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名士如何进出于庙堂与山林？

    ■叶克飞

    太平二年（公元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南梁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南陈。

    梁敬帝的禅让诏书中写道：“梁德湮微，祸乱荐发，太清云始，见困长蛇，承圣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武、元之祚，有如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将梁朝的衰微归于德运，坦言王朝更替是历史规律。

    陈霸先登基后，也在下发给各州郡的敕书中写道：“梁德不造，丧乱积年，东夏崩腾，西都荡覆……天下分崩，未有若于梁朝者也。”他也曾坦言，自己作为梁朝武臣，曾经“冒愬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祀，十翦强寇”，却终不能改变梁朝“天禄斯改，期运永终”的命运。

    李磊在《流风回雪：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一书中写道：“不论是梁朝自己的总结，还是陈朝的盖棺论定，都没有言及梁朝的灭亡是人事所致，而是将之看作德运的转移。这些诏书虽皆为士大夫领袖徐陵所作，但其政治观点无疑来自最高统治者。”

    三年后，陈霸先去世，其子陈蒨登基，是为陈文帝。他在诏书中虽然批评了梁朝末年的奢丽风俗，但仍然没有整饬之意。六朝时代的“江左士风”，此刻仍在继续。

    不过在李磊看来，情况早已出现变化。正如《流风回雪》中所言：“如果说江左士风从东晋迄于宋、齐、梁的变化可以归因于士林与皇权之间关系的变动，那么这一视角虽然仍可贯穿于陈朝，但问题的逻辑却发生了反转。皇权一直试图干预士风，贯彻皇权权威，而士大夫则力图维持其文化上的自立性，不论刘宋时代二者的冲突、还是南齐时代二者的妥协，都反映出士林与皇权的关系是在对立中达成统一。梁末侯景之乱与江陵沦陷，使士大夫遭受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乱，基本丧失了与皇权相抗的力量，陈朝的名士风流更多地取决于朝廷对士大夫的宽待态度。”

    也就是说，在梁末丧乱中遭遇沉重打击的士族，在陈朝政坛已经不具备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只能依附新兴的政治军事集团。但士大夫阶层仍然有着巨大的利用价值，朝廷希望利用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权威地位，为自身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因此士风并未整顿，士大夫阶层未被清算。

    但对于陈朝士大夫而言，他们难免会想到旧时风流，并发出慨叹。在此前三百年间，名士风流，还有那群身处庙堂又能心在山林的人，一步步推动着政治玄学和门阀社会的相辅相成。它当然曾阻碍时代进程甚至酿成悲剧，但也因那些风流浮华，有着至今令人怀想的一面。

    “流风回雪”这个书名，来自于《洛神赋》，原本形容洛神绰约风姿的句子，用来形容六朝名士身处庙堂又心在山林的名士风度也恰如其分。

    魏晋乃至南朝的士风以玄学为底色，它也曾有过地理上的变迁。魏末和西晋时期盛行于中原地区，东晋和南朝则转移至江南地区，而北朝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因为士族门阀地位的巩固，士风也逐渐背离原先的经学思想，开始崇尚江左文学与玄学，渐渐与南朝趋同。

    玄学主导的士风之所以成为主流，是汉末政治巨变的结果。东汉末年，皇权式微，士大夫阶层也备受冲击，两汉以来的儒家统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士大夫阶层开始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仅集中于政治层面，也体现在个体自身层面。尤其是战乱和复杂政治，使得许多士大夫放弃政治理想，将自保视为人生大前提，也因此崇尚所谓“澹泊”。

    说起两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它的反传统色彩确实有迷人之处。书中总结为三个层面：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崇尚放达，为官崇尚不尽职守。但这种放任，却是依托于门阀士族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因此也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悖论。

    南朝时期的江左士风，延续中原形态，但仍有自身变化。刘宋建立后，士大夫致力于维护自身独立于皇权的地位，因为出身贫寒的刘裕雄才大略，对权力的控制远非两晋时期被门阀士族裹挟的皇帝所能及，士族阶层已经不具备两晋时期的巨大权力，话语权逐步被皇权侵蚀。

    此后，尽管皇权时进时退，对士大夫阶层的态  度也经历过制衡、严密控制和相对放任等多种形态的交替出现，但总体脉络始终没有变化，即士大夫一直在追求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人格，并以此争取政治话语权。二者也有过相互妥协的时期，比如南齐的永明儒风，就是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融合。

    在《流风回雪》的结尾，梳理了士风的演变线索，归结为四条：一是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识与自利意识的此消彼长；三是士大夫对本阶层的反省与批判；四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动，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及演变，对世风发展的影响。

    汉末的荀彧之死，就被李磊视为士大夫政治理想的幻灭。荀彧心怀“匡复之志”，他与曹操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政治合作。最终曹操专权，荀彧辞世，也意味着汉末士大夫“匡复之志”这一政治理想的幻灭。

    这种精神困境是六朝时期士大夫所面对的共同氛围，无论妥协还是突围，都无法真正实现人生的跨越，清谈和玄学，恰恰是将人生价值转向内在。

    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六朝的玄学之风的确是不成功的，它无力改变乱世，反而放大了政治结构的天然缺陷，将历史拉入更深的泥潭，但在个人层面，它留下的遗产却极为丰厚。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或者说知识分子阶层，罕有这样一个尊重个性、着意于内在精神空间和独立人格的时代，即使这种个性的追求有自保甚至自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