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的写作

    ■彭程

    翻阅作家传记，读到他们写作生涯中的文体转换现象，感觉颇有些意思，似乎值得稍作谈论。

    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即以多部个性鲜明、不同凡响的诗集，奠定了自己在诗坛的声望，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但进入盛年时，他转而去写小说，用八年时间写出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引发了西方世界强烈反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原因声明拒绝接受。

    19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则让人看到了一种反方向的行走。在写出《远离尘嚣》《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等多部著名长篇小说后，进入晚年的他转向诗歌写作，而且一写就是近三十年，出版多部诗集。他的诗歌获得的巨大影响和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尊崇地位，丝毫不比其小说逊色。

    写作者告别自己熟悉的文体，进入新的领域，仿佛一个行走着的人忽然转身，从此踏上新的道路，走向新的方向。这种现象中，有没有值得探究的意味？ 仅就小说和诗这两种文体而言，进一步想下去，可以获得一些消息。

    作为两种最为主要的文学样式，小说和诗承载不同的功能，各擅胜场。小说是叙述世界，诗是体验世界。小说着重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实还原，文本是靠种种物象及细节支撑起来的，写作者是看向外面的，笔端要触及外在事物的肌肤血肉。诗表达情感和心志，胸襟和旨趣，是个体灵魂的发抒，目光是向内投射的，其写作是内心世界的主观化和情态化，它可以是不及物的。秘鲁诗人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其挚友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过几次长谈，其中有一次说到：“关于诗人和小说的区别，诗人都要有某种与生活的真实、当前的真实及生命的真实远离的趋势。”这是不是在说，真正的诗，就应该从具体明朗的现象世界脱离开，直抵属于内在的本质性的范畴？

    因此，当在描绘客观物质世界的图景时，叙事性的小说就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马克思说过，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中了解到的法国历史，要远比历史学家描述的丰富深刻。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有时被称为活着的历史。帕斯捷尔纳克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复杂而动乱的生活就像狂风暴雨，令人震骇晕眩，面向内心的诗歌，对此已经难以容纳，让他感觉到了限制，转而探寻另一种适宜的形式。帕斯捷尔纳克的同胞、在帕氏获奖三十年后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散文家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诗人与散文》中写道：“一部涉及超过三个人物的叙述作品，会抗拒几乎所有的诗学形式，除了原始口头叙事诗。”帕氏由诗向小说的转变，也许可以从这个说法中得到印证。在长篇小说这种叙事文体中，他找到了让丰富复杂的感受与思考获得充分展开的阔大空间。血与火，生与死，苦闷与彷徨，集体力量与个人尊严，革命的霹雳手段与人道主义的怜悯宽容，一系列主题，通过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获得了寄托和表达。他因此认为这一种新的写作比自己早期的诗歌更有价值。

    而哈代的转身向诗该如何解释呢？ 有论者说与其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出版后被宗教界指责为离经叛道有关，为了表示抗议，哈代不再写小说。但我有些怀疑，仅仅一时的激愤，未必能够让他长期停笔。如果考虑到他年轻时的愿望就是成为诗人，倒是更合理些，毋宁说这一事件正是一个契机，让他借此重温旧梦。但我感觉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对小说经由形象来揭示主题的迂曲暗示的表达方式感到倦怠了，而愿意直接抵达形而上，诉诸存在的理性内核。

    这或者与伴随生命流程的自然选择有关。就像冬天的树树叶落尽只剩下树干一样，随着年事增高，老年人往往只对事物的本质内涵感兴趣，如果他是写作者，更倾向于删繁就简，省略外在直奔内里。我就听一位老作家说过，年轻时爱读小说，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曲折跌宕越好，现在却喜欢读篇幅较短的散文和古典诗词，甚至是格言谚语。其实，有一些长篇小说的题旨，实在也可以用很简短的话来概括。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写了一个败落贵族出身的女子饱经磨难的一生。她原本天真纯洁，对生活和爱情充满憧憬，但好色的丈夫屡屡背叛她并因与人私通而丧命，骄纵任性的儿子耗尽家财后离家出走，她只能孤独地生活，所幸是得到善良的佣人及其子女的关爱。小说的结尾，进入老年的女主人逗着一个婴儿，儿子和妓女生下后送给她抚养的孩子，很高兴的样子，佣人在旁边说出这样的话：“你瞧，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这是饱经沧桑后的人生感悟，与诗作为对存在的蒸馏和抽象，正有着相似的生发路径。

    总之，晚年的哈代以诗歌的方式，表达了他曾经在一系列小说中寄寓过的主题，一种严酷的人生观：爱情的脆弱和短暂，战争的罪恶和愚蠢，大自然的力量强悍而盲目，人生是一系列挫折和失败的冒险，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本能与欲望的驱使……尽管文体样式不同，但所表达的思想理念，与他的小说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他不再耐心细腻地触摸肌肤来感知身体的结构，而让指头直接触碰坚硬的骨骼关节。

    不过，这些转向后的作品，仍然会打上写作者此前的作品的烙印，那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身份毕竟还是诗人，他的《日瓦戈医生》也被研究者认为是“客观史诗叙事与主观抒情叙事的结合”，更被秘鲁著名作家略萨称作“诗人写的小说”，“像完美的诗歌那样让我们感动”。与大多数长篇小说客观冷静的叙述不同，《日瓦戈医生》中作者主观性的投射丰富而鲜明：嵌入全书的数十首之多的诗歌，充满跳跃的诗体结构，多次出现的离奇的情节巧合，急速多变的节奏和紧张激动的语言，都让人感觉到这是一部叙事文学中的另类。即便是那些环境描写，叙事作品中最具有物质现实性的部分，也总能够让人联想到他的诗歌中的画面：夏天尘土飞扬的道路，被暴风雪卷刮着的台阶，桦树林、蘑菇和耕地的气息……它们以一种强烈的抒情的方式被展现和描绘。

    同样，尽管晚年哈代以诗人的身份面对读者，但他的诗歌中，也更多地带有小说家的清晰性和坚实感。诗作中的诸多背景，坍塌的教堂，荒凉的沼泽，阴沉的墓地，冷雨和寒霜，都适合表达阴郁孤寂的情感。湍急的河流成为自杀或杀人的现场，酒馆里的放纵畅饮导向堕落，让少女失身少妇失贞。情感的抒发和哲理的概括提炼，也都指向明确，毫无含混飘忽之弊。

    这两位大作家写作中的转身，提供给我们一副眼光，得以对其作品呈现出的丰富深邃性进行打量，并获得部分性的解读。对他们来说，写作生涯中文体选择的变化，既源自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关乎生命流程与经历遭际。如果一个人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那么其不同样式的作品之间，往往是一种同构互证的关系，无论是对存在本质的揭橥宣示，还是价值观上的迎拒取舍，就仿佛花园里有不同色彩的花朵在绽放摇曳，背后衬托的却是同一道白色的围墙。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