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何以成为美国重建史研究的“圣经”？

    ■朱子悦 于留振

    1975年，年仅32岁的“青椒”埃里克·方纳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到了德高望重的资深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森教授的邀请，要他为哈珀公司出版的“新美国国家史丛书”撰写一部美国重建史。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已有研究的精辟综述，而不是新的原创性研究。方纳本以为他能在两三年内完成写作，但1978年，他于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期间，在当地的州档案馆里发现了121箱重建时期该州州长收到的公民来信，其中包括大量基层黑人的信件。随后，方纳走遍南部各州档案馆，搜集了重建时期大量有关黑人政治的原始文献。在这些材料中，方纳读到了许多重建史研究从未提到的内容。这让方纳意识到，要讲述美国重建的故事，绝不能只依赖现有研究成果，而是必须深入挖掘档案材料，开展原创性研究。

    经过十年的研究和写作，长达690页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下文简称《重建》）于1988年问世，旋即斩获包括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在内的多项学术大奖，被同行誉为美国重建史研究领域的“圣经”。时隔二十多年，在为该书2014年纪念版新写的“前言”中，方纳回顾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并梳理了该书初版以来的美国重建史研究后指出，迄今为止，虽然在重建史的某些具体研究中涌现了不少颇有新意的专著，但还没有任何学者将这些新的研究融合起来，写出一部关于重建的综合性新著来取代《重建》。换言之，任何想要了解美国重建历史的读者，仍然必须阅读《重建》。方纳写下这段话十年后，《重建》中译本问世。时至今日，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依然是关于美国重建史研究的最佳和最重要的著作。

    一

    《重建》之所以在百余年来的重建史研究中“傲视群雄”，关键在于方纳将既有的研究成果与他自己关于重建史的原创性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建构起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重建史观，彻底修正了传统的重建史研究。在方纳写作《重建》之前，美国学界在重建史研究中已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并形成了重建史研究的多种学派和史观。其中，20世纪初开始主导重建史研究的邓宁学派影响最为深远。邓宁学派认为，在内战结束时，和解是南北双方的共同愿望，林肯及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均推进了和解政策。然而，国会中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因为痛恨南部退出联邦的行为，将黑人选举权、腐败政府强加给南部，导致种族矛盾尖锐。南部在经历了不必要的政治灾难后，夺回了政府的控制权。一言以蔽之，重建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这种叙事将黑人刻画为毫无参政能力的孩童，将重建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激进派共和党人和南部政府的腐败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衰落，种族问题再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重建史学的“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先后应运而生。修正学派完全颠覆了邓宁学派的观点，将重建视为黑人社会和政治取得非凡进步的时代，而真正阻碍南部社会变革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不过，随着民权运动遭遇困境，修正学派的观点很快遭到“后修正学派”的挑战，后者认为重建是一场保守的、“肤浅的”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进程，重建是南部社会持续变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变革时代。

    方纳写作《重建》时，必须直面上述复杂的史学观点。但他没有简单地接受或批判这些研究成果，而是在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卷帙浩繁的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从已有研究中提炼有益的启示，并继承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1935）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将黑人的经历置于重建故事的核心。最终写成的《重建》，大大扩展了重建史叙事的时空范围。方纳将重建的起始时间设定为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1863年，并认为重建不是一场局限于南部地区的改革，而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将奴隶转化为自由劳动者和平等的公民”。根据这种解释框架，方纳生动地讨论了黑人追求经济独立和政治平等，以及创造自己的社区和文化的努力和斗争。方纳认为，赋予黑人选举权是重建时期最具激进意义的事件，也是19世纪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跨种族民主的实验。从内战与重建中诞生的新的民族国家，则以前所未有的决心追求一种全国性公民资格的理想，并将所有美国人不分种族地享有这种平等权利视为这种理想的内容之一。但受到种族主义、北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政治腐败等多重因素影响，重建未能实现对前奴隶的承诺。就其原本希望达成的目标而言，重建无疑是失败的。但方纳认为，“重建的不同寻常之处不是因为它失败了，而是因为它曾被企图付诸实践，以及它何以能够尽可能地存活如此长的时间”（中译本第1006页）。

    二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其综合性写作，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越该书写作时的历史研究在内容上以“社会史”和“政治史”、在写作风格上以“叙事型”和“分析型”划界的局限，将重建时代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将重建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内容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带有分析性的叙事。20世纪60年代，关注下层人物和边缘群体的新社会史兴起，“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到20世纪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塑造了历史学者对种族、性别、阶级、族裔等问题的兴趣。但史学研究在取得新突破的同时，其“碎片化”趋势日益凸显，个案和专题研究掩盖了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把握。《重建》反思了这种学术潮流，并证明了综合性写作的可能性与价值。

    其次，这种综合性写作也超越了传统研究只关注南部重建的趋势，将南部的重建故事置于全国性背景之下，并将其与北部和西部的重建联系起来。在方纳笔下，北部和西部的社会、经济变革深刻影响着华盛顿的政客对待重建的态度，诸如联邦权力的强化、铁路投机的兴盛、自由劳动社会的发展等趋势为南部重建提供的权力保障、资本流入和理想范本，但1873年经济萧条、全国性的劳资冲突和自由劳动信念的衰退和异化则最终压垮了北部共和党人对重建的承诺。同时，由联邦政府推动的重建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引发了州权拥护者的强烈反对。加之日益严重的税收负担和政治腐败，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党人对重建的支持。

    此外，《重建》的综合性写作还将不同群体的重建故事有机地融入到同一叙事之中。方纳对黑人经历的强调并不是忽视其他群体的重建故事，相反，在《重建》中，读者能够看到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不同地区的普通白人、北部和南部的商业精英、新出现的有组织化的劳工群体，以及大量基层黑人和女性围绕重建进程展开的复杂博弈与互动，正是所有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最终塑造了重建的进程和结果。

    三

    此外，方纳在兼顾学术研究与政治立场完美平衡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现实关怀和道德立场融入到严谨的重建史写作之中。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如实地还原过去以追求真相，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历史学家对无穷无尽的史料的选取本身就包含着自身的政治倾向和道德立场。历史学的研究规范可以有效约束历史学家脱离史实地“胡说八道”，但并不能约束历史学家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不同历史学家对于哪些“史实”最为重要并无一致的看法，而历史写作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动。进而言之，历史学家并不只是历史进程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还是历史进程的塑造者。因此，历史学家不应畏惧或回避选择价值立场。事实上，不同时代的历史研究，既深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同时也在影响现实政治，而重建史研究，正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这种“史学政治”的绝佳范例。

    邓宁学派的重建史研究，深受当时南部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潮影响，他们的研究反过来又为种族隔离法律、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和民主党在南部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方纳本人出身于美国的老左派家庭，成长于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之中，因此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塑造。方纳对美国历史上的激进主义和异议传统充满敬意，对黑人的历史遭遇充满同情。在《重建》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方纳对黑人群体的热切情感。但与此同时，作为训练有素的严谨历史学家，方纳的写作却冷静克制，言必有据。譬如，在写到黑人对《解放奴隶宣言》的欢呼之情以及他们关于“自由”含义的理解时，方纳用丰富的史料证明了黑人的“人性”及对美国历史的深刻认知，用事实批驳了邓宁学派的荒谬解释。正如该书中译本译者王希教授所言，《重建》的重要方法论启示之一，就是展示了“如何带着道德立场但不违反学术公正地讲述富有争议的历史故事”。

    四

    《重建》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学界已有丰富的评论。但另一个问题是，既然《重建》已是重建史研究的权威，那么后来的学者还有什么可做？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就专题研究而言，《重建》非但没有终结重建史研究，反而推动了重建史研究的新局面。过去三十多年里，关于重建时期的几乎每个侧面都得到了更为细致的研究。重建研究的史料基础、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关于重建的时空界定，都得到了极大扩展。但与此同时，重建史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有志于写作新的重建史综合性著作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早在1989年，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珀曼（Michael Perman）在评论《重建》时就慨叹，《重建》的“综合性研究已经如此成功和彻底”，未来的历史学家“还有什么可做”？ 此外，如果不以黑人为中心，如何寻找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路径，将重建时期错综复杂的问题形成一个连贯性的叙事？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史研究，似乎可以提供一些启发。

    近年来，新资本主义史已成为美国历史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一种发展趋势，但新资本主义史与重建史的交集和对话还不充分，新资本主义史学家还没有关注到重建史的宏观问题，重建史学家也尚未给予资本主义史研究充分重视。然而，新资本主义史将资本主义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并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更为宏阔的学术概念，试图打破社会史、经济史、劳工史、企业史、政治史等各个分支领域的藩篱，则有望开启重建史的综合研究。譬如，如果将资本主义作为重建史研究的核心，那么，无论是农场主、（前）奴隶、实业家、工人，还是金融家、政治家，都不能彼此分开来进行理解。事实上，虽然《重建》的问题意识并不是讨论资本主义，但它讨论的核心内容，如奴隶制度的毁灭及新的劳动制度的建立、新的具有强大权威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壮大，无不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换言之，《重建》研究的问题，主要就是阶级的形成、国家构建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转型，以及推动这些转型的动力，这些问题恰是当前的新资本主义史关注的核心问题。

    然而，即使可以找到新的解释框架，谁能将这种框架付诸实践呢？ 同样以研究美国内战与重建史闻名的斯蒂芬·哈恩（Steven Hahn）曾试图以资本主义为核心，写作一部新的19世纪美国史。他的《美国的内战与重建（1830—1910）》在学界颇受好评，但无论在知识的深度与宽度、写作的思想性和丰富性方面，仍然无法取代《重建》。因此，虽然关于重建史研究的专题著作仍在源源不断地问世，但如果想要通过一本著作全面系统地了解美国重建，方纳的《重建》仍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