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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圣宇
笔者认为霍克思英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the Stone），为《红楼梦》的版本史增添了一个全新的本子，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第一是霍氏的英译文与之前的英译本都不一样，在英文系统里自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本子；第二是霍氏英译文的中文底本与现存的各个本子也都不一样，它并没有写成中文，在笔者把它还原成汉英对照版之前只存在于霍氏翻译过程中的脑海里。笔者曾把它叫作“迷失的译者版本”（The Lost Translator’s Copy），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称之为“霍本”《红楼梦》。
《红楼梦》的流传过程十分复杂，版本极多，但基本可以分成抄本和刻本两个系统，或称脂本与程本两大派别。脂本又分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己卯本等等，刻本又分程甲本、程乙本（还有张爱玲所谓程丙本、程丁本等等，就看研究者愿意搞多复杂，而要多复杂就可以有多复杂，因为即便是同一个本子，不同的出版社印刷或复制的次数也难保不会略有差异。说不定将 来会有 甲 戌12A-3，乙 卯645β-7之类的说法）。后世各家出版社出的本子，大体都逃不出这两个系统之中的某一个版本，或者是从这两个系统的若干本子中综合取舍而成的百衲本。普通读者日常阅读欣赏当然没有太大关系，不论使用哪一个本子，读者知道他读的是《红楼梦》而不是《西游记》就成。但如果要仔细研究，版本问题是一定无法绕开的。正如再高的大厦都要从基础建起一样，不论是阅读、理解、欣赏，还是翻译、考证、批评，都离不开一个校勘精良、质量可靠的本子，封面、装帧、设计、品相等外部因素反而在其次。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那就是“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当然说得很对，不过笔者以为可以稍微动一个字，改成“书非校不能读也”。不光是读古书，读外文书也一样，假如不知道版本，不懂校勘，那么也很可能会不得其要，甚至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正如王叔岷所说：“校书虽为愚事，而实治学之本也。……治学当有本末，求之有渐。字句未正，是非未定，恶足以言至论之旨哉！”想要正确地理解霍氏翻译的《红楼梦》，如果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底本，也不明白底本问题为什么重要，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空谈，因为“字句未正，是非未定”，要谈“至论之旨”是不可能的。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红楼梦》第二回林黛玉出场的时候，曹公本来有一句介绍她年龄的话：“年方五岁”。霍克思的译本把这句话删去了。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去查霍克思译文的手稿，他其实是译了这句话的（这句话也不难译），不过他把译好的句子画掉，然后又重新用括号括起来，用拉丁文写上“保留原文”，最后又用红笔把括号去掉。这显然说明他一直在犹豫、反复，到底要不要保留这句话。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按照原文翻译是最简单也最稳妥的办法。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删去“年方五岁”这短短的一句话呢？林黛玉进贾府的年龄问题，红学家们争论不休，许多年前还曾有研究者把人物年龄的相关数据输入电脑，得出了“九岁”的答案。九岁么，当然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借用电脑来解决虚构人物的年龄问题，似乎有点令人哭笑不得。在企鹅版英译《红楼梦》第二卷《海棠诗社》的序言里，霍克思解释道：“书中有些不一致之处是任何编辑工作都无法解决的，而一旦改动将会非常危险。比如说，第二卷中开头的几回里宝玉、宝钗反复声称：宝玉和黛玉自幼一起长大，相对而言宝钗来得比较晚。这与第三、四回中的内容相矛盾，从这两回中可以看出宝钗只比黛玉晚到几天，最多也就晚几个星期而已。”也就是说，林黛玉的年龄问题在曹公的原文里就是模糊、矛盾的，任何编辑都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霍克思动用的是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他干脆删去了这句话，这样在译文中就没有这个漏洞。
第二个例子在第四十五回：“周瑞家的磕头起来，又要与赖嬷嬷磕头，赖大家的拉着方罢。然后他三人去了，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霍克思把这里的“三人”译成了“four wom⁃en（四人）”。任何一个学英文哪怕只学了一天的人，也不会把“三”译成“四”。那这是为什么呢？ 仔细查阅《红楼梦》的每一个版本，此处都是“三人”，不是“四人”，因此霍氏的译文并没有版本的依据。不过答案其实很简单，这里只是曹雪芹自己写错了。如果我们仔细地对照上下文，熙凤屋里当时的客人除了李纨和姐妹们，还有周瑞家的、张材家的、赖大家的和赖嬷嬷，确实应当是“四人”，而不是“三人”。霍克思对这些细微之处的矛盾曾经表示过无可奈何：“至于年龄和日期——几乎是所有关于数字的方面——翻译者真拿雪芹没办法，我怀疑，也许他就是不善数学——是那种总数不清零钱的人。”所以霍克思在《英译笔记》里戏称曹公为“OFA（Our Forgetful Author，我们健忘的作者）”。
第三个例子在第四十八回：“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此处的“一日”，看似最平常不过，但霍氏偏偏译成了“Next morning（次日）”。香菱学诗学得再快，也不太可能一个晚上就把王维的五言律诗全都读完了，而且还领略出下文所说的“三昧”来。这里似乎是霍克思弄错了，把“一日”理解成“次日”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其中包含着译者大费周折的思考。根据霍克思的《英译笔记》，他认为所有的文本在10月—12月的日期似乎都是混乱的：
（1） 香菱10月14日去黛玉处学诗，整夜读王维。
（2）“一日”她回来换书，她写了两首诗，夜里梦中写了第三首。
（3） 第二天新来了七个人，宝玉说“明儿十六”。
（4） 一两天后（？）李纨说：“昨儿的正日已自过了”。
（5） 五十回贾母说：“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
（6） 诗社集会前后，作者告诉我们新年快到了。
四十八回中有两处香菱在户外作诗，好像也没有比她在房里穿更多的衣服。所以时间不可能比十月更晚。为什么？
霍克思建议：
（1） 把“一日”改成“次日”
（2） 把“明儿十六”改成“今儿十六”
（3） 假设“昨儿的正日”是十一月初二，把“这才是十月”改成“这才是十一月”
这几处改动原文，虽然只有一两个字的区别，但都是霍克思细读原文、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霍氏像是编剧或导演在梳理原作的时间线，以便调动场面，安排镜头。虽然作为译者他看似只是在翻译一个字或一句话，但他的目光并不仅限于此处，而是贯穿小说始终，因为译者笔下的小说前后文也必须要有照应。这就说明两件事：第一，他身为原作读者已经吃透了曹公的原文，能够发现原文这些不起眼的漏洞；第二，他没有放弃自己作为译文作者的立场与作用，他并没有对原作亦步亦趋，唯曹公马首是瞻，而是洞察全局、目光如炬。读者若只读原文，或只读译文，一定不容易发现这样细微的改动。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觉得只有双语对读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霍克思译文的好处，当然也才能更好地明白其缺陷所在。
版本校勘其实也是正确理解与研究霍氏译文的第一步。正如陆九渊所谆谆告诫的那样：“后生精读古书文。”研究的基础是精读，而精读的基础笔者以为不妨从校勘开始。从2009到2012年，笔者在闵福德先生的指导与帮助下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整理校勘《红楼梦》汉英对照双语版，目的不光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汉英对照本，同时如实地反映出霍克思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到底做了哪些增删改动”，也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并读懂霍氏的译文。正如美国校勘学家托马斯·坦瑟勒所说：“校勘是文学（以及其他类似的艺术形式）批评分析的基础，这句话在通常的含义之外，还有几重意思。通常我们说，校勘是学问的根基之一，因为文学批评开始进行富有成效的分析之前，校勘应当提供一个准确可靠的文本。但是，校勘学家所推出的任何文本，本身就是文学批评的产物，反映出特定的美学立场，以及确立文本‘正确性’（correctness）之构成要素的特定方法。”我们当然也可以说，霍克思所推出的“霍本”《红楼梦》，本身也是文学批评的产物，它反映了霍氏特定的美学立场，确立了霍译本正确性之构成要素的特定方法，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详细阅读、研究与批评。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文化历史语言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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