迅研究至少已经43年（1930-1973）。收信的王得后，43岁，大学毕业17年，业余研究鲁迅也已17年（1957-1973），其时寂寂无闻，且作为出身不好的有问题知识者正在某机修厂的热处理车间谋生。10年后的1983年，李先生以80岁高龄从首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位上退休；次年王得后上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到1995年退休。两代鲁研学人从鲁迅研究始，以鲁迅研究终，对于这两位都是切实的——王得后先生今年90大寿，因为眼疾在2016年不得不中止阅读和写作，那些未完成的、心爱的鲁迅研究计划也不得不中止了吧。

    或者，人们在网络时代可以轻易查得一些比较雅正的说法。于李何林先生，像中国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王富仁先生的导师、南开大学教授；南昌起义、霍邱暴动的参加者，老共产党员。李先生自己拟的讣告有言曰：“保卫了鲁迅思想”“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人才”。也还是十分雅正、严肃的话语罢。多年里受惠鲁迅研究、出生于1960年代末、青春岁月熏染过存在主义的我，更愿意说说茫茫时空里的“李何林印象”。

    1976年，冬日严峻，春还未至，李何林就带着他信任的年轻人王得后去拜访还未摘掉“右派”帽子的老先生们：黄药眠、钟敬文……甚至还会带着这个年轻人去看到北京治病的胡风先生，其时的胡风当然尚未平反，他来北京住院治病还是机密。1980年2月，李何林先生给陈云写信，谈“胡风问题”的解决，说胡风应来北京治病的诸般理由。1986年，李何林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一目失明，一目仅0.1的视力写出万言书《为鲁迅冯雪峰答辩》，“五十年的开头是这样的答辩，五十年的结束还是这样的答辩”（王得后：《年轮·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诗人吕剑有一首诗《故人（寄李何林）》：

    当有人以睥睨的目光

    投向我们的时候，

    只有你；

    当有人恨不得越远越好地

    避开我们的时候，

    只有你；

    当有人为了邀功而对我们

    落井下石的时候，

    只有你；

    当我们真正尝到了所谓

    “世态炎凉”的时候，

    只有你；

    是的，只有你，

    来叩我们的门，

    走进我们窄而霉的屋子，

    坐到我们的床沿上，

    把温暖的手递给我们，

    亲近我们幼小的一代，

    并且饮上我们一杯开水。

    如果说，李何林（也包括相当程度的王得后）的鲁迅研究有何独到的重大特点的话，也许可以概述为这是真正的致力于革新中国社会、助力中国人走向美好未来的现代改革者的鲁迅研究：“把自己研究的学问化作改造中国的信仰”（王得后：《年轮·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这在如今是不是有点空谷绝响的味道？ 李何林的人生就跟中国的20世纪本身一样满是传奇：以见刀见血的革命始，以致力于改良中国的学术终；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霍邱、南京、武汉、郑州、九江、南昌、北平、天津、焦作、太原、济南、颍州（阜阳）、徐州、隆昌、重庆、云南、台湾、河北（解放区）……其学术，“以研究鲁迅开始，以研究鲁迅终结”，在1949年之前、之后皆能独树一帜，正所谓“无论他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是在事实上在某种范围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在国共两党斗争的框架中认识鲁迅、评价鲁迅的一个老人”（同上）。无论在何种时代，对于那些误读、误解，甚或指责，其实质是贬低鲁迅的声音，李何林都严正地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保卫鲁迅”——这是他的抉择，也是他的权利！

    二十六封信是1972年12月26日到1976年3月7日之间，李何林以回信开始，陆续写给王得后的。因为写作《“王得后鲁迅”论稿》，我求助朋友希望看到一些相关信件。于是先读朋友发来的手稿复印件，是二十五封。感觉到第一封不见，再去翻《李何林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果真是二十六封信。这些信只有李先生写给王得后的，没有王得后写给李先生的——这对于要写《“王得后鲁迅”论稿》的我而言当然觉得遗憾，但是，我也感到了一些别样的信息，不夸张地说，是有所吃惊。

    难以想象，四个年头，二十六封信，见证到一个人命运的巨变，在波澜不惊与惊心动魄之间真的成就了！ 王得后，一个埋头机修厂热处理车间已经三年、已成“老师傅”的、当然是有问题的“中青年（40岁）大学生工人”，最终离开了他自感也可以就这样了此一生的车间工人岗位，离开他生活了15个年头的天津，去往首都北京，开始他魂牵梦绕的专业鲁迅研究。原本互为陌生者的双方通信，从1972年底起始，在1976年3月7日终。从一个“失意的中青年大学生工人”，不忍老人重蹈命运之覆辙而发出一封意在提醒的长信始，到已经“解放”的老教授、系主任，精心、尽心地助力那位失意的中青年进入其痴迷的鲁迅研究志业中终。不知实情者以为这实在像极小说中的情节，然而，这确乎是两个人真实的“通信史”，一个失意中青年真实的生活史；是大历史中小而真的细节，是历史丛林中硬硬的人生化石。这是1972年冬到1976年春，历史的真正春天尚未降临，说是春之序幕，在时间上也有点稍长罢。

    1976年3月，王得后从天津一个机修厂的热处理车间借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而且是第一个成功的借调者、研究人员。顺着李何林先生当年的信，沿着四年间酷暑严寒的岁月，跟着年过七十的李何林先生忙忙碌碌又始终不停地为这位“中青年大学生工人”谋一份重返知识性岗位的顽强努力；看着事情在一日日、一桩桩，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后（在天津、安徽、北京之间，在大学、理论刊物、大学新办分校之间兜兜转转），最终似波澜不惊又惊心动魄，这情绪大概是会真有的。所谓的回到历史的细节性现场，所谓的置身事情本身的温度场域，大抵如此吧。

    我第一轮读二十五封信（手稿复印件）中的第一封信——也就是第二轮读二十六封信（《李何林全集》）中的第二封——是写于1973年2月3日的。此信中，李何林先生就希望得到王得后这位已是“中青年的大学生工人”的履历了，意思要为其介绍教文学理论或是其他教书的工作；最后一封信写于1976年3月7日，此信甚至没有署名，则是告诉王得后从天津的机修厂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事已经办成。

    二信的内容现抄录如下：

    德厚同志：

    第二次来信收到多日，迟复为歉！从你的文学修养看，是可以从事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在机修厂是搞技术劳动，还是搞政宣或其他文字工作？ 为什么分配到机修厂？ 能写一个履历（原信有着重号—笔者）给我吗？ 愿不愿意教文学理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专长（原信有着重号—笔者）；津市大中学校都缺大量教师，因为我不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和过去情况，根据来信，想起这些问题。

    来信用毛笔写大字，既费时间（写得慢），又费纸张。是听说我有眼病，故意写大字吗？ 还是你有眼病，不能写小字、用钢笔呢？ 我已有二十年不用毛笔了，还是水笔省劲、方便，多快好省（写标语、大字报除外）。

    今天是春节，即祝春节快乐！

    李何林2月3日

    天津出版社动作迟缓，《鲁迅杂文选》四十篇到现在才付印（据说），这月内可能装订出若干。我如得到，当寄奉一册，一般是先到附近书店预订。

    你怎知道我搞过《野草》注解？ 拟修改一下再说。

    现在学生称教师为“老师”，教师称老教师为“X先生”；老教师之间互称“X先生”，写信称同志较好。

    “德厚”即王得后先生的另一个名。下面是1976年3月7日的信：

    德厚同志：

    读鲁迅诗札记已收到。挂号邮件须派人到西四邮局取，以后可不挂号。

    已决定调你来。你父亲虽有那个问题，但你一向能划清界限，还是很好的。可能最近即发调令。先做来的准备，不必外传，也不必问，静候通知。接调令后，可以准备几天即来。买得火车票后，即将车次、车厢、到京时间，打一电报来，以便派车往接。如届时无人去接，可雇出租汽车拉人和行李，拉到西皇城根北街二号东楼（即最后一座四层楼）三层。

    11路电车从火车站过平安里，就是这条街的北口。行李和书总有五六件吧？ 坐人的小汽车不拉，须另雇板车。

    你是现在调成的第一个，可能不会再变动？

    3月7日

    二十六封，这是唯一一封没有署名的，是忘记了吗？

    在这样的信里，有心的人们能看到历史里同等真实的暗影与微光，看到知识人之间难以隔断的“文化交往”及其伴随的心气神形。于这些之外，我所特别感怀的是，历经生死大难之后，两个生命所共有的、赤子般心有灵犀的惺惺之爱。一个基于对老教授命运的忧心而写去长长的提醒的信；一个则并不怎么顾及自身的安危，在颇为忙碌的工作之外孜孜于着力改变一个痴迷于研究鲁迅的年轻知识人的不合理境遇。一个因为知道老先生的眼疾而“用毛笔写大字”；一个则念及年轻人本人是否也有眼病而不得不如此写大字。一个在信里细致叮嘱调离前的静静预备，希望得知年轻人来时的“车次、车厢、到京时间”，要派车往接，还考虑万一无人去接时的到达办法，告以交通方式，从人坐的出租汽车到拉行李的板车，还提供最便捷的那趟电车的具体路数——这可是一个忙忙碌碌中的老先生的信啊；而年轻人呢，这些信里是没有写到的，但我在别处（比如在《年轮》中的那篇《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里）看到过，这个年轻人既没有打电报，更不会要人接，他自己从天津“肩扛手提铺盖卷旅行包”，在1976年的3月18日悄然而至，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报到，开始他专业的鲁迅研究了。

    我一直在想李何林先生之如此相待王得后的关键原因。久之，我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是不是“工人王得后”第一封信的关键起意——一封来自天津“丁字沽，一轻二机修”的长长的信，其作者是位工人是比较可以肯定的吧，居然是要为一位刚被“解放”的老教授的命运忧心忡忡——是不是这一关键起意触动了李何林先生的心？ 与此紧密关联的，又是不是王得后念及李先生患有眼疾而“用毛笔写大字”的这一行动也对李先生的心有触动？ 此二者，皆在一般意义的鲁迅研究、学术研究之外，然而都惊人地显现着一个人“为他人”“为对方”设想的赤子心？ 换言之，学术背后那个更重要得多的赤诚至善心性被李何林先生感觉到了？ 他于是也如同赤子一般务必要帮这个处于人生低谷的年轻人改变一下境遇了。

    不错的，真是赤子相遇赤子啊。

    李何林先生留给熟知他的人大抵是保卫鲁迅、热爱学术的印象吧。但是，李先生也有这样的信——不是写给王得后的，是写给一位患过“脑痉挛”和“心脏病”的高校教师的（见《李何林全集》第5卷）：

    减轻劳动：除教课外，少写文章，写文章最累！ 能出书则出书，不能出，作罢。名利置之度外，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做副教授也就可以了，“管他生前身后名！”

    应以身体健康为重！ 你若一旦不幸，家属不更苦了？

    不必为出书或发表文章，拼命写作！请你注意健康！

    生命至上，健康第一。人至上，学术是为人的，文化是为人的；而非相反，人被所谓的学术扭曲、人被所谓的文化吞噬——这正是“王得后鲁迅”最重要的精义之一。那么，在李先生和王得后之间，在他们共同热爱的鲁迅之间，是存在着极其重要的、于他们彼此都深可相通的关乎人之命脉的某种念想的吧？

    王得后自1957年秋冬开始系统阅读、研究鲁迅，因不满某些鲁迅研究的“断章取义”，乃依据《鲁迅全集》（含书信、日记等），辑录鲁迅关于自己的创作的说法。约在1961年，王得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编著“鲁迅论创作”。这部编著跟其编者一样命运多艰。最初，王得后天真地将它呈送给一位北京的鲁迅研究专家，一年后的1962年，他从专家的办公室取回了不曾翻开的一堆稿。这堆稿却在1973年被李何林先生认为“很有用”。二十六封信中的第二封信谈到王得后的工作调动事，第三封信就说起王得后的这本鲁迅言论辑录并建议改名为“鲁迅谈自己的作品”，致力于为之推荐出版了。于是，这桩事又在李何林先生写给王得后的信件中天南地北进行了：先用挂号信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既而又推荐给一出版局，此局又辗转呈国务院出版局请示审定，国务院出版局又让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出审稿意见；再而又向安徽师大阜阳分校推荐——最终是由该分校图书馆作为内部资料印出了《鲁迅谈自己的作品》。在我看来，此可算这本编著一度的完美终局。书嘛，能够面世，有益于、服务于一时间的读者、作者，已尽够可以。今天，《鲁迅谈自己的作品》这部编著只要稍作修订，即将其中的原文出处改为如今流行最广泛、收入鲁迅作品（含书信）最全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相关的读者、作者仍然有益。我不知道陕西人民出版社未出版的原因，但此次阅读李何林先生信件手稿复印件时，幸而了解到国务院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出的不能出版该编著的理由之一——考虑到这条理由的别有意味，不妨抄录信件的相关内容如下：

    三、鲁迅先生在书信往来中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一者谦虚，二者在信中顺便一提，还不能视为对其作品的正式评论，并且与当前评价的高度也不尽相符，影响对作品的正确理解。

    先说一下，这封来自某出版局的信是由个人写来的，陈述了三条不出版的理由，其中的前两条其实是一条，是说该编著辑录的范围不全，分别以鲁迅的书信和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为例来说，这样就变成两条理由了。第三条理由即为上文的抄录。我判断，这第三条才是最关键的根本理由，但这正是王得后起意辑录“鲁迅本人谈自己的作品”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不满其时某些研究者对鲁迅的诸多研究观点，才要辑出鲁迅自己的说法的嘛！

    但是，李何林先生还在继续推荐着王得后的编著，1975年7月2日的信就谈到该稿大抵已被安徽师大阜阳分校图书馆作为内部资料印出了。

    写到这里，感觉已经太长的文章题目似乎还要加一点信息：四个年头，二十六封信，一个人的命运，一本编著的曲折面世，一段历史的熹微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