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中的“越之”是谁？

    ■葛涛

    许广平在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中写到，1936年鲁迅曾经收到当时“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来信”，陈某（按：即陈铭枢）在信中转达了苏联方面邀请鲁迅赴苏联休养的信息，鲁迅婉拒了这次邀请。胡愈之于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座谈时，谈到他在1936年阴历年初从香港到上海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邀请的信息，并否定了《鲁迅回忆录》中的“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来信”的说法，强调是他受香港地下党负责人之命从香港专程赴上海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的邀请的。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的唐天然教授在对胡愈之的这次谈话内容进行考证后，在《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期发表了《陈铭枢受命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转邀鲁迅访苏详证——兼为许广平同志辩,并为其回忆订正》一文，证明陈铭枢确实受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委托向鲁迅转达赴苏联休养的邀请，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的说法基本史实是可信的。唐天然教授后来继续考证这一问题，在《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1期）发表了《“越之”试解》一文，指出：

    史料现已证明，胡愈之对许广平的指斥是完全错误的（见1990年1月《鲁迅研究月刊》所刊拙文）。而今，留下的一个问题倒是：胡愈之本人会见鲁迅面达苏联邀请之说，人们虽从未提出任何疑问，然终究缺少可靠的旁证。胡愈之说，他当年是秘密向鲁迅转达。又说：“这件事完全是党办的，外面从未泄露，鲁迅也从未告诉人。”一般的研究者也多认为，鲁迅先生大约由于考虑保密，此事既未向外人道，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笔者原以为，情况大约即是如此。然而，不久前，再次翻读《鲁迅日记》时，忽然于1936年1月29日条下，看到记有“明甫来，饭后同访越之”九个字。这又引起我对此事考证的兴味。“越之”何人?鲁迅所记何事？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者的注释曰：“不详。”笔者经过一番考索，初步得出这样的印象：“越之”者，即“（胡）愈之”也。这九个字，正是鲁迅所记下的胡愈之来约谈苏联邀请的一笔。它恰为胡愈之自述会见鲁迅的重要旁证。笔者持证的根据何在？ 答曰：理由有三。其一，“越”、“愈”二字音义咸同，鲁迅“越”代“愈”，是以异字表同音。“越之”即“愈之”，会见的对象当是胡愈之同志。此点毋需多说。其二，鲁迅“访越之”的日期是公历1月29日。查万年历表可知，这一天乃旧历正月初六，正是“一九三六年阴历年初”，这又和胡愈之回忆的说法一致。其三，胡愈之回忆说，他和鲁迅是约在北四川路一家饭馆相见的。鲁迅记的是“访越之”。“访”也者，应是外出会见访谈之谓也。由此又可见，会见地点不在家，又不在内山书店，也和胡愈之所说暗合。综上所述，无论从鲁迅会见的对象、时间、地点，都切合胡愈之的回忆，从而证明胡愈之所述无误。据此，也解决了新版《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难点。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是，《鲁迅研究月刊》的编辑后来又将该文以《〈鲁迅日记〉中的“越之”》为题，全文一字不改刊登于《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

    鲁迅的学生和友人黄源先生看到《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刊登的《〈鲁迅日记〉中的“越之”》一文之后，在1993年1月25日写好回应文章，为唐天然的考证结论提供旁证。他在《“越之”即胡愈之解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

    这次读了唐天然同志的文章，我突然想起：那一天即1936年1月29日，鲁迅一见我的到来，他很高兴地笑着说：“你此刻来，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允去苏联，你下次来就看不到我了。有人来转达莫斯科方面的邀请。我的行程，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但我没有答允。”鲁迅为什么一见面就对我说这样的话。这“是由于我们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自从1935年9月《译文》被迫停刊后，我同时辞去了《文学》编辑职务，决定出国进修。但鲁迅以为“当然以不出国为是”，“《译文丛书》和《译文》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于是我打消出国念头，留在鲁迅身边。

    ……

    一月廿九日是年初六，过年后我第一次去。当时《译文丛书》第一册鲁迅自译的《死魂灵》、第二册茅盾的《桃园》，鲁迅于十一月一夜校，均已出版。《译文》月刊复刊，尚未落实，直到同年下一个月，二月九日“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同席九人，在这宴会上，才决定《译文》交上海杂志公司复刊出版。由此可见，我们当时为文学工作的事，来往很密切的。为此鲁迅那一天一见我的面，就这样说，如果他答允去苏联，事前保密，我下次去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

    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什么人在什么日子来邀他的。我们谈话有一个习惯，他和我谈话中，说到人与事，他不具体说明什么事，我只听不问的。

    后来我也看到胡愈之的文章，才知道是胡愈之特地从香港来上海代邀鲁迅去苏联的。鲁迅的话，因为和我联系很密切，我是始终记得的。但是鲁迅说这话是在何年何月，我已记不清。胡愈之说的“1936年阴历年初”，我没留意。这次一读唐天然同志的《<鲁迅日记>中的“越之”》的文章，接着一翻鲁迅36年1月29日的日记，我也确定鲁迅和我说这话的，就是胡愈之会见鲁迅的这一天。

    我看，有我这旁证，作为解疑，《鲁迅日记》中的“越之”即胡愈之，可以作为定论了吧。

    应当说，黄源回忆他在1936年1月29日见到鲁迅时的谈话内容，为唐天然教授的考证提供了有力旁证。此外，从1993年2月直到2024年3月，笔者没有见到有学者拿出可靠史料来反驳唐天然和黄源的这一观点。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的日记部分对“越之”的注释是“不详”，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的日记部分却没有对“越之”进行注释，这显然是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日记部分的注释者没有采纳唐天然和黄源所提出的“越之”就是胡愈之的观点。

    笔者近日看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收录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给季米特洛夫的信，内容转引如下：

    1936年2月9日 于莫斯科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的建议

    根据博林同志收到的发自中国的来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新闻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关于他来苏联的原因以及他的身份请看博林同志的详细说明。

    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因为利用他的来访，我们可以达到以下的目的：

    1.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有关的情况，

    2.利用他来撰写关于苏联的新作品。

    3.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公开杂志和报纸做工作。

    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关取得让他来访问的许可。

    据该书编者注释，这封信是打印件，签名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人手写的，另外，信中的“博林同志”是潘汉年在苏联时使用的化名。“博林同志的详细说明”这份材料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签名的这封信一起保存在档案中，但是没有被该书的编者翻译成中文收入该书之中。

    另据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回忆：

    ……（1935年）12月10日左右，我匆匆地来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找到了宣侠父，那时他已担任党的华南工委书记。我向他谈了我们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工作的情况，宣侠父也觉得这事情很重大，应尽快报告给中央。但是，这时香港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系，只有通过法国巴黎《救国时报》能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联系。所以宣侠父决定让我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

    不久，就得到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答复，同意我立即前往，同时还转来了苏联邀请鲁迅先生前去疗养的信息，要我把鲁迅先生带着一起去。这样，1936年1月，我又秘密回到上海，约鲁迅先生到一个咖啡馆里，我向他转达了苏联的邀请，但被鲁迅先生谢绝了。他认为在国内可以用笔和反动政府作斗争，去苏联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他说：“国民党政府虽然对我十分仇视，想着把我枪毙了，但我看他们也不敢。”当即我就返回香港，做了去苏联的准备工作，当时金城同志就在香港帮助宣侠父工作，我的出国具体准备工作都是由他协助安排的。我以华侨商人的身份弄到了护照，先坐船到法国，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同志接待了我，帮我办好去苏联的手续，2月我顺利到达了莫斯科。

    显然，胡愈之虽然说他在1936年1月从香港返回上海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请鲁迅赴苏联休养的邀请，但是胡愈之与鲁迅会面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可靠的史料确认，考虑到从香港到上海的交通时间，以及胡愈之在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赴法国，加之胡愈之在上海会见鲁迅后得知鲁迅不去苏联的意见就立即返港，做启程赴苏联的准备工作，因此胡愈之在上海面见鲁迅的时间大致在1936年1月15日到17日左右，肯定不是在1936年1月29日，因为胡愈之当时应当在从香港开往法国的轮船上，也就是说，鲁迅在1月29日 日记中写到的“越之”，肯定不是胡愈之。

    最后再补充一点，黄源看到唐天然的考证文章之后，回忆起鲁迅在1936年1月29日见到他时所说的话，由此认为鲁迅在那天会见了胡愈之，即鲁迅日记中所记载的“越之”。笔者认为，黄源受到唐天然考证文章的误导，因为据鲁迅日记记载，黄源在阴历年元旦（即1936年1月23日）前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1936年的1月18日，而鲁迅在1月19日下午收到萧三从苏联寄来的一封信（萧三：致鲁迅书信，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张杰编著，大象出版社2011年出版），信的内容转引如下：

    豫翁：

    关于我公西来疗养之事，我们曾从各方面去信促驾，迄未得复，至以为念！ 兹与同人商，以为我公出境各种手续如北上比较困难则最好南去，然后西来。现已得友人讯，称可由南部派专人前来趋谒左右，面谈一切，我已另写一封给翁，由来人面交，恐嫌唐突，特此先容。

    信至请即准备携宝眷启程。如路费不够时，来人可代为设法筹措，乞勿为念。专以敬祝

    健康并颂沿途平安！

    E·S谨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再：

    决定行期及路程时，请即示知，以便托人在各埠站欢迎，照料一切。

    三又及。

    从信的内容可以推测出，“南部派专人”面见鲁迅的时间应当是在1月19日之后的某一天，甚至很可能就在1月19日之后的一周之内。据唐天然在《陈铭枢受命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转邀鲁迅访苏详证——兼为许广平同志辩,并为其回忆订正》一文中的考证，这里的“南部派专人”，即是由在香港的陈铭枢派遣的胡允恭携带萧三给鲁迅的一封书信从香港到上海来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请鲁迅赴苏联休养的邀请。因此，胡允恭面见鲁迅的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1月19日之后的某一天，而鲁迅在面见胡允恭时也没有答应去苏联休养的邀请。也就是说，胡愈之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的邀请，是在胡允恭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的邀请之前，而鲁迅考虑胡愈之是中共党员，知道是中共党组织发出的请他赴苏联休养的邀请，所以没有对外说起，连许广平也不知道（按：许广平曾到内山书店会见过胡允恭，并且在会见胡允恭时看过胡允恭转交的陈铭枢给鲁迅的信，所以她知道陈铭枢转达的请鲁迅赴苏联休养的事，并将这事写入《鲁迅回忆录》）。考虑到鲁迅与胡愈之会见的时间大概在1月20日之前，而黄源在1月18日还见到过鲁迅，此时鲁迅应当已经会见过胡愈之，但是鲁迅没有对黄源说起过有人邀请他赴苏联休养的事，而是在1936年1月29日再见黄源时才说起，很显然，鲁迅对黄源说的应当是陈铭枢委托胡允恭面见鲁迅转达苏联方面请鲁迅赴苏联休养的事。黄源大概不知道苏联方面请鲁迅赴苏联休养的事，所以在看到唐天然的《〈鲁迅日记〉中的“越之”》一文之后，回忆起鲁迅曾经对他说过的有人邀他去苏联休养的事，并结合鲁迅在1936年1月29日的日记所记载的内容，说“《鲁迅日记》中的’越之’即胡愈之，可以作为定论了吧。”黄源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鲁迅日记》中的“越之”并不是胡愈之。

    考虑到胡允恭在1936年11月6日用“庸之”的化名发表了回忆在上海面见鲁迅的文章，而“庸之”与“越之”这两个名字虽然不像唐天然考证文章中所指出的“越之”与“愈之”音义那样咸同，但还是近似，再结合黄源这篇回忆文章中鲁迅在1936年1月29日对黄源谈话的内容，那么，这位《鲁迅日记》中的“越之”是否有可能就是“庸之”即胡允恭呢？ 期待相关史料的证明。

    （本文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是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