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有关的酒事和酒闻

    ■李醒民

    提起本人的“酒史”（非古意“宴饮时主持酒政的人”，此指历史和逸史），那可谓源远流长，起码也有七十余年了。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走亲戚，在吃梢子面前，主人至少要炒上两三个菜，端上一壶（铅壶或瓷壶）烧酒，热情招待客人。出于好奇和凑热闹，加之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大猫吃糨子，小猫看样子”（关中俗语），仿效大人喝上一两盅。主人不仅不责备，有时还夸奖两句：“有胆量，好样的！”所喝的烧酒，是关中本地烧坊用土法酿制的烈性酒。在店铺，烧酒被存储在大瓷罐里，用不同容积的提子散打散卖，相当便宜、实惠。散酒虽然没有什么牌号和名堂，但毕竟是用粮食酿造的（当时烧坊都老实本分，不会作假，也没有酒精供其勾兑），还是显得醇厚，不过却很暴烈。三杯下肚，浑身热气升腾，口中火焰欲喷，一擦火柴就能点燃似的。我的酒史就是由此开始的。

    关于饮酒逸事，我印象较深的有这么两次。1985年8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哲学学术思想讨论会”上。开幕式结束后，我应邀以“关于物理学危机问题的沉思”做专题学术报告。我依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与传统成说截然不同的新观点，否定了一系列人云亦云的结论，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未定稿》1985年第22期对此有所报道）。在午宴上，与会者依旧群情激奋，议论热烈，声浪高涨。不少人鱼贯敬酒称许报告，我忘记了自己一向信守的饮酒要诀——在理性和激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喝多了。

    另一场聚饮更富戏剧性。那是新世纪伊始的2001年8月，“第十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研讨会”在海拉尔举行，会议休憩时遍游周边景区。在游览红花尔基森林公园时，中午60余人在蒙古包宴饮。带骨羊肉大盆端上餐桌，本地特色白酒、啤酒摆满桌面。其时，红日高照，大气湿热，蒙古包如蒸笼一般。在座的学界群儒连日被大草原的辽阔、达赉湖的浩淼震撼，被蒙古族强悍、豪爽的性格激励，一改平素文质彬彬的气质，恢复了梁山好汉的雄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觥筹交错此起彼伏，起坐喧哗不绝于耳。腹中烈焰迅急升腾，帐内气氛热火朝天。海吃豪饮之后，正是火气冲天、情绪炽热之时，恰好不远处就有湖水一泓，众人争先恐后跑到湖边，有几位勇士跃入水中。游到离岸二三十米处，他们还特意跳出水面亮相，引得喝彩声四起。水中人则泰然自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真是俗话所说“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是平时，就是许千金重赏之诺，那些斯文人也决不会接茬，变成“勇夫”的！ 壮观的场面惊动了公园管理者，他指着立在岸上的铁牌，向泳者撇下一句话：“你们看不懂中文（禁止游泳），难道连英文（No swimming）也不认识了？”事后，我曾立此存照：“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博大和壮美，蒙古族的豪爽、奔放和强悍给与会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给中国科学哲学学人和学子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可以相信，中国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在缜密、严谨的理性和作为创造力源泉的非理性的激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开拓二十一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新未来。”海拉尔的颠饮是中国科学哲学界激情四射、思想喷涌、灵感闪现、个体张扬、自我放飞的真实写照，更是人性返朴归真、复归本我的生动实践。

    纵观过往，我的酒史不能说不长，但是酒功（非古意“酒的功效”，此指功力和功绩）的确不怎么起眼，无惊天动地之举用来炫弄。不管怎样，有一件事还是做到了，这就是诗酒联姻。比如，“刚眺西山万物新，法源寺里又逢春。更喜酒过三巡后，海阔天空倍知音。”“醒时纵论须纵酒，梦里交欢必交磋。得意忘言尽在己，莫使金樽空蹉跎。”“家酒三杯意正酣，今宵聚首器宇轩。千里之行足下始，乐在学海风满帆。”“拂晓寅时意突增，纵论经典虎生风。更奇酒酣耳热时，形神轻扬跃巅峰。”这些诗句写得是好是坏倒在其次，值得珍重的是，它们毕竟是我的心之声、情之语。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缘由，我欣赏超然物外、清峻通脱、风流倜傥、率真任诞、旷达傲世的魏晋风度，赞赏“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傲然世俗、卓然迥立的坦荡和豪气。据说，刘伶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且走且喝，并命仆人荷锸相随，告之曰：“死便掘地以埋！”有感于这位性情中人铿锵有力的约言，下述诗句不知不觉地流入我的笔端：“平素滴酒不沾口，幸遇知音醉方休。向来行事守中道，却赏荷锸埋荒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