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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7月24日 星期三

    近代中国农村形象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韩轲轲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7月24日   11 版)

        韩轲轲:厦门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副主任。策划并责编《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汉魏六朝墓砖铭文辑录校释》,分别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资助。

        推荐图书:《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农业是立国之本,田园风景、乡居生活是士人远离庙堂、隐逸高洁的象征。描写乡村生活的田园诗作为中国诗歌的重要流派,其意象和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美学、中国人处世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至清末民初,农村的形象却逐渐负面化。时至今日,我们仍持有一些农村生活条件恶劣、卫生欠缺和经济落后等观念。建设“最美新农村”的努力至今不辍。

        放眼近代中国,农村形象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以城市的眼光来观察和描述农村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厦门大学历史系梁心的《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一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梁心指出,传统中国所谓的城乡,常常指国都与乡鄙、庙堂与江湖,甚至出世与入世的差别。然而自清末民初开始,城乡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别逐渐加剧与固化。在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潮下,新的文化标准和知识体系给予传统的乡村生活以新的关注,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新兴学术研究与描述的对象。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叙说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农村”形象。它一方面延续并且放大了既有乡村生活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基本不承认传统乡村生活的特点与正面价值。

        在新的农村概念被创造的同时,“农村问题”也被“发现”,甚至“发明出来”,这种“发明问题”的过程似乎也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思想风向,正如胡适提及一些风俗制度所说的——“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却“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农村生活固然一直有清贫、艰苦的一面,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农村经济大致还是被认为是稳健的、可行的、无须重大变革的。然而到了清末民初,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状态却被认为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出现了“农村破产”“乡村崩溃”的说法。晏阳初在1933年7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的报告中说:“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愚、贫、弱、私”四大病象一度成为当时社会对农村形象的一种共识。

        本来不是“问题”的农村,却突然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于知识分子以“都市眼光”来观察和描绘农村形象。一方面,近代社会赋予物质主义、工业至上与世界市场的正当性,以及农村在这些方面与城市的差距日益加剧,使得都市成为新的、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象征,农村则沦为其反面;另一方面,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城市学习、生活,读书人从对于乡村的认同中脱离出来,并逐渐将个人认同转移到城市,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城市的立场和逻辑来观察、思考、描述乡村,并以同情的眼光来试图拯救农村。

        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关注和面对的问题,农村的负面化与问题化的过程也依然是一个需要被重新观察和讲述的话题,它映射着赋予其意义的外部世界和时代的剧烈变革,更承载着百年来中国人对乡村的热爱与焦虑、失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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