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颜回”——学者王泗原

    ■吴海涛

    王泗原先生，我未曾有幸逢面。2000年他以90高龄在北京南城去世，我刚刚大学毕业踏入人教社大门。一位退休多年又默默无闻的老编辑去世，自然不会引起多大响动。直到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错失的是怎样一位老人。

    王泗原之名，踏出古代汉语的门庭，已然鲜有人知。他一生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仅三部而已，分别为《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精深博雅，涉猎汉字训诂、音韵和文字研究，合计百万字而已。先生一生布衣，淡泊名利至终，多致力于两件事情：做学问、编书育人，最主要的两个社会身份，即学者和编辑。

    上世纪50年代初，王泗原从江西调来北京，初在教育部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任职，后来被叶圣陶先生赏识特意“挖”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编写中学语文教科书，直至“文革”中被迫退休。来京之前的近40年，他一直生活、工作在自己的家乡——江西吉安。王泗原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是清末名臣王邦玺，因为父亲过早去世，家境日益窘迫，30年代初就被迫从大学辍学，先后执教小学、中学，间或供职于新闻报纸行业，以微薄收入赡养老母、抚育年幼的三个弟妹，日子过得清贫至极。但就在那样国势如晦、个人潦倒的环境下，王泗原坚持做好了两件事。一是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执着探寻自己的学问之道；二是做一名合格的教书先生，恪守教育育人的本分。

    王泗原一生好学，勤于学问。自小严格的家学庭训，再加之后天的不懈努力，使得他旧学根底十分扎实。据他的学生回忆，青年时代他就能够熟背一千多首历代古诗，六百多篇古文。有如此“破万卷”的根基，使他可以在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游刃有余。有人说，以王泗原的挑剔眼光看，一些经典唐宋散文的行文也未必都符合古代汉语的规范，这种学问自信绝非常人所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泗原将古代汉语作为研究主方向，重点在先秦，一生着力最深则在《楚辞》。他做学问十分勤勉，但是极其审慎，散篇文章出手不多，六七十年间专著也仅有三四部。用他人教社同事、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的话说：

    王先生写零碎文章不多，勤学少作，正是严谨的一种表现。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倒古人。如这本《古语文例释》就是这样，四十万言，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像是很慢，其实不然，因为分量太重。重，可以由两个方面看，一是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另一是有所论述，几乎都可以解前人之惑，成为定案。（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

    王泗原的第一部著作《离骚语文疏解》问世也是艰难而曲折的。在抗战期间的风雨飘摇中，他在教书之余常据一盏油灯，夜夜鏖战到鸡鸣，完成书稿并送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待付梓。不料，1942年日军轰炸上海使得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付之一炬，书稿也因之葬身火海。直到解放后他调到北京，才在叶圣陶的亲自关注下将此书正式出版。第二部书，即《古语文例释》的出版，则是40年之后的事情了。其少，其慢，其艰难，与之对等的却是用力的深沉，学术分量的厚重，几世学人难以超越的学问高程。

    就40岁之前的王泗原来说，学问还只是其“业余爱好”，真正的职业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从青年时代开始专职从教，一直到50年代进北京，他已经成为了吉安地区的语文名师。从可以搜寻到的他早年学生们的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有水平会教书的好老师，也是一个极富爱心的好老师。

    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丁淦林教授，40年代中期曾是王泗原的学生。他说，“当时中学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王老师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教导说，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王老师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

    如果说王泗原一生中的学生名气最大的，应该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了。据说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提出要中央领导们多读点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就经人联系到人教社的王泗原，希望能定时上门授课，每个周六派司机专车接送。按说，这种荣耀事情要是换在别人身上，可能多少会宣扬一番。可王泗原特地嘱咐司机，每次接送都远远地停在胡同口上，自己步行出入。可能在他心中，教书应该是一件纯粹的事情，要是借机从位高权重的“学生”那里赚取名利，就辱没了这个高尚的职业。

    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开始，王泗原一直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他参与编写了这一时期大部分重要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及其各种配套用书。在叶圣陶老社长的言传身教下，这个时期的人教社编辑能都以近乎“苛刻”的眼光来编写和审验教科书，用王泗原的话说“从内容到文字，包括标点，一点也不放过。先生说过，我们编的是课本，不能误人子弟”。当时在王泗原身边，共事的是吴伯萧、张毕来、冯锺芸、张志公、隋树森、张中行、王薇、蔡超尘、刘国正等一时之俊杰。王泗原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学问深、敬业、严谨。在著名出版人王伯祥之子王湜华所著《音古谈往录》中，提到王泗原曾经自信地对他说，他的第一本专著《离骚语文疏解》是一本绝无错字的书，因为从头到尾一二三校都由他自己经手经眼。

    “文革”结束之后，尽管王泗原已经退休，却依然对人教社所编写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倾注了巨大心血，担负起来教材文字“看门人”的角色。以80年代后期人教版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为例，从一册至六册，我们已经找不到王泗原的署名，但亲历此事的编辑们都知道，他是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大贡献的。有人回忆：“先生应请逐篇修改了课文和‘预习提示’。这项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是叶老做的。叶老之后，非王老莫属了。据说，叶老生前非常信赖泗原先生的文字功夫，泗原先生改过的，叶老就放心。”此时的王泗原已经年近八旬，但只要是教科书的事情几乎有请必应，自己多忙的研究工作也先搁置一旁，对全套教科书逐篇逐句逐字仔细斟酌修改。改完一稿，也不待编辑室派人去取，自己挤着公共汽车，风雨无阻地送到社里。

    王泗原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编教材过程中，他是习惯并敢于对前人或者权威表示质疑的。人教社老编辑姚富根说，他有一次送书稿给王泗原审阅。因为所选文言文都是沿袭多年的老课文，其中许多注释都是经过许多专家审核才定下来的，猜想这次王先生不会有太多意见。不料五天后他取回书稿，上面密密麻麻粘了几十片红字条，写满了修改意见，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他说，“对于专家的注释当然要认真对待，但也不能迷信，他们的意见也不是绝对真理。有时几位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关键是看谁讲的有道理。而对于沿袭多年的旧注释，新修订的时候依然要认真读一遍，发现大问题，当然必须改。小问题，如不明确、不确切、标点符号有错等，也要改，不能怕麻烦，一定要精益求精。”

    叶圣陶和王泗原之间的忘年之交一直是学界佳话。叶老一生善于发现人才，乐于提携后进，并且可以做到持久关注、不惮其烦。这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是广为人知的。据王泗原回忆，到人教社不久的一个傍晚，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的叶老专来探访他这个普通编辑，询问他迟迟没有落实出版的《离骚语文疏解》一书，仔细审读后极为赞赏，并很快向上海一家出版社大力推荐了这部书稿。这是王泗原第一次感受叶圣陶的为人风范。这种长者之风，宽博仁厚直至古道热肠，是与王泗原的性情、修养非常投缘的。因此二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互相一生敬重，亦师亦友。

    而王泗原的第二部个人著述《古语文例释》（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缘起到最终完稿，历时十年，一直有叶老的参与。王泗原1971年夏从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结业，被迫办理退休手续，回京赋闲在家。在去叶圣陶府上日益频繁的拜访中，王泗原闲聊起自己在阅读古书中的很多独特看法，本来旨在消遣无意形成文字，但年近八旬的叶圣陶却不依不饶非要他用笔记录下来，并一段一段亲自阅读、评点。王泗原拗不过老先生，便以随笔札记的形式抄录给叶先生，每次呈上十来二十段。最初钢笔小字抄录，几年后老人说目力不济了，便改用毛笔抄成大字，后来连大字也无法阅读了，王泗原就一句句念给老人听，某处前人怎么说，他是怎么想，老人说“好，这条我满意”，这条就算基本过关了。数年过去了，积累的条目开始繁杂起来，老人就提醒他要注意分类、整理，还说“你要是忙不过来，我替你来分类，帮你装订好么”？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近十年，王泗原写了古文疑问339条，共39万字，字字过叶圣陶之耳目。这是怎样的十年呢，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以及艰难的恢复时期。但在北京古城一处僻静的四合院里，两位闲不住的皓首老翁却能相互扶持和鼓励，悄悄做出了那么一片学问，这难说不是民族大不幸中的幸事。《古语文例释》于1988年正式出版，被学者评价为“将是今后几代人用之不尽的古语文宝库”。

    几乎所有关于王泗原晚年生活的回忆，都会提到他自奉甚薄、生活清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他：“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位九旬老人，老伴早逝，女儿远在京郊不能照料，白天他看书写书，夜晚伴书而眠。老先生叫王泗原。”泗原先生最后的几十年，一直居住在西城区丁章胡同三间西向的平房里，冬寒夏炎。先生书房兼卧室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如冰窖，没有炉火。就这样，他依然坚持穿着厚厚的棉袄，坐在一只没有靠背的方凳上，痴痴地看书、写东西。

    纵览王泗原一生，清贫一直相伴。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学生回忆见到他的卧室兼书房也是清寒到了极点，床上只有一床薄被，没有被褥床单，仅用旧报纸垫在床板上，与其晚年生活何其相似。供职出版社多年，其生活境况未必不能稍微改善，只是他似乎乐处清贫。数十年冬天，他一直穿着一件母亲留下来的绒毛脱尽不辨颜色的旧皮袄，说这不仅是为了保暖也是为了怀念母亲。一次上海《新民晚报》记者上门采访，长谈之后送客出门。让客先行，客不敢居长者先，推让再三，泗原先生到底是走到了头里。事后他笑着对学生说：“那天我的衬衣背上有个洞，让他走在前面就看不见了，谁知还是叫他看见了。”

    孔子感叹自己的学生颜回是真正的贤人，因为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贤者，回也”。在很多朋友、学生眼中，王泗原就是这样一位身处现代都市中的“贤人”，大家私下里也都称誉他为“最后一个颜回”。非但如此，他的身上同时还存留着古代君子急公好义、敢于担当的侠骨热血。

    王泗原在离开江西之前，任教于一所新式私立中学——至善中学。它的创办者陈启昌是民国时期吉安地方名流，他变卖家产创办了这所学校，并且礼聘了王泗原担任国文教师。泗原先生一生敬重这位前辈乡贤。新中国成立后陈启昌夫妇先后去世，五六个未成年的孩子一直在王泗原先生每月定期接济之下长大成人，分别成为了大学教师、工程师和医生。如果不是后来，陈家几位后代感激涕零地对人主动讲述这些事情，别人无从知晓王泗原还一直扛着这样一副重担。

    晚年王泗原情系乡梓。回家乡的师范大学讲授《楚辞》，拒收分文出场费；担任家乡《安福县志》的编撰顾问，尽心尽力，亲力亲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安福历史人物刘铎父女诗文合集的出版。刘铎和刘淑父女都是明朝末年江西抗清英雄，历来为家乡的仁人志士所景仰怀念。这父女俩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和诗人，分别有《来复斋稿》《个山集》遗世。对这两部诗文集进行校勘、刊刻的工作，从王泗原的父亲王仁照先生就开始了，但最终没能完成。70年后，年过八旬的王泗原决心在有生之年整理出版这份家乡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北京图书馆藏有《来复斋稿》《个山集》的善本，为了不使藏书因为复印而遭受损害，先生决定亲手抄录。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八旬老人每天步履蹒跚地前往北图的善本图书室，用类风湿导致弯曲的手指一字一句抄写着十万字的诗文，之后亲自校对，自费出版。

    贤者纯诚，此情此景，令人动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