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发展远超明代吗？

    ■德怀特·H.珀金斯/文，李春圆/译

    过去的七十年中，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此之前，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聚焦于政治、思想方面，其他领域值得关注的论著为数寥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各种经济议题，如工农业技术演进、长途贸易的发展、历代的货币体系，等等。这些成果为我们书写包括经济方面在内的、更全面的中国历史奠定了基础。刘光临教授的这部《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1000-1500）则是一次重大的推进。

    作为历史学家，刘光临教授具备处理前近代史料所必须的语言能力，特别是处理宋、明两代史料所必需的相关知识。这使他有可能深入研究宋代经济的性质和规模，他揭示了宋代水运系统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商税的大幅增加，大大增进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他将此与明代商业衰落、明朝重新依赖土地税收进行对比的分析也非常精彩。他还对宋、明两代的货币体系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作出了重要研究。他收集了数量可观的工资数据，并且利用自己对货币、物价的研究，估算出了特定部门特别是士兵的实际工资情况。他为这些数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编制了多篇附录，它们将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研究宋、明两代经济的宝贵资源。

    不过，刘光临教授这部著作的价值，远不只是为研究宋、明两代的其他历史学家或任何研究前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供“建筑材料”。首先，他的研究不局限于一个朝代，而是具有明确设计的比较框架，也就是要比较宋、明两代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其次，虽然刘光临教授主要接受了历史学家的学术训练，但为了充分揭示相关数据的内涵，他也努力学习并掌握了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

    宋、明两代经济的不同非常明显。刘光临教授的比较研究很清楚地揭示，宋代商业、城市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明代初期。宋朝政府依赖并致力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张，而明朝政府则转向了——用刘光临教授的话来说——一种前近代“管制经济（command economy），一种几乎完全不借助市场力量来实现国家管治与国防动员所需资源的经济体制。

    刘光临教授的研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部分应该是他为大致估算宋、明两代的GDP而作出的努力。当然，可用数据的不足使我们不可能对宋、明GDP作现代式的全面测算。李伯重曾经估算了晚清江南地区的GDP，并将之与地理面积大致相当的荷兰作了比较。（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就20世纪之前的中国而言，这是唯一称得上接近于全面的GDP测算研究。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对无论是宋代还是明初的任何一个重要区域展开像李伯重那样对逐个经济部门进行的详细分析。

    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30-40年代发展出GDP的概念，相关工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经济学家和相关学者只能看到工业、农业或能源的增长，库兹涅茨则希望GDP能够提供对经济整体增长的度量。本质上，刘光临教授这部研究宋、明经济的著作也希望提供类似的东西，即对宋、明两时期中国经济做总体规模的测算——无论人们是否称它为GDP。有了对经济总体规模的测算和人口规模的数据，就可以进一步尝试回答两个时期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孰高孰低。

    刘光临教授的数据显示，宋代士兵的实际工资大致是明初的2倍。这意味着，宋代的生活水平也可能达到明代初期的两倍。明朝政府给士兵发低薪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会倾向于认为，对工资差别的最合理的解释是它体现了军队无技术劳动力从其有可能从事的替代性职业中所获得的机会收入的差别。当然，这些工资数据会存在不可忽视的误差。这项研究所用的数据样本并不很多，而且从名义工资推算实际工资时所用的物价指数也可能存在误差。如果计算结果显示的工资差距是10%或20%，那么完全可以用样本偏差或物价指数误差来解释。但是，宋、明两代的工资数据差距达到了100%。在我看来，这样程度的差距应该不能仅仅归因于误差。

    不仅如此，刘光临教授的研究有力之处在于，他对宋代平均生活水平显著高于明代的论断并不仅仅建基于工资数据。实际上，工资数据只是一种验证手段，用来检验书中所阐明的宋、明两代经济的其他各种差异是否真的意味着宋代生活水平会显著高于明代生活水平。例如，宋代的人均贸易量是明初的7到10倍；宋朝税收主要来自商业税，这明显区别于主要依赖土地税的绝大部分其他中国王朝；为了应对巨大的贸易规模，宋朝政府还投入大量精力、资源来发展和改善水运体系；这些贸易的相当部分是服务于城市人口，后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显著地高于明初。宋代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估算值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其巨大的贸易规模和高度的城市化，这一关系的重大意义无法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充分展开，但至少可以说，这种贸易和城市化代表了一种在明初并不存在的超出基本生存线之上的经济剩余。

    刘光临教授业已说明，他的这部著作并不是对宋代与明初的收入、产出的终结性研究，而是建立了一个论证宋代和明初发展水平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下提供了的大量相关信息。刘光临教授承认这一点，并欢迎其他学者进一步发展、修正乃至否定他的若干论点。作者自己也提到，在许多方面他的估算可能会被未来的研究所修正或验证。

    我期待研究者会接受挑战，因为这将有助于加深我们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史、更是对世界经济史的认识。现在，从事近千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世界比较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使用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早前发表的中国数据，麦迪逊的估算又建基于中国学者的两部主要研究明清时期的著作。他假设明清的人均收入与前代相差不大，从而将数据直接上推了一千年。但刘光临教授的研究清楚地显示，麦迪逊的假设并不成立。

    如果我们接受刘光临教授的结论，即鼎盛时期的宋代经济已经远远超越农业主导型的经济（a large⁃ly agricultural economy），而具有了一个大规模的商业部门和相对高得多的人均收入，那么很自然会引出许多很有意思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明代对市场经济的背离是迫于客观形势的压力，还是明朝君臣的主观选择？ 蒙古入主中原对这一衰退的影响有多大？ 宋代所取得这些商业与技术进步与八个世纪之后、1870年代前夕在英格兰发生的早期工业化与商业发展之间又有何异同？

    总之，刘光临教授的这部著作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宋代与明初经济的认识，我不仅希望它会被广泛阅读，而且期待它能作为基础支撑起许多新的学术研究。

    （《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1000-1500），刘光临著，李春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本文为该书序言，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